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罢屯和敦煌置郡的时间

1.玉门罢屯和敦煌置郡的时间

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西汉初置酒泉、武威二郡时，酒泉郡的疆域仅限于酒泉绿洲，玉门关为西界，酒泉塞（酒玉障和东部障）为北界，洲内置禄福（今肃州区）、乐涫（下河清）、绥弥（临水东至高台）、表是（屯升乡东至高台）4县。汉武帝的策略是不断地开疆拓土，不断地扩边移民置县，元鼎三年徙函谷关于新安而置弘农县就是一例，元鼎六年扩武威地置张掖郡也是这样。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伐宛战争开始后，又在武威北增置休屠县，张掖北增置居延县，酒泉北增置会水县，筑酒泉北塞（偃泉障）为新北界。同时向西拓展，先后在玉门关外增置玉门（赤金堡）、天（昌马堡）、池头（下西号）、干齐（河东乡）4县，至此，酒泉郡增置到9县，分布在酒泉、金塔、玉门3个绿洲上。继续向西拓展，在安西绿洲上置渊泉、冥安、广至3县，在敦煌绿洲上置敦煌、效谷、龙勒3县。至此西部边界已从玉门关推进到龙勒绿洲，于是在龙勒县西3公里处设置阳关，为新的边关，玉门关被括于内地，虽然继续设防，但已失去稽查商旅、倒换入境关文的职能，只是一个交通、军事要塞。在这种背景下，罢玉门关屯戍，徙其人到赤金绿洲置玉门县就成必然，分酒泉地置敦煌郡也成为必然的事情。

史书对敦煌郡的设置时间说法不一，《汉书·武帝纪》记为敦煌分置于元鼎六年（前111年），《汉书·地理志》记为后元元年（前88年），近代学者又有其他说法，各执一词。罢玉门关屯、置玉门县、置敦煌郡、置阳关，乃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同时发生的4个事件，应该发生在同一年，至多前后相隔不远。具体为伐宛战争胜利之后，“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泽往往有亭”^[22]之时，前文已考其时为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河西4郡35县的设置，都是交通的需要，多与重大军事行动有关。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羌胡之道”。^[23]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南下河西到达南山西羌的传统路线是，经内蒙古包头，沿黄河过宁夏到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的民勤绿洲，再沿石羊河到达南山，在民勤置武威郡后，隔绝了羌胡之道。酒泉郡置于靠近走廊西部的地方，便于“通西北国”，但是酒泉、张掖北面还有一条隐秘的羌胡之道，史称“居延古道”，先从漠北进入巴丹吉林沙漠和马鬃山之间的居延绿洲，再沿沙漠中的弱水南行，进入走廊到达南山。起初对此道疏于防范，导致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西羌通胡反汉，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讨平之。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奴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地置张掖郡，“徙民以实之”。武威郡的职能是“隔绝羌故”^[24]，张掖郡是这种职能的延伸，在讨平羌胡之乱后设置；同理，酒泉郡的职能是“通西北国”，走廊西端更靠近西域的敦煌郡，是这种职能的延伸，应该在完成对西域的重大军事行动后设置。太初年间的伐宛是西汉对西域发动的首次重大军事行动，伐宛战争的胜利，使西汉从匈奴手中夺得了对西域的控制权。4年伐宛战争期间，开发了敦煌地区，陆续设置了玉门以西10县，具备了敦煌置郡的条件，于是在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分酒泉地置敦煌郡，同时置阳关为新边关，罢玉门关屯，置玉门县。《武帝纪》所记元鼎六年时，置敦煌郡的条件尚未成熟；《地理志》所记后元元年又为时已晚，而天汉二年在史书中多有出现，如《汉书·西域传》卷九六上载天汉中“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该传又记二伐大宛成功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同书《武帝纪》载，天汉二年西域“渠黎六国使使来献”；《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已伐宛……岁余（即天汉二年）……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泽往往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