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汉族，广东新会茶坑村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生于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卒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1929年1月19日），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作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这期间著成《李鸿章传》，此时距洋务运动破产仅六年，维新变法失败不足三年。
梁启超是在中国和世界都在发生深刻变迁的年代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的茶坑村，这是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个小岛，全村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地处银洲湖畔，背靠西江与潭江交汇处凤山，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向东不足百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居香山县的翠亨村，向北百余里，是南海先生康有为的家乡南海县苏村。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广东打开了清政府的门户，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更是开启了近代中国人民武装反侵略的序幕。1873年，距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十年，意大利建国罗马八年，普法战争三年，梁启超便是出生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地域。
据《梁氏历代世系图谱》绍祖节中说，“绍字季美，宋赐进士，绍圣间为广东提干。……与叔焘同择居于南雄珠玑里，广东梁氏自公始也。”[1]根据梁氏家谱算下来，梁启超是梁氏第九十二世，祖父名维清，字延后，虽然一生只中过秀才，成为当地管理文教的一名小官——教谕，但却是梁氏十世以来为官的第一人。在梁启超看来，祖父“勤俭朴实，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了也谨，其课诸孙也详而明。”[2]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是茶坑村的私塾先生，一生勤备，谨遵封建伦理道德，在茶坑村颇有威信。梁启超曾在文章中这样评述父亲：“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3]梁启超便出生在这样一个门风严谨、家教甚严的家庭中，幼年的家庭环境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和性格。
梁启超幼年读书的地方
梁启超在中秀才之前，一直以神童享誉乡邻。他的启蒙老师是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和母亲赵氏。最初由母亲教他识字，四五岁时开始跟随当私塾老师的父亲学习四书和《诗经》，六岁学习中国略史和五经，九岁能写千字文。梁启超和祖父的感情非常好，在梁启超同辈的兄弟姐妹八人中，梁维清最为喜爱梁启超，从日后梁启超的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他对梁维清的崇敬，祖孙二人同吃同住了二十年。梁家的家教十分严格，犹为注重道德教育，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附〈我之为童子时〉》回忆说，“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诈骗，斯不饶恕”。梁启超记忆中一次不知因为何事说了一句谎话，晚饭后，一向终日含笑的母亲把他叫到房内，极为生气，“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4]可见梁启超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把梁启超培养成忠君爱国、才华横溢、拥有远大理想抱负的贤良典范，虽然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这一点，但从梁启超还是孩子时读的书目上就可管窥一斑，这些书有《史记》《纲鉴易知录》《汉书》《古文辞类篡》等等，他终日潜读，“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犹其是《史记》梁启超在三十岁时仍然能背诵十之八九。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梁启超十七、八岁高中举人时，取道上海回乡途中买到《瀛环志略》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5]时的兴奋心情。“三纲”和“仁义礼智信”在幼年的梁启超心里埋下了深刻的种子，这种思想上的道则规范和行为准则，在梁启超以后的一生之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力，即使在他开近世启蒙思想先河时，他的变法思想也在时刻体现着“忠君”和“爱国”，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强大的渗透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教导下，梁启超的学业大为长进，1882年，年仅9岁的梁启超带着祖父和父母的殷殷厚望来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这次科考虽未考中，但大大开拓了眼界。1884年梁启超再次到广州应试，以11岁的低龄考中秀才，进入当时广东省最高学府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是由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创建的、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的书院，以“以励品学，非以弋科名”为教育宗旨，培养出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经世人才。梁启超在此读书期间广泛地涉猎各种古典经籍，接触各种学术流派，打下了坚实的汉学基础。五年后，即1889年，梁启超高中举人。此时的他可以说是志得意满，“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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