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中的恢复性司法

在史诗著作《昨日世界》中，进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描述了他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传统社会的经历，并从这些经历中吸取了我们今天如何提升自己所属社会的经验教训。在讨论这些社群如何实施司法时，戴蒙德讲了名叫马洛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故事，此人在乡镇小路上意外撞倒一个名叫比利的小男孩，并致其死亡。这是一场意外。比利一下校车，就从车后面飞奔而出，当马洛发现男孩时已经措手不及了。比利突然横穿马路为了见自己的叔叔，正好冲到了马洛的车前，他不可能及时停车。不同于西方（除非我们想肇事逃逸），马洛没有等警察到来，他慌慌张张地折了回去，因为正如戴蒙德解释的那样，“愤怒的旁观者可能会把肇事司机拖出来当场打死，即使事故不是司机而是行人的错。”

加剧紧张形势的是这一事实，马洛和比利来自不同族群（马洛是本地人，但比利来自低地地区），根据戴蒙德的解释，这会激化情绪：“如果马洛停下来，下车救那个男孩，他可能已经被低地的旁观者给打死了，不仅如此，车上的乘客也可能已经被拖出来杀死了。但马洛很镇定，他把车开到了当地的警察局自首。为了乘客的安全，警察把他们暂时锁在警察局里，而为了马洛的安全，警察护送他回到他的村庄，后面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待在那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戴蒙德称，“展示了新几内亚如何通过他们自己的传统机制实现公正并和平解决争端，这里的传统社会与很多其他传统人群一样，基本上处在政府建立的司法制度的有效管辖之外。直到5500年前国家带着它们的法典、法庭和法官开始兴起, 贯穿整个人类史前时代，这样的争端解决机制可能一直在起作用。”[46]

戴蒙德认为恢复性司法的关键是赔偿。当然，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通过赔偿得到纠正——死亡是其极端——因此在这个案例中，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所说的赔偿是指“赔罪钱”或者补偿，由充满悲伤懊悔的施害者支付给受害者家庭。“新几内亚的传统司法机制的目标与国家司法制度大相径庭”，戴蒙德解释称，“虽然我同意国家司法有拥有巨大优势，对于解决国家公民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争端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但我现在感到当争端方并不陌生，而是要在争端解决后继续共处时，我们可以从传统司法机制学到很多，例如他们可能是邻居、商业伙伴、孩子离了婚的父母和争遗产的兄弟姐妹。”[47]马洛藏匿了好几天，充满恐惧，因为他预料到了事故的可怕后果。接下来发生的事值得注意。三个重要人物来到了马洛家门口，其中有遇难男孩的父亲佩蒂。马洛不知道是该面对还是该逃跑。逃跑可能会让他家破人亡，所以他还是让他们进了门。戴蒙德从那里继续往下讲，因为通过一个叫吉迪恩的人，这个故事与他有了关系。吉迪恩是雇用马洛的公司的业务经理，他见证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作为一个刚刚遭受丧子之痛的人，佩蒂面对肇事者的雇主时的行为令人感佩：很明显还没有从打击中走出来，但镇定有礼而又直言不讳。佩蒂沉静地坐了一会儿，最后对吉迪恩说，“我们理解这是一场事故，你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想找麻烦，我们只是想要你们帮助处理后事。为了接待葬礼仪式上的亲戚，我们要你们出一点钱和食物。”吉迪恩代表他的公司和同事表达了慰问，并做了一些模糊的承诺。当天下午，他去了当地超市开始购买习俗要求的食品：大米、罐装肉、糖和咖啡。

事情到此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比利所属的大家族还是个大问题，他们肯定会感受到比利之死的刺痛，很可能要寻求报复。吉迪恩认为马洛应该直接去找他们道歉，但公司的一个名为Yaghean的男性高层不建议如此，他有过协调赔偿的经验。“如果你自己，吉迪恩，太早过去，我担心那个大家族和整个低地社区可能仍然怒火未消。作为替代，我们应该走适当的赔偿程序。我们会派一名使者，那就是我。我会与包括低地定居点的选区的议员谈，他然后会同低地社区谈。他和我都知道赔偿程序该如何推进。只有在程序已经完成之后，你和你的员工才能有一个向对方家庭说——道歉[tok-sori in Tok Pisin]的仪式。”

第二天安排了会面，尽管群情依然激奋，但Yaghean担保不会有暴力。Yaghean随后谈妥了赔偿，由公司向对方家族支付1000基那（约300美元）赔偿。马洛也安排送给受害者家庭一头猪，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补偿，称作bel kol或者“抚慰一肚子怒火”，意在缓和复仇情绪。第二天，所有相关方在受害者家宅地上的一个帐篷里聚首了，赔偿程序也开始启动。戴蒙德描述了剩下的仪式：

仪式开始，一个叔叔发表讲话，感谢造访者的到来，也表达了比利之死带来的深切悲伤。然后，吉迪恩、Yaghean和其他办公室工作人员谈了话。向我描述这个事件时，吉迪恩解释，“不得不讲话的感觉糟透了，实在是糟透了。我哭了。当时，我也有年幼的孩子。我告诉对方家庭，我试着感同身受地想象他们的悲痛。我说我深切体会到这一点，当我试着设想事故是发生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的悲痛肯定是难以想象的。我告诉他们，我给他们的食物和钱算不了什么，比起他们孩子的生命一文不值。”……当比利的父亲讲话时，他的母亲静静坐在他身后。比利的一些叔伯站起来反复声明，‘你们与我们之间相安无事了，我们对你们的回应和赔偿感到满意。’每个人——我的同事和我，以及比利的整个家族——都在哭。”[48]

在这之后，家人们移交并开始食用食物……一切都很平和。程序起了作用，不是因为施害者向受害者家庭支付了赔偿金和食物（尽管有帮助），而是因为施害者深深地并且真诚地感到并且肯认受害者家庭的痛苦。

如果比利不是死于意外，而是死于马洛的蓄意谋杀，事情又会怎样？据戴蒙德的对话者解释，在那种情况下，补偿会高得多（10000基那而不是1000），交换的食物要多得多，而如果这些——连同真诚悔恨的恰如其分的泪水——还不让人满意，事情非常可能会恶化为一场讨债式的杀戮。很可能马洛就是目标，如果不是他，就会是一个近亲。反过来，讨债式的杀戮又会导致复仇式的杀戮，随后可能会升级为世仇，随着双方互相袭击和谋杀，很可能最终会导致一场全面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