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客关系

20世纪20—30年代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土地革命时期，万载大部分地方为苏区，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归湘鄂赣省管辖。1928年8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转战湘鄂赣边境，9月7日到达小源。翌日，到大桥。后折回铜（鼓）、修（水）和平江边境休整，之后上井冈山。1929年5月，中共万载临时县委在白水成立。同年8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一千余人从井冈山回到湘鄂赣边境，军部驻扎在官元山。彭德怀、滕代远率军第二次来到万载，促进了万载革命形势的发展。1930年5月，中共万载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赤兴召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万载县委员会。7月县第—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兴召开，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8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从宜丰出发，来到万载县城，18日到达黄茅，毛泽东发布了进攻文家市的命令。毛泽东、朱德率军到县使红军声威大壮，出现“风展红旗如画”的局面。

为了更好地领导湘鄂赣工农革命斗争，1932年4月12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从修水迁来晚在万载小源。1934年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由小源撤退到铜鼓。省委、省苏撤走后，国民党在苏区反复‘清剿’。在党的领导下，苏区军民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

红军主力撤退之后，申报记者在题为《万载劫后之景象》的报道中说：“江西赤患，赣南最烈，赣西次之。万载属赣西，县城曾一度被陷，县府烧毁，现尚假武庙办公。城墙四闱满书赤军标语，赫然斗大之字迹，刻尚无法洗去。四乡村镇人民迄今赤化者尚占全县三分之二强。”可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对万载的影响极大。

在万载旧有的地主绅士眼中，这场革命打击面过大，对地方经济与社会风气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恢复地方秩序后国民政府新修的县志描述了这一“景象”：

县境自同治辛未戡定以后，休兵息民者四十余年……（民国十七年）时则新潮汹涌，政见分歧，县城之主持农会、工会者，方且自名得意，未几而拆毁大姓，打倒土豪劣绅之风随后吹来。非真豪也，有土皆豪；非真劣也，为绅即劣。其以为先路之道者数十百人不等，放火劫杀，来必以夜，白水、潭埠等市先后被焚，而三区适当其冲，纷起买枪协力抵御。县城已一再陷落。十八年麦将熟时株潭各团赴黄茅之急……而人心大变，各团亦势成岌岌……数十百里内几无一干净土。祠堂之匾额神龛栗主烬，乡人之契券尽，凡迁徙之家有人守宅者，逐之而分取其物。至于穿墙掘地，犹未肯已。其有男子逃而妇居守无夫而妇寡守，皆通令从人，美其名曰“自由”，舍生全节者间亦有之。地方官东奔西窜，择地而逃，县城已陷落七次，公署全毁……生杀之权操之乡人，威福自擅，初甚甘之，至于被杀数人，始觉其苦。后乃多所逸出，不咎既往，许以自新。

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土客的族群冲突与主佃的阶级矛盾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民国时期，万载县大量的土地被地主、富农占有。据《江西进现代地方文献资料汇编》统计，1936年万载县24282户农民中，自耕农仅3417户，占总农户的14.1%，其余占85.9%的广大农户，无地或者少地。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耕地37.6万亩，其中地主拥有的土地占49%，富农占19%，中农占21%，贫农占10%，雇农占1%。据调查，1950年，在励进乡莲塘村有耕地502.9亩，地主占有351.2亩，占耕地总数的69.8%，人均7.63亩；富农占有35亩，占总数的7%，人均3.5亩；其他个阶层人民共有耕地116.7亩，占耕地总数的23.2%。各阶层人民中，贫农有耕地42亩，人均0.17亩；雇农有耕地1亩，人均0.07亩；佃中农有耕地10.2亩，人均0.15亩；中农有耕地60.2亩，人均1.77亩；手工业者2亩，人均0.08亩。大桥农民钟水发（客籍），1942年租种地主辛安潮（土籍）一处水田，两年受旱，一年遭虫，至1945年连租带息共欠稻谷32石2斗2升。辛安潮见他家庭贫困，无法还清，便将他的猪、牛、农具、家具强行抵租还债，并迫其退耕。

对于土地革命时期湘赣边区复杂的社会矛盾，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当时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并在实践中采取灵活有效地办法进行处理。他在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中，特别指出了湘赣交界地区严重的土客籍矛盾及其对革命带来的不利影响：

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力。前年和去年（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防冻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湘赣边特委副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陈正人在回忆的文章中对湘赣边区的土客矛盾和地方主义问题作了更具体的阐述和分析。他说：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由地主阶级搞起来的。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土、客籍矛盾在宁冈特别严重。那时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进同一个学校念书。客籍人被土籍豪绅封建势力压迫，把客籍人看作是外来户，低人一等。土客籍的矛盾，本质是地主阶级和客籍农民之间的矛盾，但却把阶级矛盾掩盖着，不利于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地方主义也是封建经济的反映。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这是危险的，只有利于阶级敌人……土客籍矛盾的危害很大，敌人常常利用这个矛盾挑起械斗，破坏革命势力……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在实践中，由于闹土客籍对立，闹地方主义，在敌人进攻下吃了亏，得了教训，才真正容易明白为什么不能搞地方主义，不能搞土客籍对立。主席很注意既要土籍革命干部，也要培养客籍革命干部。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要培养客籍人来当。建立、发展党组织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在客籍中发展贫雇农的党员。在经济上也要注意土客籍群众一律平等，如分田时，不能分坏田给客籍农民。总之，要强调土客籍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平等。

毛泽东等人的这一分析结果及工作方法，被湘赣边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得到灵活运用。根据共产党人这一时期对赣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实际调查，可以知道当时万载及周边地区的情况与井冈山地区非常类似，充满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如阶级矛盾、家族主义与宗族势力、土客籍问题，等等，它们都直接影响到革命斗争的顺利发展。

1929年湖南省委巡视员蒋长卿在巡视湘鄂赣边境之后报告说：

没有把土、客籍斗争的观念打破。边境各县的居民客籍人（广东潮梅人）占半数，土籍与客籍已成了两个对敌，尤以铜鼓为最盛，如排埠的帅氏、游家洞的游、杨两姓，某处戴氏都是土籍，地主利用家族关系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向客籍民众进攻（因为客籍民众是革命的），演成土、客界限的斗争，是分散无产阶级战斗力的，是模糊阶级斗争的，我们须注意打破这种斗争的观念，使帅氏、戴、游、杨两姓的贫苦民众自己觉悟起来，反对他们的族长（地主），变土、客籍的斗争为阶级斗争。边境特委虽有打破土、客籍界限的指示，但是这种土、客籍斗争的观念还没有打消，这是边境农村斗争中的一个大的缺点。

同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也谈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铜（鼓）、修（水）、万（载）文化非常落后，认识字者不过百分之五六，装饰古朴，姓氏观念、土客籍界限非常浓厚——平（江）、浏（阳）较好……产纸甚太（多），工人力资每日不过四五百钱，工作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且这几县是崇山峻岭，田少山多，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地主的，普遍收租利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之工农生活非常简单并极贫困，而革命情绪随之增高。

1931年7月，中央局滕代远巡视湘鄂赣苏区后，指出万载县委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反动派利用土、客籍的机关破坏工农革命的联合战线，地方械斗特别闹得厉害，至今还未得到彻底解决；另一方面党的工作不深入，群众的报复主义、盲动主义还浓厚，如方木山的群众偕红军进攻株潭时，把株潭街上的东西乱拿，甚至连狗都打吃了。

事实上，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共产党人所观察到的或是报告里的情况是有选择性的，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例如，“客籍”并非一定如视察报告与宣传策略中所说的“更加革命”。在党的领导人看来，因为客籍民众是革命的，土籍地主利用家族关系向客籍民众进攻，由此变成土、客界限的斗争，是“分散无产阶级战斗力的，是模糊阶级斗争的”。党的任务就是要“变土、客籍的斗争为阶级斗争”。的确，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土、客的族群矛盾被暂时掩盖起来，这也正是党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之一。但是，“客籍”已在当地生活几百年，早已融入当地社会，而且他们中间同样产生了地主阶级及地方社会的权贵阶层。他们面对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会很自然地联系到七、八十年前外来的太平军。为了保护自己与地方的利益，像当年抵抗太平军那样，移民后裔再次联合起来，站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一边，对这场革命进行抵抗。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共产党在该地区初期的活动。1928年10月中旬，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召集了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为反对严重的宗派主义，此次会议决定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混编，原因是主力红军是外籍人，人生地不熟。混编后部队政治上得到巩固，军民关系要比以前好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身为“外籍人”的红军初到边区可能遇到了包括“客籍”在内的地方民众的抵抗。虽然根据1988年版《万载县志》所附的革命英烈名单，可以知道“客籍”的人数确实要多于“土籍”，但就像在雍正元年的“温上贵事件”中“棚民”并非都反清一样，这并不能在逻辑上说明“客籍更加革命”。实际上，这只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主要是“客籍”居住区）开展革命活动和政治动员的结果。

前面多次提到的移民大族（参见下表）深塘钟氏，时人称“康城多望族，深塘则钟姓为最”，“士致贵、商致富者多出其间。”

表5.2 民国时期万载县移民主要氏族概况

资料来源：民国《万载县志》卷三，《氏族·宗姓表》。

李祖谦，曾任江西省议会议员、东洲中学校长及国民党万载县党部监察委员，他在给省三公写传时就对钟氏家族大加赞扬并有大段申述。在传记里他说到：

先生曾入国学，然不喜举子业，转而就商，其眼光锐利有非常所能及者。训诫子孙不使骄纵，尤以公共安宁为前提。民十九、廿一、廿二年匪氛猖獗，生灵涂炭，乃孙国琏办深塘义勇队，当前列，冒万险。一方面协助团队抵抗股匪，一方面唤醒胁从人民众，救护而维持之，全活民众以千计。服务区、办公处、经管东洲款产，调办军需，而外破获匪巢，保全良善及文化机关，虽遭嫉忌略不顾瞻，热心毅力，社会赖之，说者谓家庭教育与先生积善余庆。事非偶然，吾以是先生之贻谋称远，更非常人所可比拟也。闲常论之吾人涉世志不趋一，有从事政治者焉，有研究哲理者焉，有讨论科学者焉，然国家社会根本问题则在于实业之发展与夫民族之互助精神。迄今日强敌凭陵，挟其文明物质时相侵略，吾国受经济压迫遂一蹶而不振，非帝国主义者能倾我，实我之自倾也。先生生长前清，独能注意实业而友助团结之精神，吾国人苟皆如先生者，国民经济久已发达，何至积孱如此，民族蒙一盘散沙之讥，国家侪于次殖民地位！

这里，李祖谦强调的其实是钟氏族人“独能注意实业而友助团结之精神”，希望国人能大力发展实业与提倡民族互助精神，以求国家摆脱积孱积弱与一盘散沙的“次殖民地位”。

又如有喜公，为钟氏族长，“情关桑梓，事属枌榆，如兴源图、严保甲、安良堂之靖地方，以及详禀团防”等事情，无不尽力而为。其“次子经济夙娴，时务练达，黄茅保卫团推为团长。沈军过境，县长许委任其总理财政”。

谢氏亦为移民大姓，与钟氏联姻且互称望族，族人把前面提到的谢大舒与民国时期的谢济沂、谢旆章三人骄傲地称为“万载三谢”，并说“得无媲美宁都三魏、眉山三苏欤”？谢济沂（1869-1944），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辛亥革命前任省咨议局议员、常任议员，万载县议事会会长，东洲中学校长等职。辛亥革命后入内政部行政讲席所学习，毕业后先后任四川候补知事，江西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第一届众议院代议事，广东护法非常国会议员，黎元洪总统府顾问等职衔，参与编修民国《万载县志》。年慈化特别区政治局局长敦请他出任该区道德会长，进行一些“清乡善后”工作。

图5.1“万载三谢”文集——《春草草堂集》、《鼎山山房集》与《水荇风萍集》

下表是值谢济沂68岁生日时谢氏宗族为他祝寿的一份成员名单及简历，其显示的信息应该说是谢济沂家族实力的一个充分展现。

表5.3 民国时期万载谢氏宗族精英简历

资料来源：民国《万载潭溪谢氏族谱》后编卷三，《新增艺文序》

从上表可知，谢氏家族虽无显赫高官，但涌现出一批政界、军界的中低层官员以及教育界、法律界的精英人物。谢济沂及其家族的这些经历应该足以说明这个移民大族当时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权的态度。另外，从其他祝寿人员的情况看，谢济沂至少还与本县土著知名人士龙济海（曾任株潭市商会会长、万载清乡善后委员会常务委员）、巢涵清（曾任江西省议会议员、粤汉铁路局科长、江西贵溪、资溪等县县长）等人“称兄道弟”，关系良好。

由此似乎可以说，土地革命时期万载的土客矛盾从属于阶级矛盾；或者说在本地区革命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族群冲突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历史阶段万载土客关系的演变，既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阶级意识的灌输与强化及阶级路线的宣传与执行等“外在”因素的推动，同时又受到当地的生态环境、经济结构与社会习俗等内在因素的制约。

基于对当时万载的土客关系及其他社会矛盾的分析与判断，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11月颁布的《万载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政纲》中除明确规定“打破土客籍的界限教育，创办各种红色学校”，“彻底打破土客籍界限、家族主义”等措施以外，同时也采取革命的手段，如没收地主阶级、反动派、祠堂庙宇、教堂及一切公共土地和大私有主的土地财产归苏维埃处理，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等。这些措施对于土客双方的融合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当时共产党政权不太稳固，且活动时间较短，土客界限仍然存在，正如前面湖南省委巡视员所报告的，“边境特委虽有打破土、客籍界限的指示，但是这种土、客籍斗争的观念还没有打消”。因此，解决土客矛盾的历史“遗留问题”主要由国民政府来完成。实际上，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国民政府在政权建设时期拿出的处理方案与共产党政权在阶级斗争纲领下制定的土客政策有些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对于国、共两党来说，土客问题都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