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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

时间:2022-03-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国劳动者素质不高不仅制约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且影响了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增加了就业困难群体的数量。R&D人员中研究人员所占比重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研发人员队伍的质量。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都十分缺乏。这表明我国职工队伍中技术技能人员总量较少、素质普遍偏低、结构失衡、分布不均、高中级技工短缺,己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_改善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我国劳动者素质不高不仅制约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且影响了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增加了就业困难群体的数量。

(一)受教育程度低,凸显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比较低

我国劳动力整体教育水平还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布的数据,2009年、2015年、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分别为2979万、3350万、3550万人。其中,在校生分别为2826万、3080万、3300万。与此对应的入学率分别为24.2%、36%、40%。到2015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将由2009年的24.2%提高到了36%;而之后5年将进入缓慢增长期,从2015年到2020年仅从36%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40%。而部分OECD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在2007年平均已达57.6%,具体如表5—2所示。

表5—2 部分OECD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

资料来源:OECD Factbook 2010。

与此对应的是我国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6.6%,与部分OECD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如表5—3所示。2011年我国每100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以上人数只有11.3人,远低于美国61人、俄罗斯54人、日本41人和韩国35人等许多国家。[2]另外,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从11.04年提高到13.63年,用了大约41年。我国从小学水平6.04年提升到初中水平,也用了大约30年。按照目前教育普及的速度,我国要赶上日本、美国2005年时的水平,保守估计还分别需要30年、40年以上。

表5—3 部分OECD国家25—64岁人口中受高等教育比例(%)

续表

资料来源:OECD Factbook 2009。

即使是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一些行业,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不是很高,如表5—4所示。

表5—4 2012年全国部分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3》。

(二)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不足。

从事研究和开发的劳动者,是创新型的人才,是经济发展中最为稀缺的高素质劳动力。2011年我国每万就业人口中R&D人员数量只有37.7人年,美国136人、日本145人、韩国138人和俄罗斯119人等,许多国家均数倍于我国。2011年我国每万就业人口中R&D研究人员数量只有17.2人年,美国为101人、日本为104人、韩国为109人、俄罗斯为63人,差距较大,甚至低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土耳其为27人。只高于巴西的14人和印度的5人。R&D人员中研究人员所占比重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研发人员队伍的质量。2011年我国R&D研究人员占R&D人员总量的比重为45.7%,发达国家这一指标普遍在60%以上。从R&D人员结构来看,企业R&D人员中投入试验发展的人员比重高达98.5%,投入科学研究活动的人力比重只有1.5%。[3]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目前这种研发人力投入分布,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

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都十分缺乏。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4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看,中、高级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用人需求在增长,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人员的缺口最大。从需求看,有55.7%的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或职称有明确要求,对技术等级有要求的占36.6%,对职称有要求的占19.1%。从供给看,有58.1%的求职者具有一定技术等级或职称,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占38.8%,具有职称的占19.3%。从供求对比看,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技师、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1.95、1.78、1.68、1.64。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工人的缺口将进一步加大。

从技能劳动者结构来看,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占技能劳动力5%,中等技能劳动力占35%,初级技能劳动力占60%,而发达国家则不同,高技能劳动力占35%,中等技能劳动力占50%,初级技能劳动力占15%。这种状况说明,我国技能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能力不高,中高级技能人才十分短缺。[4] 3.21亿职工中,技术工人仅占15.1%,专业技术人员占14.4%,两者合计不足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与美国、日本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同时,不仅高级技师所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减小,仅为10%左右,而且无等级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由高到低,比例差距甚大,职工队伍呈“金字塔型”,与发达国家“橄榄型”的职工队伍技能结构,即:高级工以上占35%—40%,中级工占45%—50%,初级工和无等级工仅占10%以下,截然不同。这表明我国职工队伍中技术技能人员总量较少、素质普遍偏低、结构失衡、分布不均、高中级技工短缺,己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教育结构与创新所需人才结构不匹配

低工资的收入分配结构开始向学历型人才市场蔓延,造成中高端人才的“过度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短期浪费”。大学生就业难的部分原因是教育培养体系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匹配,企业缺乏工艺人才、高级技工。连续几年的“民工荒”也凸显了这一矛盾。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之一是由教育部门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高等应用型人才,换言之,具有强大综合国力的国家无不以其雄厚的高等教育为依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纵观世界各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德国高等职业教育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德国的教育体系以传播技术为导向,强调在几乎所有的教育层次上开展广泛的技术培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济的复苏和腾飞很大程度上就应归功于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被称为是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在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制造的产品以其性能优异、质量上乘而闻名,享有盛誉。无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产业,都强调职业教育,重视职业教育。这一点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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