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蒂·哈特曼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依赖的二元制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1979）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海蒂·哈特曼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问题，引起强烈反响。哈特曼提出了二元制理论，从性别等级分工、家庭工资、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两种制度是如何相互适应、相互依赖、相互强化，共同构成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

3．3．1．1　性别分工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互动的结果

哈特曼认为，之所以是女性地位依附于男性而不是相反，按性别劳动分工是一个重要因素。性别分工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互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取代了家庭手工业，人们的工作场所不再是在家庭内部而是在工厂，男性进入工厂工作，女性被限制在家中做家务，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排挤女性迫使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按性别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理论上应该所有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但现实并不如理论所讲的公平合理，残酷的现实是女性始终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19]工资的低廉微薄迫使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为丈夫操持家务依靠丈夫养活。在家庭中的分工耗去妇女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只能从事半日制工作或不工作或打零工，这种恶性循环更进一步恶化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局面和弱势地位。而男性则在压制女性的性别劳动分工的作用下，顺理成章地得到在劳动力市场和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女性则与之恰恰相反，不论是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家庭中都处于劣势和从属地位。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可以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微薄的工资——经济上依赖丈夫——家庭中从属性——操持家务耗费精力——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这一因果链来表述。^[20]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的是些工资低、待遇差的工作，被排挤到工厂之外，使资本主义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在社会上经济地位低男人一等的女性在家里自然也要“唯夫独尊”，供男人摆布。哈特曼得出结论：性别分工是女性屈从于男性地位的重要根源，必须消灭性别分工。

3．3．1．2　家庭工资形式体现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伴关系

资本家就如何使用妇女劳动力、控制女性劳动问题上，与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男性工人之间一直有争议。妇女如果留在家里伺候丈夫，就不能到工厂接受资本家的雇佣剥削。资本家希望妇女能够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上去，雇佣一切可雇用的劳动力从而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同时还可以把妇女作为廉价的竞争者来压低男性工人的工资，控制他们的反抗。如果男性工人阻止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也能利用男女地位的差别补偿男人，收买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家长制的忠心。资本家通过男性工人足够多的工资——多到可以养家糊口让妻子留在家中的家庭工资形式，使得资本家和男性工人在对待妇女劳动力问题上的矛盾得以解决。付给男性工人足够供养全家的家庭工资，把妇女留在家里，正满足了男人的需要。一方面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收入对比出男性工人的物质优势，以及要她们选择尽妇道作为职业的鼓励。另一方面，妻子在家里承担家务营造出稳定温馨的家庭氛围，使得男性工人的工作能力提升，创造出更多剩余价值。妇女在家庭被赋予的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职责更加强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附属地位。现代社会，妇女大批量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生产，性别工资差异成为父权制的前提，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从妇女的生产中获得剩余价值，在家庭中男人作为丈夫和父亲享受到妻子和女儿的服侍。随着当代社会发展，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越来越多，但是女性工资是普遍低于男性的，在经济上依赖男性。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利益冲突的解决方式由家庭工资转变为工资差别。“由劳动力市场上绝对的职业隔离引起的工资差别通过鼓励女性结婚，强化了家庭和随之而来的家务劳动分工”^[21]。哈特曼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被资本家控制，女人被男人控制，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不可避免的相互适应的伙伴关系。

3．3．1．3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通过意识形态加深彼此间关系

哈特曼认为，男性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中，吸取了相应的价值观念，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价值引导下的男性价值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借助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伙伴关系强化了符合传统价值观念的男性价值，例如客观、理性、稳重、踏实等等；诋毁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女性价值，如主观、感性、梦幻、歇斯底里等等。还通过赋予交换价值相对于母性、情感等妇女领域的使用价值。只要这样的思想意识占据统治地位，那么，“资本赋予交换价值的优先权，以及他们对使用价值之间的需求的对抗将是能够避免的。”^[22]哈特曼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价值观中，才歧视女性把女性描述成神经质的依赖的。因为性别分工，妇女在家里面作为家庭主妇更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这就给男性歧视女性、贬低女性、控制女性提供了理论证据，而在社会上工作的性别分工又认为妇女就应该或只适合从事服务员、护士、教师等职业角色，这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伙伴关系。

哈特曼通过对性别等级分工、家庭工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探讨，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伴关系是如何相互利用和相互适应的，从而使得妇女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控制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之间有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一种强烈的互相依赖的伙伴关系。同时提出，要使妇女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只有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做斗争。“如果不同时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两种制度提出挑战，就不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就不可能产生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的理论。”^[23]哈特曼的分析表明，要使批判更有力彻底，只有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结合起来一同批判。压制女性的性别分工和男性的主体支配地位长久地存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极不容易去除掉。男性的支配地位和性别的分工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只有将性别分工彻底消灭，才有可能终止男性支配地位。为了解放妇女，就必须要求各级社会和文化出现基本的变化。^[24]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制度之间是一种相互协作相互影响的关系。父权制作为一种与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制度，和资本主义一起构成对妇女的剥削和压迫。男人与资本家一起从妇女受剥削和受压迫中获得利益。妇女受压迫的从属地位既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的结果，也不是独立的父权制的产物。而是二者结合起来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要彻底解放妇女，就必须改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女权主义必须同时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做斗争。

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美国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理论、妇女与少数民族群体就业歧视等。多年来，她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群体中的妇女解放运动。此领域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有《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79）、《资本主义、家长制和性别分工》（1979）、《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女权主义者的评论》（1980），其中《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针对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看法的片面性和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原因分析的偏颇性，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间婚姻的不幸，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