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地理学的发展

汉代地理学的发展_中国古代地理学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到两汉时代（前206—220），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代地理学亦有很大进步，主要表现在地理认识、地理著作等方面。

先秦时人关于地球、世界的观念主要有“盖天说”、“大小九州说”等。秦汉时期，这些观念仍在一定时期流行，但也出现了新的世界认识论（宇宙观），这就是“浑天说”的盛行。

“浑天说”源于何时，尚难断定，但汉代已广为流行却是事实。如西汉时落下闳（hóng）、耿寿昌，东汉张衡都曾制造过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的天体模型——浑天仪。关于“浑天说”的主要内容，《晋书·天文志》中是这样记述的：天像一个鸡蛋，地如鸡蛋中的蛋黄而居于天内，天大地小。天的内外都有水。天和地都漂浮在空气中，载水而运行。一周天为365.25度，一分为二，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所以二十八宿（星座）一半可见一半不可见。天像车轮一样不停地运转。

可见，这种见解比“盖天说”等更接近科学的天地观。首先，它提出了地的球体观念及与天的大小关系（“地如鸡子中黄”、“天大而地小”）；其次，又正确指出了天地皆为“悬浮”之物（“乘气而立”）；再次，划分了天体的度；第四，正确解释了二十八宿隐现的原因（以地平线为界，“半覆地上，半绕地下”）。当然，这一见解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是地转而不是“天转”；天表里并无水，仅大气层中云层成雨；地球非为天的中心等。

秦末汉初，居于我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乘机发展，势力很快达于我国西北及北方广大地区，而且时常威胁汉朝，给西汉王朝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压力。

汉初国势较弱，对匈奴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暂求苟安。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时，西汉国力已极为强盛，为了解决外患，他决心反击匈奴。恰在这时，汉人从俘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屡受匈奴迫害而由祁连山下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常恨匈奴”，夙有报仇之愿。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招募使者，准备派遣出使西域⁽²⁾，联合大月氏共同反击匈奴。

这时，一位曾任皇帝侍从，名叫张骞的人便应募而出，受汉武帝派遣，为完成抗击匈奴的政治使命，率100多名随从，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地理探险旅行活动。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一行由匈奴人甘英作向导，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县南），进入河西走廊，不料很快被匈奴人发现并俘获。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附近），拘禁10多年之久。直到元光六年（前129），张骞和甘英等人才得以逃脱，继续西行。他们取道天山南麓，经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咸海以东、费尔干纳西北），到达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由伊犁河流域迁到了妫（guī）水（今阿姆河流域），那里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他们对远征匈奴已无多大兴趣。因此，张骞在此交涉近一年，而始终没能促使大月氏去攻击匈奴，只好决定回汉朝复命。此间，他曾渡过妫水，去大夏国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纳巴德）进行访问。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张骞一行离开大月氏，踏上归途。他们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麓东行，经莎车（今新疆莎车）、于丽（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进入青海的羌人居住地，不料再次被匈奴俘获，扣押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才再次逃脱，回到长安。

这次探险西行，历时13年，出去时100多人，归来时只有张骞与甘英二人，在政治上也没有达到远交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但张骞带回大量丰富的西域新知识，历史上就将这次空前的西域探险，称为张骞“凿空”西域。

此后，张骞还建议并参与过由西南通印度的地理探险，只因重重阻挠，进展不大。元狩四年（前119），为联系乌孙（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带），张骞又率众进行了第二次西域探险。这次他顺利到达乌孙，并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安息（波斯，今伊朗）等国。他于元鼎二年（前115）回到长安，次年（前114）卒于长安，归葬故里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县）。此后，他所派出的副使也都陆续回到汉朝。

张骞20多年的探险活动，对当时人们认识西域地理、扩大地理视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先秦时代，对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认识主要还限于甘肃河湟地区以东，到秦末汉初因受匈奴的威逼，对河西走廊及其以西的地理认识仍然比较模糊，直到张骞出使西域，才带回了对这一地区的新知识，使汉朝人对当时西域中亚一带情况的认识，远远超过此前对西方地理的认识界限。因此，史称他的活动为“凿空”西域，是有道理的。

汉代，在我国新疆地区及其葱岭以西广大中亚地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亲自访问了大宛、唐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经历了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qiū cí）（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并从传闻中了解到中亚地区的乌孙、奄蔡（今里海、咸海北）、安息、条支（大食，今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况，又了解了各国的相互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状况等。如他已了解到：以大宛为中心，“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等。条支的气候“暑湿”（温暖湿润）；“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今罗布泊）”。大宛、安息、大夏等国“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史记·大宛列传》）等。

张骞出使西域所带回的新知识及由此得到的荣誉，极大地刺激了后来的探险活动与汉王朝对西域的开拓，更进一步加深了汉代对西域地理的认识。史称，张骞出使西域后，皇帝也屡询西域情况，鼓励去西域探险，一时“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汉书·西域传》），“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书·张骞传》）。贯通中亚的“丝绸之路”也由此大规模打开。到东汉时，不仅在西域派驻有“西域长史”（如班超等），而且甘英还曾为联系大秦（罗马），由中亚抵达地中海东岸。这些都极大地充实了当时人们对西方世界的地理认识。

总之，由张骞开创的西域地理认识，是中国现存文献第一次对西域中亚，以至地中海东岸的世界较为正确的地理记述。它使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地理的认识界限，一下子由河湟沙漠地带，推进到地中海东岸广大中亚地区。

司马迁（约前145—？）今陕西韩城人，著名的历史著作《史记》的作者。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从《史记》中可以看出，他曾游历过全国很多地方，写出了如《河渠书》、《货殖列传》、《大宛列传》等优秀的地理篇章，不仅正确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认识水平，也反映了他的一些地理思想。

司马迁

司马迁的旅游考察大致是由他20岁时（前126）开始的。第一次他就游历了长江中下游及山东等广大地区。武帝元鼎元年（前116），他做了郎中官（皇帝侍从，侍卫），此后随汉武帝几次出游考察：元鼎四年（前113）十月，他随武帝祭雍州（今陕西凤翔），巡河东，渡黄河至汾阴（今山西万荣），最后至洛阳。这次大致游历了关中北部，最后由韩城龙门过黄河至山西，再转而西南去洛阳，返回长安。

元鼎五年（前112），司马迁随汉武帝“行幸雍，祀五帝”后，向西巡游，越过陇山（今甘肃平凉西），直至祖厉河，然后由此经甘泉（今陕西淳化）回到长安。不久，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大致到了云贵高原一带，于元封元年（前110）始回到长安。接着又去洛阳探视父病，然后由洛阳去泰山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大典（《史记·封禅书》）。封禅后又随武帝东巡海上，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经辽西（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转而向南沿秦直道回长安，“周行一万八千里”。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从此结束了近20年的漫游生活。他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广大地区，正如他自己所说“余尚西至空桐（今甘肃平凉崆峒山），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于江淮矣”（《史记·五帝本纪》）。通过对《史记》有关地理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司马迁已具有一些较科学的地理认识。

1．认识到地理因素在安邦立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元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指出秦为僻远小国，德义不长，兵力不强，而能兼并统一天下，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一个重要因素。司马迁进而又说：“或曰‘东方物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又用当时社会发展的现象——兴兵于他处，而立国必于秦地（关中）——来说明地理因素在建国立业中的重要性。可见，当时他对地理环境条件在军国大事上的重要作用，认识非常清楚。

2．强调人地关系中人的主导作用

司马迁在记述各地经济发展状况时，注意到各地经济地理条件的优劣，未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情况，并正确分析指出了人在这里的主导作用。如曰：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呰窳（yǔ）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指出：南方“无积聚而多贫”的原因在于，南方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人们仅依靠自然，就能自给自足，维持最低的温饱。因此不注重利用自然条件，积极发展生产，获取更多收入。所以，造成“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的局面。而北方虽然自然地理条件极差，又常遭水灾旱灾，但各地人民却都能积极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发展生产，加强贸易，反倒成为富庶之地。明确地表明了司马迁关于人在人地关系中具有主导作用的这一正确思想。

也正是基于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人工改造自然条件的实践活动大加记述。如兴修水利，他不仅记述了当时和前代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而且网收天下治水兴利的其他材料，专门写成一篇《河渠书》加以记录。

3．地域差异思想

司马迁在对全国社会经济、地理的观察分析中，依据自然地理特征、气候条件、物产、人文状况等划分全国为四大自然经济区。即：关中、齐（今山东）、楚越（江南）、三河（华北大部）。如《货殖列传》所述：

关中自汧（qiān）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这些分区，无论从分区原则还是区划内容上，都是比较科学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充分表明当时司马迁不仅具有明确的地域差异思想，而且比较正确地把握了各地自然差异的主要特点。

“地理”一词，在我国出现很早。先秦时的《周易·系辞》中就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话，而且明确指出地理是指山川等大地方面的知识。如唐代孔颖达在注释它时所说的：“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但是，我国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却出现较晚。从先秦的《禹贡》、《山经》等著作，到西汉的《史记·大宛列传》、《史记·货殖列传》等优秀地理篇章，虽然都是地理方面的著作，却都不以“地理”命名，直到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才第一次使用“地理”一词作为有关地理篇章的标题，即《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转录《禹贡》及《周礼·职方》全文，作为讲述汉代以前疆域沿革的资料；第三部分转录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其内容主要是讲分野和历史情况，地理意义不大。《地理志》的重点在记述汉代地理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以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全国行政区划为纲（计103个郡、国和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记述汉代郡县的设置、沿革，以及与域外一些国家地区的交通往来情况。在内容上，郡国一级除记述行政区的设置沿革外，还包括户口、所辖县、邑、道或侯国；县一级包括设置沿革、物产、宫祠、山川、泽薮、古迹、水利、关塞等。

《汉书·郊祀志》曾说：“山川，地理也。”但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看，它还不能算作是一部真正的地理著作。它是以郡县行政沿革为主要内容，地理方面的内容只是作为一项附录项目记述。据统计，《汉书·地理志》涉及到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述有134座山，285条水，20处湖泊，七个池，其他江河水体29处。此外还记有涉及62郡的112个盐、铁、铜等矿物产地。但是，这些记述除极少的河流简单讲到它的源地、流经之地外，大多数都是只提一句有某水。所以，这样的地理内容相对于大量有关政区沿革、名胜古迹等人文内容，就显得非常简略。

不过，《汉书·地理志》作为中国最早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地理”一词也是由此被作为一门学问的名词术语而正式确认的。特别是自《汉书·地理志》以后，中国历代的官修史书中，绝大多数都辟有“地理志”一章，记述各朝郡县疆域及山川状况（24部“正史”中，16部有地理志），它们都是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范式写作的。尤其是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大一统志》等，也都是在《汉书·地理志》所开创的写作体例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些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中最主要的以重视疆域政区沿革变化为特点的“沿草地理学”体系。

因此，《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地理学深入发展的一个转折，它开创了沿草地理的先河，使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主要趋向沿草地理。

秦汉时期，对自然地理知识认识的发展，除了表现在对域外知识的增长和对国内一些地理现象的深入观察、描述外，还表现在对一些自然地理规律的探讨上。

1．梅雨与季风的认识

一般认为中国关于梅雨现象记载的书，是东汉崔寔写的《农家谚》，但查《后汉书》崔寔并未写此书，当为后人伪作。不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却有记载：“五月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又有霖霪，号为梅雨，沾衣服皆败黦。”⁽³⁾由此可见，至少东汉时，人们就已对梅雨的特征、来临时间都有了认识，而且给予正式命名。

中国是一个季风特征明显的国家，关于季风的认识，至少在秦汉时已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史记·律书》云：

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广莫风居北方，十一月也；条风居东北，正月也；明庶风居东方，二月也；清明风居东南维，四月也；景风居南方，五月也；凉风居西南维，六月也；阊阖风居西方，九月也。

可以看出，这里试图用不同方向的风来配十二个月，大致可见：冬季吹偏北风，春季吹偏东风，夏季吹偏南风，秋季吹偏西风这一中国东部季风规律。

《淮南子·天文训》指出：距冬至45天条风至，距立春45天明庶风至，距春分45天清明风至，距立夏45天景风至，距夏至45天凉风至，距立秋45天阊阖风至，距秋分45天不周风至，距立冬45天广莫风至。这是以方位风对应气候（节气）中的八节。据实际研究，这也符合中国东部地区的季风转换情况。

同时，关于气候的其他要素认识以及中国气候特征、变化规律的认识，这时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历法的修订上，如西汉的太初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首次提出了没有中气（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三节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把季节和月份关系调整得十分合理，这一方法至今仍在农历（夏历）中沿用。第一次提出了135个朔望月中有23个食季的食周概念。此后的东汉四分历，又前进了一步。如测得黄赤交角数值达到很高精度，又增加了二十四节气昏旦中星、昼夜刻和晷影长度等内容。东汉末的乾象历更是先进，为后世所长久使用。⁽⁴⁾

2．水性的观察研究

在中国有关水利的记述的史书中，可以说，只有到了汉代，才对各地水系有了比较具体的系统记述。

在《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中，都有记述全国水系、人工渠道的专篇。秦汉时期大规模兴修水利，带动了研究水系演变的发展。当时不仅较前期深入地探讨了多种水文要素在河道变化中的作用，而且探讨了历史水系的状况。

《汉书·沟洫志》载，西汉河水泛滥，治河者颇多，争言治术。于是“常欲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联系治黄河而探索故道的研究。

汉代关于禹河故道所在及变化，已有几种说法对后世产生影响。其中特别是王横已引用史料推断黄河的改道。其曰：“《周谱》云定王五年（前602）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他还结合地形分析，推论：“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汉书·沟洫志》）他采取的方法和所得的结论，至今还被学术界采用。

当时因兴修水利，已测得河流的一些含沙量。如泾水“泾水一石，其泥数斗”，黄河“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汉书·沟洫志》）。特别是黄河泥沙量，与黄河中游小浪底水文站多年实测的最大含沙量相近⁽⁵⁾，大致正确反映了黄河的泥沙含量状况，所以常被后人引用。

王莽时（9—23），张戎从水动力学观点探讨了泥沙运动与水力的问题。他说：

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黄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西安）东行，民皆引河、谓、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汉书·沟洫志》）。

他已正确认识到：河流冲沙搬运能力与流速成正比的关系（“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而流速又与流量成正比的关系（“少水时，故使河流迟”）。

这一观点，也成为后来明代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汉代关于河流，还有一些新的见解和记述。如：“河出昆仑墟，色白，所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黄。”（《尔雅·释水》）指出河水是在源地以下因接纳支流才变浑浊的。

《淮南子·天文训》所谓“地不满东南，水潦尘埃归焉”，也符合我们的地形大势和水文特征。即河流多源于西北，所挟带泥沙的主要流向和归宿却是东部。

3．潮汐成因的探讨

海洋活动，使海岸有潮流产生，西汉时已对其变化规律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已知潮汐不仅有日内变化和月内变化，而且已知道有年内变化，且一年中，八月十五日的潮最大。（枚乘《七发》）

而关于潮汐的成因，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东汉王充就正确解释了潮之成因，他说：“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阐述了潮汐运动和月亮运动的同步性。

虽然史书没有留下他从事验潮工作和制作潮汐表的文字，但他的理论及结论却是比较科学的。

在此基础上，关于怒涛的产生原因，王充也进行了论述。认为地形狭浅是主要原因，他说：河入江海时，“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大江浩洋，曲江有涛，竟以隘狭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浅多沙泥，激扬为濑，夫涛濑，一也”（《论衡·书虚》），这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此外，秦汉时期在自然地理方面许多具体问题上也有比较深入的见解。如雷、雨、云的本质及形成等。

有关秦汉地图的文献记载很多，但由于战乱和年代久远，并没有实物留传下来供人们观摩研究。因此，过去一般传统说法，认为在晋代裴秀建立制图“六体”理论前，中国古代的制图技术（科学水平）尚不高。但是近年的考古发现，却大大推翻了这一观点，证明汉代制图技术水平非常高超、精湛，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1973年冬—1974年春，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很具代表性。

从墓中随葬木牍上所记“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字样等，可断定这些图是在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下葬的，即这些地图距今已有2100年。

三幅图按一定比例、方位，详细描绘西汉长沙国南部（今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处的广西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新田、广东连县一线以西，北至新田、全州以南，南到广东珠江口外的南海），亦即今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疑山及其附近地区，在东经110°—112°30′，北纬23°—26°之间。

1．《地形图》

全名：“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该图原绘于绢上，为一彩色图，长96厘米，宽96厘米，图原未有名称（今名为整理者所命）及比例、年代。其制作年代（前168年以前）、范图等，皆为后人研究所确定。

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

根据该图绘制面积，测算出其比例在1:17万—1:18万之间。

该图包括了现代地图的四大基本要素。即：自然地理方面的河流、山脉；社会经济方面的居民地、交通网。比较接近现代地图制作的基本要素，在地物要素表示上，也很有科学性。

水系作为突出要素详细表示　该图共有30多条河流，按水系方向由细到粗均匀变化。如潇水就是由上游的0.1毫米粗向下游逐渐变粗为0.8毫米。在大多数河流旁边都标有水名。如冷水等。个别尚标有“源”字，以示其源头所在。

地貌采取闭合曲线表示　用等高曲线表示地貌乃是19世纪初在西欧兴起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传统是以“人”字形图式表示地貌山峰，而这幅图却是以立体投影的闭合曲线表示山谷、山体及其走向，而且位置准确。

居民地采用不同等级的符号表示　这幅图共记有80多个居民地，分县（8个）、乡（74个）两级，县城采用矩形符号，乡用圈形符号。另在同级符号中，按人口多少、地位主次，符号大小亦略有差别。如营浦县（今道县）要比南平县（今蓝山县）的矩形符号大3—4倍。

道路采用虚实两种曲线表示　图上共载有约30多条道路。其中县城和一些乡里道路用实线相连，一些乡间路用虚线表示。这种处理与现在图面处理基本一致，即以实线表示大（主）道，以虚线表示小（次）道。

2．《驻军图》

该图全长98厘米，宽78厘米，采用黑、红、青三包绘成。图上方标有“南”，左方标有“东”字，与《地形图》一样，都是上南下北的布置。图主体为大深水流域（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潇水流域），方圆约500km，位于同期出土的地形图之左方稍偏上的位置。

该图基本内容除一般表示山脉、河流等普通地图要素外，还突出了9支驻军名称、布防位置和防区界线、指挥城堡、军事要塞、烽燧点、防火水池等军事地形要素。

驻军图

在绘制方法上，《驻军图》也表现了突出的进步性。

由于它是一幅以军事活动内容为主题的地图，因此，在表示上，除了《地形图》的基本方法外，更注意了专题地图（军事地图）的特殊表现方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首先，它是一幅黑、红、青三色的彩色地图，它将军事要素用朱红包突出的表示于第一层平面上；河流、居民点用田青色或黑色绘制，处于第二层平面上。其次，军事符号的设计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象征性：指挥部用黑红双色的三角形城堡式符号；防区界线用朱红色实线（现代军用地图用红色间断线加点表示）；前沿哨所用朱红三角符号（现代观察哨用红色空心三角符号）；道路用红色虚线表示。再次，难以用符号表示的要素，用文字说明。如一些重要隘口、关卡，不用符号，却标一“鄣”（即“障”）字；居民户数的多少，有无亦注于相应符号旁。第四，战术思想标绘清晰明确。军事图的重要处就在于表达指挥员的思想，《驻军图》对此表达极清楚，通过图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守备作战思想，其主要特点是“多线式部署兵力；重视组织指挥和利用地形条件”。

3．《城邑图》

高40厘米，宽45厘米。所绘城邑略呈四方形，类似北方的四合院式建筑。图上标出了城垣的范围、城门堡、城墙上的楼阁、城区道路等。城内街道宽窄有别，区分为主次二级；宫殿、城堡等均以象形符号表示。

它与现代城市游览图相比，在内容上除表示街区外，还表示了主要建筑物（用象形符号），在形式上则几乎完全一致。

城邑图

关于这幅城邑图为哪一城的图，目前尚不清楚。不过，它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城市平面图，比苏州的平江图［即苏州城，宋绍定二年（1229）上石］早800年，比清代绘于布上的《拉萨图》（长98厘米，宽188厘米，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早2000多年。

总之，从这些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不仅测绘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而且在地图绘制上已有很高水平。即在地图符号的设计运用上，既注意了形象化，又注意合理的问题，许多符号设计与近代现代地图所用符号相同。特别是在地图内容表达上，能够运用符号、颜色、注记等方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定区域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状况。⁽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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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2) 我国历史上将新疆及其以西地区统称西域。狭义的西域则指新疆地区。

(3) 《汉魏丛书》本，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

(4)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第174—176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

(5) 据张瑞瑾《我国水利建设中的水文工作》一文；一石水六斗泥折合为今700kg/m³，小浪底最大783kg/m³。见《中国科学》，1975年第1期。

(6) 有关马王堆古地图的原始资料参见《文物》1975年第2期、1976年第1期相关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