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灾检覆过程中出现的匿灾、妄报及相关的营私舞弊行为屡见不鲜，官员检覆结果也多有异同。这些弊端的出现，正如唐后期陆贽所言：“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贵税钱长数，重困疲羸，捶骨沥髓，苟媚聚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519]
这种“不恤人”的现象，其实与唐代吏治，特别是日益完善的考课制度有很大关系。《唐六典》卷2《考功郎中·员外郎》载唐代考核文官政绩之法：食禄之官，考在中上已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下已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新唐书·百官志一》亦载：唐代设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其考法，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大合众而读之。规定：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从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对于流内之官，四善二十七最是考课制度的具体内容。并且进一步规定：“每岁，尚书省诸司具州牧、刺史、县令殊功异行，灾蝗祥瑞，户口赋役增减，盗贼多少，皆上于考司。监领之官，以能抚养役使者为功；有耗亡者，以十分为率，一分为一殿。”《通典》卷15《选举典三·考绩》详载：“诸州县官人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为十分论，每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其州户[520]不满五千，县不满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为分。若抚养乖方，户口减损者，各准增户法，亦每减一分，降一等。其劝课农田，能使丰殖者，亦准见地为十分论，每加二分，各进考一等。”事实上，考课制度也是依此执行的。开元末，李少康拜徐州刺史，“先是岁比大歉，人流者什五六，公条奏逋逃之名，削去其版，然后节用务本，薄征缓刑以来之，岁则大穰，人不患寡，浮游自占者至数千万。”承灾歉人流之后，徐州刺史李少康通过整顿户籍、节用务本、薄征缓刑，成功吸引浮游无籍之人至徐州，受到玄宗“优诏嘉叹，赐帛二百匹”。[521]元和中，洪州武宁县令于季文，“在官清慎，遏强抚弱，顷岁逋逃者复业数千户”，被评为上下考。[522]奉先县令崔翚“受代之日，计课尤殊，县吏请于君曰：‘自明府清理，一境阜安，辟田增户，前后罕匹。请以数实申于上司，考校最绩，合在异等。’”[523]说明“辟田增户”成绩突出，就能在考课时获最评，从而有助于升迁。而司农寺掌营种屯田的诸屯监（从七品下）、诸屯丞（从八品下），亦“以水旱蝝蝗定课”。[524]而唐代凡遭遇自然灾害，视损害程度减免课役。唐代对损免制度有具体规定，有章可循，受灾程度比前代进一步量化，救灾的可操作性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唐代因灾蠲免制度得到了实施。
同时，唐后期“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525]说明包括仓粮在内的仓库财赋越多，其长官越可能升迁。因此，官员匿灾的存在，与唐代的考课制度有关，从其时具体规定可见，如实上报灾情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从而影响其升迁。即唐代因灾损免制度与官员考课制度存在难以避免的矛盾。大中六年（852）七月，考功奏：近年准考课令，凡官人申考状，不得过两纸三纸。刺史县令，至于赋税毕集，判断不滞，户口无逃散，田亩守常额，差科均平，廨宇修饰，馆驿如法，道路开通，如此之类，皆是寻常职分，不合计课。自今后但云所勾当常行公事，并无败阙，即得准职分无失。及开田招户，辨狱雪冤，及新置之事，则任录其事由申上。敕依其奏。[526]宣宗时，考功反对将“赋税毕集”计入考课，这恰恰证明以往“赋税毕集”是考课的重要内容之一。唐代考课内容由重视“赋税毕集”到“开田招户”的转变，应该反映了唐后期两税法实施后的一个结果。而妄报灾害，则无疑是为骗取朝廷的赈灾粮物，所以前述淮南道采访使李知柔才会以“附下”为名，诬告和州刺史张无择妄报水灾。自然灾害的奏报与文官考课的关系启示我们：管理制度的科学化、可操作性及与其他制度的协调性，有助于建立更完善适合的制度机制，以克制人类贪图私利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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