“分散化”的稳态经济管理模式

“分散化”的稳态经济管理模式是阿格尔在莱斯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提出在通过技术的“分散化”和社会政治管理的“非官僚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阿格尔赞同舒马赫主义，认为舒马赫对被“生态马克思主义”称为小规模技术的专门术语进行了界定。舒马赫反对大规模工业生产，认为最大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他提出了一种“适宜的技术”，认为“小的是美好的”。阿格尔指出，舒马赫对庞大工业结构以及它所导致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并不是一种激进的批判。在阿格尔看来，舒马赫没有把小规模技术的概念与从质上对主要社会制度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由此使舒马赫的观点激进化。阿格尔主张，“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21]。

阿格尔反对韦伯官僚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并对韦伯式的方案提出了两点异议：其一，阿格尔认为等级制，即上对下进行支配为工业生产所必须这一点并不使人信服；其二，阿格尔不同意官僚主义形式常常赖以为前提的劳动高度破碎化。他认为，要工人对工厂或办公室的决策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或使工人从属于高度破碎化的生产过程，并不是工业生产本身必须的条件。阿格尔说：“我们的看法是只有按小规模技术发展起来的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的生产过程才能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22]

阿格尔首先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来阐释进行社会变革的模式。他说：“这种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工业繁荣的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在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评价。”^[23]阿格尔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来说明，当人们远离先前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主义贪得无厌的控制观念后，人们重新培育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重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并重新评价获得满足的手段和内容，把“人的幸福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劳动和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阿格尔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人们明白“多少就是足够了”。^[24]

在阿格尔看来，分散化的经济运营模式本身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概念，它需要和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联系起来。阿格尔认为，工人管理非常重要，在马克思那里，已经“赋予拥有生产资料和管理生产资料以同等重要的地位”^[25]。阿格尔通过对南斯拉夫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比较，指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根植于工人管理，而苏联则根植于国家控制。他进一步分析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工人拥有生产资料，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种国家高度控制下的中央集权所有制。阿格尔对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解释已经预言了后来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他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所有制分散化的程度与非官僚化的程度成正比。换句话说，社会生活全面非官僚化的可能性在一个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工人管理）的制度中要比在一个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制度中大得多”，“社会主义所有制必须被看做是由工人管理的（以及工业技术分散化、最终非官僚化的）所有制。”^[26]

但是，阿格尔把实现分散化、非官僚化，实行工人管理视为生态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有效途径，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确实在生态社会主义内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由于这一理论自身的设计漏洞使得它在实践上无法推行开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全球化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已经无法将这个经济体系分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散的块状模式，而且在日益加剧的失业、能源短缺等世界性的难题面前，阿格尔的这种经济模式理论更是因为不现实而被之后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