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规律必吃苦果

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违反规律必吃苦果。

大跃进,我们白白损失了1200亿元。

“文化大革命”,我们仅直接损失就达5000亿元。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因此耽误了发展的机遇。

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中国的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尽快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损失夺回来,成为中国当时的迫切任务。但我们没有认真、审慎地研究如何发展经济,而是仅凭一股政治热情搞经济。1978年,在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同志的领导下,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定下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如要求到本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些具体经济指标更是邪乎。要求到本世纪末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10个大钢铁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干线;拿下二十几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

这自然是痴人说梦。我国经济高速发展20年后,到1997年,我国的钢产量才突破1亿吨,原油产量1.5亿吨。

又一次大跃进开始了。不过,这次跃进与毛泽东领导的跃进相区别的是,不顾我国当时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因而俗称“洋冒进”。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的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全部现款支付。钢铁化工的项目引进还只签了一部分,如果全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

中国经济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出现结构不合理、工农业发展失调的矛盾,至今还有其后遗症。1978年年底统计,我国城镇职工月平均收入只有51元,全国城乡个人储蓄存款人均不到22元,其中农民人平均仅7元。

1979年,中国不得不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实行全面紧缩政策。

经过3年的经济调整,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之路后,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功,工业改革也开始起步,到1983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但此时,我们急于求成的老毛病又发作了。1984年开始,宏观经济严重失控,各项贷款和货币投放分别比上年增长28.9%和49.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财政支出增长19.6%,于是,引起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引发全国性的抢购风潮,拉动物价上涨8.8%,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从1965年至1978年的13年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仅上升了1.3个百分点。当然,那是不正常的压抑,而现在一下子跳到8.8%,超过了居民的承受能力。无可奈何,中国只得于1985年实行“紧缩银根”政策,把刚刚起步的经济压了下来。

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下地就往前跑,自然要摔跤。但我们并没有汲取教训。迫于实行紧缩银根政策,工业速度下滑,经济效益下降的压力,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松动银根,扩大财政支出,但我们是一放就像开闸泄洪,当年各项贷款总额、货币和财政支出都迅猛增长,结果社会总供求矛盾重新恶化,拉动物价再次上涨6%。一松就乱,一乱就收,这就是中国运动式经济的典型表现。1987年,我们又开始实行财政和金融的“双紧”政策,使经济过热势头有所控制。但物价受惯性支配,仍增长7.3%。

刚刚过了一年,到1988年,在一些人“通货膨胀有益”和“财政赤字无害论”的思想影响下,我国又一次打开了固定投资和货币投放的两道闸门,正好这年我国连续出台了多项物价调整政策,于是,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抢购风潮席卷中国。从彩电、冰箱、洗衣机到肥皂、火柴、洗衣粉,甚至锅、碗、瓢、盆,背心、短裤,食盐、酱油,样样都有人抢,样样都有人要。现在许多人回想起来,都无不感到心悸。这年的物价暴涨到两位数,第一季度便达到25.5%。在此情况下,国家不得不迅速采取紧急刹车措施。国务院接连下发了40.多个文件、法规,一是紧缩银根;二是压缩基本建设;三是控制投资规模;四是清理公司;整顿市场;五是大幅度提高银行利率,并首次开办“保值储蓄”。在这一次次大刀阔斧的控制下,这次险些将中国经济断送的通货膨胀终于得以控制。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为18.5%,1989年17.8%,1990年回落到2.1%, 1991年为3%。

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通货膨胀确实控制了,但我们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信贷规模的急剧紧缩,需求得到严重抑制,生产大幅度滑坡,市场极度疲软,中国的经济跌入改革以来的最低点。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降到4%,1990年缓慢增长到5.2%,1991年为7.8%。

1992年1月,一列由北京向南方驶出的专列,震醒了在“疲软”中彷徨的神州。已88岁高龄的邓小平,站在世界民族与历史发展的高度,以一个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心,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这犹如为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巨轮增加了核动力。中国经济迅速升温。国务院也随之宣布治理整顿胜利结束。

但是,许多人片面理解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加上几年治理整顿后经济跌入低谷,有着强烈的反弹要求,本来是中国经济的一次极好的恢复与发展机会,但在错误地理解发展速度、错误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偏离正常的航道,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过热。一时间,全国涌现出了8700个开发区,而绝大多数是开而不发的“圈地游戏”;一年就新增加48万家公司,而大部分也是“空手套白狼”的“空头公司”。尤其是一轮高过一轮的政策大战、项目大战、引资大战、投资大战,使得中国投资规模失控,金融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加剧。199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6%,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年。固定投资猛增,加上股票、房地产热得烫手,各地银行亮起了红灯,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只得让制币厂昼夜加班印制钞票。1992年,我国货币发行量达到1158亿元,是1991年的两倍多,超过了上一轮经济过热时1988年680亿元的发行规模。

由于受治理整顿的滞后效应影响,1992年的物价涨幅仍保持在5.4%的低水平,但进入1993年后,通货膨胀便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市场物价扶摇直上,增长率持续在两位数以上。1993年1月—4月,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0%,生活资料价格上涨9.5%,服务产品价格上涨26.5%,外汇价格上涨50%。进入6月份,35个大中城市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比1992年同月上涨18%,全年零售物价上涨13%,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14.7%,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7.9%,出现了1988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的财政更是压力重重。1993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1645.54亿元,仅比上年同期增长3.5%,而财政支出却比上年同期增长12.5%,不少地方连工资都支付困难。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猛增,但大部分集中在加工业和第三产业,能源、原材料、交通投资的增长幅度反而下降,以至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更加加剧。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2%和21.7%,货物周转量却只增加3.8%,明显滞后。铁路车皮满足率从上年的77%下降到65%,一些二线限制口的通过能力仅能满足需求的30%—40%。电力供应矛盾突出,原材料供应日趋紧张。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发现了此次经济过热现象。早在1992年5月,经济过热的苗头刚刚出现,江泽民主席就指出过:“发展经济,不能光靠扩大投资规模,更不能搞重复建设生产。”并指示全国各地各部门,要全面理解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在加速发展的同时,一定要讲究效益、质量和优化结构。但当时却没能使头脑发热、旧病重犯的国人清醒下来。1993年4月,江泽民再次提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但一般的打招呼已经不起作用了。

1993年6月,国务院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的决定。

——运动式经济紧急刹车!

与历次“经济运动”与“经济跃进”不同的是,这次的刹车最及时,仅一年时间就迅速采取了措施,而在以往,还正是大唱“形势大好”的时候。其次刹车的方法不是纯行政命令,而是还辅以经济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刹车的结果也不是“收”,不是“向后转”,而是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的驾驭,使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得以缓解。这就是后来被国际上公认为典范的“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