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土客争斗

湘潭土客争斗

明清时期，朝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广州一地与外通商。湘潭因其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区位优势，成为连接广州和内地的贸易枢纽。据史书载：“长沙水道不利泊船，故皆辐辏湘潭。自前明移县治以来，杨梅洲至水东门岸，帆樯蚁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县毓富浩穰，磁货氓庶皆在城外，沿湘以上十余里，自前明号为‘小南京’。”

湘潭居民多为明末清初外来移民。据地方志载：“湘潭县城外，向来江西客民在彼贸易者十居七八，本地居民不过十之二三，各码头挑夫，江西人尤多。”^[1]他们大多来自江西吉安、临江、抚州。^[2]1650年，江西客商于城外江畔十总建立总会馆万寿宫，“殿堂馆园最为宽壮，修饰辄用十万金”。1739年，临江药帮在湘潭设有十大药号，从业者数百人，建立了临江会馆仁寿宫和临江专用码头。乾隆年间湘潭有会馆6所，属江西人者2所；1817年，湘潭会馆共19所，属江西人者6所，均占1/3。

随着商业的繁荣，从事货物搬运的码头工人队伍日益庞大。“清乾隆年间，县衙规定码头工人必须无偿为衙门当差。同时，给每个码头工人发铜制腰牌一块，给予码头货物专运权，无牌者不得在码头参运。码头与码头之间界域分明，不得逾越。腰牌可以继承、转让、买卖。初卖价不过一二百文铜钱，码头繁荣时，卖价高达600银元。”^[3]在湘潭，搬运工是一种收益较高又有准入限制的职业。本地箩工和挑夫力图控制货物专运权，不满商会雇佣客籍挑夫，屡次酿成命案。据载：“潭邑客商运货城总码头，挑夫结党把持，任意苛索，往往酿成命祸。嘉庆四年，知县卫际可尊奉部覆并藩宪通议，详定章程，分别搬运，按里给钱，出示勒碑，刁风稍息。”^[4]土客矛盾并未平息，且愈益激化。

1819年5月，“江西优人演戏火神祠，操土音，土人哗笑之，江西人以为大辱。甲子，演于万寿宫，江西会馆也。土人复聚哄之。丁卯，江西商复设剧诱观者，闭门，举械杀数十人，乘墙倾糜粥以拒救者”。^[5]案发后，县令毛梦兰带人至万寿宫救出受伤者19人。当时流言四起，土人造谣说江西人在万寿宫“燔油烹人”，并传说有妖僧画符数，砍土民之首，以其颈血遍洒符纸，烧符入酒共饮，然后殴斗。由于没有得力官员及时排解矛盾，土客械斗不断升级，发生了残酷的仇杀。“县人大愤，结四广，断津渡，日夜寻斗，江西客民滥死者亦无数，四境汹汹。”地方士绅王晋玖“居洛口，值江西商与县人哄斗，县人欲尽杀商客，晋玖力庇之，匿数十人于其家，易俗场市江西大贾皆赖以免”。^[6]“县令到门不敢入，县人大怒，估舟蚁湘潭者数千艘，多湖南人，皆大怒，欲悉杀江西人。巡抚遣兵至，仅乃解散。”^[7]这场冲突，“闭城罢市，械斗兼旬，人心汹汹，几激大变”，直至官方采取强硬措施，下令“调协标千兵驻湘岸”，械斗才告结束。

械斗的停息并不意味着事件的完结。负责处理此次事件的湖南巡抚吴邦庆力图大事化小，不偏不倚。由于他原籍江西，流言四播，说他偏袒客民，湘潭士绅亦参与其中，支持土民。正服丧在籍的前兵科给事中石承藻和汪灿首先向县令毛梦兰施加影响。工部右侍郎周系英多次奏报嘉庆皇帝，虚夸其实，诋毁江西客民“平时恃众强横，最喜滋事。此次与本地居民互殴，原因听戏而起，江西客民将本地民人关入公所庙内，殴毙无数，浮尸蔽江”。他还与其子周汝桢致信湖南巡抚吴邦庆，向其施加压力。湘潭籍御史蒋云宽亦夸大其词，奏说江西客民“复将附近之长沙、益阳等处江西脚夫强悍者邀去一二百名帮斗，其势汹汹，以至关城罢市者数日。本地民人被殴毙命者因尸首无著，赴县喊禀者有七八十起。并闻江西会馆中有将油锅煮人，弃尸江内，及将手脚钉在墙壁之事”。嘉庆帝闻讯大惊，当即谕令湖广总督庆保从荆州抗洪前线驰赴湖南，令刚卸任的河南按察使旗人敦良“驰驿兼程赴任”，协助审讯。嘉庆帝密切关注此事，先后下达11件谕令。为查清事件真相，他调离与江西人有瓜葛的湖南巡抚吴邦庆，由旗人大员庆保兼任湖南巡抚，秉公查办。

革职后的吴邦庆心情郁闷，他将周氏父子来信上奏朝廷。嘉庆帝见周系英父子干预地方政务，大为恼怒，“若在京大员，于本省案件辄致书督抚，思欲庇其乡闾，岂不渐同明代党援陋习，此风断不可长。周系英私致信函，把持公务，着交都察院严加议处”。革其侍郎之职，念其平素朴实，学问亦可，加恩以编修用。不久，吴邦庆搜获周汝桢致石承藻和汪灿的秘信，将其上奏朝廷。嘉庆帝大怒，痛斥周汝桢“辄敢私寄信函，内外交通，干与讼事，甚属藐玩。周汝桢着查明有何顶戴，即行斥革；周系英并着解任，即日押赴刑部，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审讯”。谕旨：“周汝桢着照部议，杖六十，徒一年。周系英业经革职，不准在京逗留，着即勒令回籍，安分家居，闭门思过。如到籍后再有干与讼事之处，定行治罪不贷。”可见，嘉庆帝此时关注的是朝廷官员插手地方事务，因为事涉专制皇权统治，至于械斗事件本身如何处理已退居其次了。

1819年9月，李尧栋任湖南巡抚，与庆保共治此案，土、客“各坐诛倡乱者一人，从者流徙十余人”。周系英罢官回长沙，“僦屋而居”，“闭门不交一人”，其子周汝桢徒固安。相关人员皆受处罚：县令毛梦兰罢官；石承藻降调，“服阕不敢居于家，以光禄寺署正留京师”；汪灿革去进士功名。湘潭其他官宦亦遭巡抚奏劾。次年，嘉庆帝病逝，道光帝即位，重新起用周系英，补翰林侍读学士，升工部左侍郎，并有意任其督学江西。但清廷并未公开平反此案，直到光绪年间王闿运编撰《湘潭县志》时仍对此事大发议论，将周系英墓志铭写成了一篇翻案文章。

嘉庆湘潭土、客械斗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此后，湘潭土、客矛盾更加尖锐，江西商人大受挫折，湘潭贸易亦大幅衰退。“江西会馆斗殴之后，贸易顿减，久之渐兴而难复旧。”^[8]“土客相仇，江西客商亦谙不得意几五十年，军兴乃始和睦云。”为了便于调解纠纷，各商帮协调一致，道光初年在乾元宫设立跨行会的福善堂。“福善堂，为赣、苏、（河）南、闽、粤、直北五省及湖南各属县旅潭商人集合而成。始于前清中叶，垂百余年。帮有首领，谓之帮董，代达一帮民情，非富商贵族莫属。”

江西商帮组织亦更加严密，在会馆基础上分设各种堂会。临清药帮建立了全美堂、崇谊堂、崇庆堂、崇福堂、福顺堂、聚福堂、怀庆堂、公正堂。其中，全美堂为药行老板堂口，崇谊堂为本帮药号老板、员工组织，崇庆堂是所有老板、朝奉、账房、伙计和学徒都要参加的组织，崇福堂是买货客，福顺堂是川货客，聚福堂是汉货客，怀庆堂是怀货客，公正堂是统一校秤的堂会。药商、药工只有交纳入会金先入堂会才能入帮，从而取得在本帮药材行、号、店、庄谋职的资格。各堂有董事或首事，任期一年，称“值年”。药帮有严格行规，不准招非本籍者为学徒，不准赌、嫖、偷盗、吸鸦片和商业欺诈，不准携带家眷，不准与当地妇女结婚。违者，扣押被服行李，取消堂会资格，通报全行业，永不录用。药帮还设有专门的信客、学校、义冢和救火队等。

随着行帮组织的完善，江西商人势力逐渐复苏并持续增长。光绪年间，湘潭共有商业会馆33所，江西会馆16所，远远超过了江苏和湖南会馆（各4所）。“临江擅药材，岁可八百万，建昌专锡箔，吉安多钱店，其余曰油广杂，曰铜铅蜡丝，曰引盐，皆恃行帖擅利，他方人亦莫能搀也。”清末湘潭商会前两任会长都是江西商人。20世纪40年代，湘潭仍有樟帮药材行33家，从业人员1700余人，金银首饰业全由丰城人经营，金融业则半归吉安人掌握。^[9]

【注释】

[1]清仁宗实录·嘉庆二十四年六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陈嘉榆.光绪湘潭县志卷一一·货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湘潭县志.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505.

[4]张云敖修，周系英纂.嘉庆湘潭县志卷三六·风土上.1818年刻本.

[5]陈嘉榆.光绪湘潭县志卷一一·货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陈嘉榆.光绪湘潭县志卷一一·王晋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陈嘉榆.光绪湘潭县志卷一一·周系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十·商贾论.1883年刻本.

[9]邵鸿.利益与秩序：嘉庆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县的土客仇杀事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