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城市群发展

“城市群”一词在有关经济发展的各类出版物中被频繁使用，但在经济学中被研究的程度却远远不足。城市群之所以存在，至少在以下两个意义上体现了经济活动与空间的关系：第一，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占地面积很小的城市群（尤其是其核心大城市）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地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性，在同一个城市群内部，不同规模的城市分工协作，互为需求与供给，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难以让人满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并没有被很好地定量研究过。

2000年，美国定义了最新的大都市区界定指标体系（core-based statistical area，CBSA），其中，将大都市区的概念总结为：“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的邻接社区的组合，一般由县作为基本单元。”该指标体系涵盖了如下四个方面：“以通勤率为主的功能整合指标、以人口密度及非农劳动力比例度量的大都市区特征、主要由最小人口规模界定的中心核地区，以及以县为主体的基本地理单元。”^[4]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最新的CBSA将中心核的最小人口规模从之前的5万人降低到1万人，并在寻求更小的基本地理单元。因此，即便考虑了人口总体上的差异，美国的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s，MA）概念无论是在空间还是人口意义上都有别于在中国通常所讲的城市群。

在中国，城市群一般有三个维度上的概念：一、地理维度，如在中国地图上，以某大都市为圆心，某一距离为半径，形成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圈”；二、经济维度，作为城市群核心的大城市存在着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这比较接近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群的含义；三、行政维度，国家重要文件、纲要等对城市群范围加以行政上的规定，加入某城市群可能意味着区域内更多的经济往来和更小的市场壁垒。陈建军（2009）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介绍了行政维度划分城市群的发展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区成立之时，仅包括上海及其周边的10个城市，20世纪末发展为15个城市，而2007年形成了包括两省一市的“长三角经济区”，2008年又加入了安徽省，形成了更加广义的“泛长三角经济区”。

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背后是经济力量的作用，如果不理解这些经济力量的作用机制，就难以科学地理解城市群的辐射范围。新经济地理学中有关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理论对研究城市群的辐射范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基于“中心—外围”理论，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测出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并对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趋势有较为清晰准确的把握。根据Fujita和Krugman（1995）、Fujita等（1999b）的模型，工业集聚发展可以享受规模经济效应，节省交易成本，而且不同的生产者之间互为需求，于是，一个经济可以内生演化成工业为中心，农业为外围的模式，即“中心—外围”模式。这种模式又可以模拟出一条以经济中心为原点，反映市场潜力与地理区位关系的“∽”形的曲线（具体参见本书第2章图2.1）。“∽”形的三次函数性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非中心城市远离中心城市——往往是大港口——的过程中，其能够获得的港口带来的间接优势（如贸易可达性）以及大港口自身作为大市场的需求效应将逐渐减弱。随着到核心大城市（港口）距离继续拉大，到核心大城市（港口）的运输成本越来越高，港口所能带来的国外贸易的优势被抵消，而国内以及区域贸易带给城市的好处逐渐占据主要地位，这时，到核心大城市（港口）的距离越远，越能够产生一种离散力。如果与核心大城市（港口）的距离进一步增大，可能导致的是在国外贸易不可达的同时，国内和区域贸易的交通运输成本也上升，使该地区同时远离了国际与国内市场，从而导致市场潜力下降。在对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进行测度时，“中心—外围”理论模拟出的三次曲线也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因为正是在“∽”形曲线的第一个低点的位置发生了集聚力量与离散力量谁占主导地位的交替，在经济上产生了“相对劣势”的地区。因此，本章将“∽”形曲线的第一个低点以内集聚力量占主导的范围称作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由于“中心—外围”模式的形成依赖于收益递增、交易成本以及需求这几个因素，而在实际生活中，这几个因素起作用时的强弱在不同的经济中（如中国三大城市群）有不同的参数，于是，模拟出的到大城市（港口）的距离与人均GDP（作为市场潜力的度量）的三次型曲线就会体现出相应的差异。据此，就可以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的辐射范围进行横向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