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固然主要源于自然因素，但由于它具有社会属性的一面，人为因素也能起到减轻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的作用。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决定了救荒效果取决于财政和吏治（即管理）的共同作用，饥民的生存与否和生存状况的好坏，和主持与具体负责灾害救济的官员的态度、素质、能力密切相关。以下具体探讨唐代官吏与灾害相关的若干渎职行为，其中涉及阶层上至皇帝、大臣和朝廷使臣，中及各级地方官员，下到基层小吏。以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官员寻租、以商赈济、市场性救荒等，以下从吏治、渎职角度，探讨唐代人事因素影响自然灾害救济的情形。
（一）官吏渎职与救灾
武德时期，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大饥，米斗千钱”，长平肃王李叔良昧心发灾荒财，“不恤士，损粮以渔利”。[229]垂拱中，天下饥馑，河朔饥，刺史苛暴，百姓流徙，魏州刺史苏干继任才采取措施扭转了不利趋势，[230]但恐怕那时已经哀鸿遍野了。有唐诗言：“数年百姓受饥荒，太守贪残似虎狼。”[231]皮日休《橡媪叹》诗言一位自冬及春拾橡实充饥的黄发老妇，持稻纳官，却遭遇“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232]的恶劣处境。正因贪官滑吏的存在，在唐代灾害救济中，贪赃枉法之事才会屡见不鲜。
中宗所用多非其人。神龙时期，宗楚客、纪处讷、武廷秀、韦温等封户多在河南、河北，因此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虽水旱得以蚕折租。这是与因灾蠲免制度相违背的。而据唐制，仅亲王、公主、长公主的封户，“虽水旱亦不破损，免以正租庸充数”。[233]其余人员没有特权。因此，频徙苏、宋、魏三州的张廷珪明确反对折租：“两道（指河南道、河北道）倚大河，地雄奥，股肱走集，宜得其欢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殚其力？若以桑蚕所宜而加别税，则陇右羊马、山南椒漆、山之铜锡铅锴、海之蜃蛤鱼盐，水旱皆免，宁独河南、北外于王度哉？愿依贞观、永徽故事，准令折免。”[234]中宗诏可。但最后仍不免以蚕桑折租。史载：“武三思封户在贝州，属大水，刺史宋璟议免其租，巨源以为蚕桑可输，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235]
唐代官员瞒报匿灾，至中期已露其端倪，后期愈益严重。玄宗在统治前期励精图治、颇重吏治，但也出现了地方官员匿灾之举。开元中，李光远为馆陶令。时大旱，光远大为旱书，书就暴卒。卒后，县申州，州司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236]小说家言亦是现实的一种反映。玄宗后期，重用外戚杨国忠，朝政日趋腐败。天宝十三载（754），关中水旱相继，大饥。杨国忠择善禾以进玄宗，曰：“雨虽多，不害稼也。”扶风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灾，杨使御史按推之。[237]其后“乃无敢以水旱闻，皆前伺国忠意，乃敢启”。[238]玄宗晚年贪图安逸，奸臣得以一手遮天，误国误己。
肃宗时期，适逢安史之乱，泾州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焦令谌唯“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且民饥死无以偿。[239]大历末期，代宗重用干吏主持财政。大历十二年（777）秋，霖雨弥月，“害稼什八”，河中府池盐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恐盐户减税，诈奏雨不坏池，池生瑞盐，负责覆视的谏议大夫蒋镇作庇饰诈，还奏“瑞盐实如韩滉所言”，表贺，并请置神祠，赐其嘉号宝应灵庆池。[240]
德宗“晚喜聚财，方镇以进奉市恩”。[241]贞元初，仍旱蝗，赋调益急。[242]贞元末朝廷赈恤灾民时，主持官吏贪污舞弊现象也时有发生，使灾民不得实惠，而官吏、有力者从中渔利。京兆尹李实即为典型贪官。贞元二十年（804），关中地区春夏旱，农作物大歉，李实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租税皆不免。次年，诏蠲畿内逋租，李实仍违诏征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罚，剥割掊敛，聚钱30万贯，胥吏或犯者，即按之。有乞丐丝发固死；无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杀之。至顺宗朝方逐李实为通州长史。[243]而且，据陆贽所说，“初闻诸道水灾，臣等屡访朝列，多云无害于物，以为不足致怀，退者省其私，言则顿异”。[244]许多官员出于自身前途匿灾不报，灾民不得赈救，反而要照常纳税。陆贽颇有雄才大略，却仅为翰林学士，并非无因。德宗时期的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才的选拔任用，良吏在昏弱的君主和腐败的朝政面前反受其害。
宪宗“每事求理”，[245]其时国力有所恢复，官员大多尽忠职守，灾民一般能获相应救助。穆宗“不恤国事，数荒溺”，[246]其时救灾工作自然颇受影响。王播为淮南节度使，属“淮南旱俭，人相啖食，课最不充，设法掊敛，比屋嗟怨”。[247]判度支张平叔在大旱时还奏征36年前逋租。[248]宣宗时，身为杜佑之孙、驸马都尉的杜悰，皇室对之宠遇有加。[249]但他遇灾不救，唯知邀功固宠。其镇淮南，时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取陂泽茭蒲实皆尽。杜悰荒湎于宴不恤百姓，被罢兼太子太傅、分司东都。[250]同在大中时，“久雨，洛暴涨”，河南尹李讷行水魏王堤，擅离职守，“惧漂泊，疾驰去，水遂大毁民庐。议者薄其材”。[251]李讷可谓唐代官员渎职的一个典型。
唐末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252]相聚为盗，唐末农民大起义已拉开序幕。此时期法治废弛、官多苟且。如：咸通十年（869）六月，吏部侍郎崔荛因“驭事简率”，被出为陕州观察使，但仍“以器韵自高”，“委政厮竖，不恤人疾苦”。民诉旱，答以庭树尚有叶，笞诉旱百姓，吏民皆怨，后为军人所逐。[253]乾符二年（875）秋，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贺。以至元人胡三省感慨：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滉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254]观此蒙昧人主之事多发生在主昏朝暗之时，愈到后来，大势已成，官员偷安苟且自是不能避免。史言：自至德、乾元以来，天下战讨，启丐填委，故官赏缪紊。永泰后，稍稍平定，而元载用事，非贿谢不与官，刬塞公路，纲纪大坏。”[255]
据唐律，匿灾触犯了户婚律，但从以上事实看，相当一些官员不畏法而匿灾。一是出于自身政绩的考虑，因唐代以四善二十七最考核文官治绩，以作升迁标准。灾蝗祥瑞、户口赋役增减等情况，均作为考核内容，每岁上于考司。二是为了迎合或屈从于专权媚上以致一手遮天的奸臣权相。而且，由于有的皇帝不纠或权臣相护，多数没有受到惩罚，这进一步助长了歪风邪气。如此，官员自然偷安苟且习以为常。随着唐朝局势愈蹙，纲纪大坏，唐晚年“朝政多邪”，《南楚新闻》载郭七郎“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衡州刺史”。[256]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卖官鬻爵的现实。随着唐代政治状况的衰微，吏治也逐渐恶化，越到后来官员们越无心力顾及自然灾害的救济了。[257]
以上唐代救灾过程中的若干类官吏失职、渎职行为，涉及官员在救灾中态度消极无能、擅离职守，甚至横征暴敛；多方匿灾瞒报，以取得升迁的政治资本；漠视民瘼，贪污成习等等，君主的昏庸无能又会纵容这种渎职行为的滋生。失职主体或为仕途升迁、或为经济利益，置国家、百姓利益于不顾，使灾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成为王朝灭亡的导火索。
（二）灾害救济中的粮食问题
灾荒之际，粮食关天，因此仓粮存储对预防饥荒多有裨益。《广异记》曾讽武周时中书令杨再思，在河北蝗灾时不能开仓赈给，致令二万余百姓饿死。[258]尽管开仓赈济时也出现过类似豪民老三卫宗玄成强乞之事，但小民始终处于劣势，官吏在粮食赈济中的表现事关重要。
仓储制度在运行中流弊甚多，[259]减弱了仓储制度的防灾备灾作用，最常见的现象是掌举官吏勾结，挪借、盗用仓粮。义仓专用作备荒，唐朝规定：“凡义仓之粟唯荒年给粮，不得杂用。”[260]但由于其官办的性质所限，唐代义仓名与隋同，实则大异，“官之移用尤易。虽云不许杂用，其后终成具文也”。吕思勉认为官为掌举仓粮，不可避免地造成“当时官吏豪强，互相勾结，以侵削贫下”[261]的现象。两《唐书·薛讷传》有一则以义仓粟偿还百姓息钱的案件：薛讷迁蓝田令时，有富商倪氏于御史台理其私债，中丞来俊臣受其货财，断出义仓米数千石给之作利息钱。薛讷报上不与。会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262]事虽未成，但也反映了有人在打专用于救灾的义仓粮的主意。至开元间，韦坚在江淮转运租米时，就曾“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263]以取媚。杨国忠也“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264]
盗用仓粮事件也不时发生。早在贞观二年（628），就有庆州乐蟠县令叱奴隲，盗用官仓。[265]据律，叱奴隲本不当死，但“仓粮事重”，唐太宗盛怒之下特令处斩，以“恐犯者众”，[266]因魏征进谏才免其死。张鷟为河阳县尉时，有称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粜仓粮粟，后叩头服罪。[267]韦丹为江南西道观察使时，有吏主仓十年，经韦丹核查，其掌管粮食亡三千斛。“籍其家，尽得文记，乃权吏所夺”。[268]主仓吏家中搜出的文记，证实是权吏贪污仓粮。
义仓粮盗用现象早已有之，至长庆末年，这种现象日益严重，“近岁所在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民坐委沟壑”。[269]于是，朝廷下令严查，令“诸州录事参军专主勾当。苟为长吏迫制，即许驿表上闻。考满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无欠负，与减一选。如欠少者，量加一选。欠数过多，户部奏闻，节级科处”。[270]
其次是闭籴与囤积居奇现象，在唐代许多地方都相当普遍。由于获利丰厚，有人甚至以丧事为掩护，实稻米于柩中，以将粮食运往邻境，[271]还有的商人会闭籴以哄抬物价。[272]这一问题将在第四章第二节的市场救灾部分加以详述。
除以上两问题外，在开仓赈济过程中，朝廷下文经常强调主持官员的“清强”，先赈贷贫下户，并强调不得妄给富户，否则要施以惩罚。如大中六年（852）四月，户部奏：“请道州府收管常平义仓斛斗，今后如有灾荒水旱外，请委所在长吏，差清强官勘审。如实，便任开仓，先从贫下不济户给贷讫。具数分析申奏，并报户部，不得妄有给与富豪人户。其斛斗仍仰本州录事参军至当年秋熟专勾当，据数追收。如州府妄有给使，其录事参军本判官，请重加殿罚，长吏具名申奏。”[273]敕准奏。这说明了由于长官失察或失职，在赈济灾民时不乏妄给富户的现象，这就使最需要救济的贫民反而失去了食物保障。有研究者认为：唐中叶以后，唐代国家逐渐形成以贫民下户为赈济重点的救灾倾向，认为这源于“富民”崛起。[274]换言之，就是唐代从前期到后期逐渐贫富分化，另一因素则是唐代历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实力亦不如前，粮食的不够充足导致只能先从贫下户救济。
综观唐代灾害救济中出现的官吏渎职问题，吏治对救灾影响至巨。吏治的好坏与官员个人素质及能力的高低，在饥荒凶年容易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救灾的效果。而在传统专制社会，人治特色明显，事情的处理结果和方式往往会出现因人而异的现象，灾害就成为检验官吏优劣的试金石。当然，吏治好坏，不仅与国家制度法令密切相关，也和政治环境清明与否及官吏本身的品质、能力密切相关；救灾官员利用职权贪污、挪用救灾物资，匿灾瞒报等行为，是个人与社会、国家多方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产物。而闭籴的出现，一方面是当时很多官员不懂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另一方面源于目光短浅，只见一隅。
（三）其他
应该特别提到唐代茶税的征收，它反映了官府在财政困难和百姓危急之间的选择。暂且不问官员匿灾而致百姓深受其害，有的官员还以备水旱之灾为名请求征税，实则成了变相敛财。税茶始自贞元九年（793），该年正月，诸道盐铁使张滂请税茶以备灾，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275]诏可，并委其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40万贯。然税茶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而成为中央户部司的主要财源。元代马端临这样评价这次榷茶：“凡言利者未尝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税茶钱代水旱田租是也。”[276]贞元十年（794），陆贽提出均节财赋，其中之一即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277]大和九年（835），左仆射令狐楚奏言榷茶之害民：“伏以江淮间数年以来，水旱疾疫，凋伤颇甚，愁叹未平。今夏及秋，稍较丰稔。方须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278]虽然李锦绣从唐后期财政以“收支挂钩、诸司独立”为原则出发，指出“张滂所设税茶是为诸州府水旱虫灾免税后提供候补税源，使国有蠲免而收入不减”，在唐后期“因支定收的体制下，因水旱蠲免已有固定支用的税收对国家财政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没有像前期那样重节用储蓄而为水旱提供的储备资金，赋税的蠲免或逋欠往往使国家财政陷于瘫痪，而张滂的建议也正因此而具有重要意义”，而“陆贽建议的税茶钱和籴置义仓并未实现，但也不能说税茶钱及户部钱一点也没有用于备水旱”，[279]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肯定税茶是一项解决财政危机的良策，这项本意救灾之举逐渐演变为“富人术”[280]与害民的苛政，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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