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理论与蒂博特模型

三、俱乐部理论与蒂博特模型

俱乐部理论是由公共选择理论的创立者J·布坎南和经济学家M·麦圭尔(Martin McGuire)提出的，是西方学术界研究地方政府最佳规模的代表性观点。蒂博特模型(Tiebout Model)是公共经济学家C·M·蒂博特提出的居民用脚投票来选择地方政府以实现地方公共产品完全竞争的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关于地方政府是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展开的。

(一)俱乐部理论

布坎南对地方政府最佳规模研究是从一个游泳俱乐部开始的。他假定游泳池的总成本(F)是固定的，而且游泳俱乐部成员的偏好和收入也是一样的。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游泳俱乐部人员(N)多少的问题。图10-2描述了原有成员看到的新增加一名成员所形成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俱乐部的第2名成员给第1名成员带来的边际收益是他所负担的游泳池成本F减少一半。第3名成员给前2名成员带来的边际收益是节约了成本的三分之一。新成员的增加使原有成员不断从分摊固定成本中获益，每人为维持游泳池所花费的成本随着俱乐部成员增加而不断下降。因成员增加而带来的边际收益用MB来表示。在成本下降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因成员增加而带来的拥挤程度上升。这就是俱乐部成员增加带来的边际成本。在起初阶段拥挤成本可能很低或者是负值，然而随着人数的增加，拥挤成本不断上升，使游泳池秩序混乱，成员们无法尽兴而游，最终使游泳池不堪负担而造成俱乐部解体。游泳池的拥挤成本用MC曲线表示。

图10-2　最优俱乐部规模的确定

图10-2中MB和MC相交于一点。这是一个均衡点，此时，游泳俱乐部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正好处于均衡，即因人员增加带来的分摊成本下降的收益与因人员增加带来拥挤程度的成本正好相互抵消，收益正好等于成本。布坎南指出，按照一般均衡原则，此时的游泳俱乐部的人数(N₀)是最佳规模。

经济学家麦圭尔在布坎南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论证了最优地方政府规模问题。在地方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内，人口的最佳数量和该地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最优水平应该同时被决定。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应该遵循公共产品提供原则，使人均分担的公共产品成本正好等于新加入成员所引起的边际成本。每一个地方政府也即是一个俱乐部，人们按照一定的要求形成一个集团，或一个社区，按照上述游泳俱乐部的原则自觉或不自觉地组成一个又一个符合自己偏好的社区。

图10-3是地方政府最佳规模示意图。它表明，按照成本与收益一致的原则，在既定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之下，地方政府的规模是有一定限度的。图中MC曲线表示新增一个居民给某地区带来的边际拥挤成本，它随着人口增加而不断上升，因而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MR曲线表示新增一个居民给地区带来的边际利益。新来者在增加拥挤程度的同时，也为地方政府纳税从而使该地区人均公共产品成本不断下降。因此它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MC和MR相交于E。由E点决定的人口规模也即是地方政府最佳规模。在E点时，新增的居民带来的边际拥挤成本正好等于边际收益(人均公共产品成本下降)。如果继续有人进入该地区，他给地区带来的拥挤成本超过了因他进入而给原有成员人均公共产品成本产生的收益。

图10-3　地方政府的最佳规模

要说明的是，地方政府最佳规模示意图不是对地方政府机构规模大小和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多少的直接描述，它只是从人口的角度给出了地方政府的最优管辖范围。

(二)蒂博特模型

蒂博特模型以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来论证了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

蒂博特模型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各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产品供应上的相互竞争;二是以自由迁徙为前提的“用脚投票”。每个居民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出发，不断迁移，只有当其个人迁移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一致时才会停止寻找最佳地方政府的努力而定居下来。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包括两方面，即边际生产成本为零和边际拥挤成本为零。从地方政府来说，向一个新来者提供已有水平的公共产品，如地方的广播节目、地方所有道路、地方图书馆和博物馆，其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在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地方政府时，为了使自己对外界更有吸引力，每个地方政府都具有确保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内在动机，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之间在供应公共产品上的相互竞争态势。

市场经济保障了一国国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权利。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出发，蒂博特认为，只要存在足够的可供选择的社区(地区)，消费者们便像选择私人产品一样，可以按自己的偏好自由选择居住地区。这样，就必然会使有相同偏好，或相近偏好的人选择同一社区(地区)。他们通过投票行动来选择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按自己的偏好来供应一定水平的公共产品，使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水平与其所征收的税收达到平衡。这样，从偏好出发的地理选择便形成各个社区(地区)公共产品的最佳供应水平。

蒂博特认为:在地方政府之间提供公共产品的竞争和以自由迁徙为前提的“用脚投票”的相互作用下，地方公共产品的供应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居民的迁徙推动了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各地方政府在竞争中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蒂博特写道:“正如我们可将(地方公共产品)消费者看作是走到一个私人市场上购买物品一样……我们将他置于走向一个社区的位置上，社区服务价格(税收)是在这种社区确定的。这两种途径都将消费者带到市场上。消费者不可能回避显示其在一个空间经济中的偏好。”^[3]

蒂博特“用脚投票”理论提出后，麦圭尔又对其作了补充。麦圭尔对居民迁移的原因和停止迁移的条件作了更为详细的分析。

麦圭尔认为居民迁徙的原因在于寻找公共产品提供水平与税收之间的差异。一个人在决定是否迁移时首先要对迁移利益和成本进行比较。所谓迁移利益即是两个社区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差异，成本是社区之间税收上的差异。迁移后将支付不同的税收成本获得不同数量的公共产品。因为税收是要从个人货币收入中扣除的，所以迁移的根本目的是在公共产品与货币收入中进行选择。

麦圭尔认为停止迁移的条件是公共产品与税收达到最佳组合状态。按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成本高(税收高)社区的居民会不断流向成本低的社区，直到这种成本差异因为迁居给现存社区成员所带来的利益完全消失为止。也即是到了社区内人们分担的公共产品成本与新迁来者所引起的边际成本相等为止。此时，迁移者的迁移收益与迁移成本也趋于相等，再迁移也不会引起任何收益的增加，所以人们也就停止了迁移活动。

(三)斯蒂格里茨的批判

蒂博特是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地方支出的纯正理论》(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64，1956)中提出上述“用脚投票”理论模型的。长期以来，“用脚投票”一直被奉为地方公共经济学的圭臬，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当代著名公共经济学家，美国的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和英国的安东尼·阿特金森(A.B.Atkinson)在1980年合写的《公共经济学讲义》(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McGrall-Hill Book Company，New York，1980)一书中对蒂博特模型提出质疑和批评。

斯蒂格里茨等人认为蒂博特模型的假设太多，以致在现实中无法形成蒂博特为实现地方公共产品有效供应所需的必要条件。

斯蒂格里茨批评蒂博特模型的第一个理由是社区内的人数。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是与人口联系在一起的。就私人产品而言，只有当消费者为无穷小时，其人均效益才能达到最大化。然而，公共产品则相反，只有当消费者人口为最大时，其人均效益才有可能实现最大化。如果是公共产品消费者人口最大时，人们只有一种选择，即让所有人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然而，当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居住于同一个社区时，也就失去了讨论地方公共产品的意义。

斯蒂格里茨批评蒂博特模型的第二个理由是对社区内公共产品供应水平和种类的选择方法。他们引用了F·韦斯特夫(F.Westhoff)在其论文《地方公共产品中经济平等的存在》(Existence of Equilibria in Economics with a Local Public Good，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14，1977，pp.84－112)中提出的地区内无远见投票行动导致地方公共产品无效供应的看法。韦斯特夫假设在某一地区境内只有一个电视频道。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个电视频道要么播放体育节目，要么播放音乐，或者播放新闻。维持这个电视频道的成本是固定的，与上述三种选择无关，是通过人头税筹资予以维持。这样就需要地区内具有不同偏好的人来投票作出决定，从三种选择中选择一个。这个决定又必须是由多数投票所决定。投票者在投票时，谁都是根据自己的偏好而行动，几乎没有人会去考虑移居问题。然而事实是，当一个人付出了成本(人头税)而未能得到收益时，它便会移居另一个可能会使其偏好得到实现的地区。如果多数人投票行动不忽略少数人离去可能性的话，他们会寻找一个折中的办法。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远见的投票造成了地方公共产品供应的无效率。

斯蒂格里茨否定蒂博特模型的第三个和第四个理由是地区的数目和社区内居民的组合。他们提出，在一国疆域固定的情况下，地区的数目是有限的，不可能使每种偏好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同类和近似。由于地区的数目有限，每个地区的居民构成必然是混合型的，是各种偏好的人同居一处。但是偏好的存在，又使他们对公共产品的意见不可能一致。因此，地方公共产品的无效均衡有两个表现，一是地方公共产品供应上的无效率和一是将各种人组合在各个地区之内的无效率。

如果对地方公共产品的供应作更深的研究，还可以发现以下四方面问题。

1.外部性导致的地方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或过剩。空间限制是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然而，地方公共产品又必然有其外部性或外溢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省、市或村的边界往往是历史政治因素造成的，而不是依据经济效益划定的。因此，一个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所产生的效益和成本往往会外溢到其他地区去。上文提到的海堤、广播电视是具有利益外溢的公共产品，而垃圾处理、河道整治等往往是具有成本外溢的公共产品。出于效率的考虑，地方政府在决定公共产品供应量时，考虑的只是使辖区内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因此，在有利益外溢的公共产品上提供往往不足，然而在有成本外溢的公共产品上则往往过量。

2.规模经济不足导致成本与效率的不对称。公共产品虽然在使用上和受益上局限于一地之内，但它的生产和维护却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大规模生产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由于地区的幅员和人口的限制，最佳成本的产出往往低于本地区的需求量，相当一部分的供给能力由此而被空耗。因此，地方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上往往因达不到一定的规模而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

3.净财政收益抵消了自由移居带来的竞争效果。所谓净财政收益是指居民从公共产品中得到的收益减去他所负担的税收成本之后的净收益。由于各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需求能力不相同，同一级别的不同地方政府会向其居民提供不同的净财政收入。例如日本东京都府中市因设有日本最大的跑马场，该市的财政从跑马场中得到大量税收，因此有能力只向居民征收较低税收的同时，还可以向居民提供较好的道路、公共交通和环境保护。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府中市的居民得了巨大的净财政收益。各地方政府之间净财政收益差异的存在，就使居民的迁移活动有了新的意义，即居民的迁徙动机不只是为了收入增加，而且还为了得到净财政收入等其他收益。然而，按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生产要素总是从边际产出效率较低的地方流向边际产出效率高的地方。就收入而言，应是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以使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净财政收益差异的存在，使居民的迁居脱离了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标准，从而违反了效率原则。

4.富人驱赶穷人的意欲限制了地方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分析地方政府职能时，已经从再分配的角度以教育为例作了说明。此处不再展开。

综上所述，斯蒂格里茨认为蒂博特模型是一个假设过多，非现实的理论。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最主要职能，另一方面，在种种条件限制下地方公共产品的供应又无法达到充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