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并不清楚，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决策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决定，又在多大程度上可由遗传来解释。这个研究体现了决策行为中的遗传效应，并开启了对公平博弈的生物学研究的序幕。然而，Wallace等的研究并未给出直接的证据表明公平偏好的进化过程，比如基因的数目或每个基因的影响等。目前，受这一研究的影响，已有研究开始探讨基因多态性对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影响，比如5-HT受体基因多态性和多巴胺受体基因多态性等。
决策行为中的遗传影响_公平博弈
行为遗传学常采用双生子研究来发现显型的遗传性，以期发现遗传和环境在塑造行为中发挥的相对作用。在Wallace等（2007）的研究之前，研究者即存在争论：公平偏好和不公平厌恶行为是人的本性使然，还是后天社会规则使然。人们并不清楚，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决策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决定，又在多大程度上可由遗传来解释。通过将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决策结果进行比较，Wallace等（2007）的研究发现，遗传可以解释反应者决策行为的42%的变异，而环境可以解释58%的变异（Wallace，et al.，2007）。这个研究体现了决策行为中的遗传效应，并开启了对公平博弈的生物学研究的序幕。
Wallace等（2007）的研究提示了一种可能性，即拒绝不公平提议以追求公平的行为有着其遗传学基础，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Henrich等（2001）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状况下，人们都表现出公平偏好和不公平厌恶的倾向，这种行为很可能在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被认可和被提倡，因而被写入了基因。然而，Wallace等（2007）的研究并未给出直接的证据表明公平偏好的进化过程，比如基因的数目或每个基因的影响等。目前，受这一研究的影响，已有研究开始探讨基因多态性对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影响，比如5-HT受体基因多态性和多巴胺受体基因多态性等。但相关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积累的证据还比较少。然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遗传或进化的影响，那就是，人类的近亲——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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