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特色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特色在中国的发展

如前所述，白鲁恂在研究缅甸政治文化时已呈现六个方面的特色：①以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和认同危机概念为分析工具；②以社会化过程为分析线路；③以文化、人格与政治行为的联系为研究内容；④以政治精英为重点研究对象；⑤从国家历史和个人人生史两端分析政治文化的性质；⑥贯穿性的比较视野。这些方面为白鲁恂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定下了基本格调，均体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不过沿着这些特色前行时，某些方面的复杂、深化、鲜明越来越引人注目。

第一，心理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丰富运用，以心理文化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风格定型。除了依然以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概念作为研究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之关系的分析工具和基点，被白鲁恂拿来用以分析中国政治文化的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更见丰富，譬如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和俄狄浦斯情结，认知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理论，自恋人格与边缘型人格理论，埃里克森的“创伤理论”与心理历史方法等。他还吸收了文化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Geoffrey Gorer)运用语言学分析的三个层次——语音、词汇、句法或语法结构——区分文化维度的方法，为政治文化分析划分结构维度(后文很快会谈到)，并以此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和连续性。1968年，白鲁恂在《中国政治的精神》序言中，明确地将自己对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运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称之为“心理文化法”^[50]。

第二，研究主题集中于中国人的权力与权威观，以之作为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关键。在白鲁恂看来，人们“对权力性质的主观理解、对权威的期待以及对什么因素构成合法性的解释是决定政治发展的关键”^[51]，权力观的差异是形成政治发展不同路径的重要因素，而“权力观对文化的细微差别反应最为灵敏”^[52]，因此政治文化研究需以权力观为主题。权威观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就更加不能忽略，因为“中国文明中政治、哲学、社会生活的基本主题都趋向于强调集体的重要性，以至于‘自我’的概念亦由集体中的社会地位来定义、受个体与权威的关系支配。个人和集体生活的主题都会首先涉及权威”^[53]。因此，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鲜明地呈现出以关注人们对权力和权威的态度与情感为中心主题的特色。《中国政治的精神》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根源，《亚洲的权力与政治》则开宗明义地以权力和权威取向作为儒家文化圈内政治文化比较的分析模型。

第三，以民族与政治体系、官僚与大众、政治领袖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三维，同时表现出精英与领袖研究的偏好。受戈尔用语言学分析的三个层次——语音、词汇、句法或语法结构——区分文化维度的启发，白鲁恂从民族认同和政治体系合法性、普通官僚与大众、政治领袖三个维度分析中国政治文化，并依据不同维度变换研究方法与目的。民族国家建设与政治体系发展，属于宏观研究，白鲁恂一般从政治体系的传统结构特征和国家历史入手，主要以自我认同概念为分析工具，发现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妨碍政治发展的心理文化根源，例如《中国政治的精神》、《亚洲权力与政治》等。普通官僚与大众维度，相对来说属于中观研究范畴，则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政治社会化过程出发，综合利用多种心理学理论呈现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例如《官僚与干部》、《中国政治的动力》^[54]等。领袖维度，属于微观研究，白鲁恂采用“心理历史方法”，通过回溯领袖人物的人生史，对领袖人物进行精神分析学的人格研究，体现领袖人物的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在行为动机上的联系。

不过正如布莱克默所言，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研究虽力图在宏观和微观分析两个层面达到平衡，但平衡点往往滑向微观分析^[55]，显示出白鲁恂对政治精英尤其是领袖研究的偏好。1976年出版《领导人毛泽东》，开始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进行研究。

白鲁恂对中国政治领袖的研究在方法上亦有鲜明特色：一是精神分析法的运用；二是个案研究。两个特色往往同时出现。《领导人毛泽东》被称为毛泽东研究中“独此一家，别无分店”^[56]的作品。

第四，层面丰富的比较。作为一个同时活跃在比较政治学、区域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白鲁恂层面丰富的比较不仅深化了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解，也帮助他实现了在多重学术领域的角色交叉。首先，从比较政治学角度，他对中国的观察与理解既放在与其他转型社会的对比中，也放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视野下，有时候还拿苏联或俄罗斯作参照。^[57]转型社会的对比让他发现“中国政治发展最关键的问题和困难是权威危机，而非其他转型社会常见的认同危机”^[58]；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让他总结出在东方文化中，“权力等同于社会地位，并伴随着赋予尊严和服从的要求，而西方文化中，权力被视为决策、设定计划和确定行动过程”^[59]。其次，从区域研究角度，将中国与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比较。他认为，“尽管这四个国家有着共同的儒家传统，但从权力性质的角度看依然存在显著差异”^[60]。关于权威的认知也有不同，“在中国，德的体系以及家庭的理想化使权威成为目的本身；在日本，家长式统治权威为目的性很强的激烈竞争所锻造；在韩国，权威将大胆地承担风险合法化；在越南，权威与坚持民族自豪感、赶超外国发展方式相联系”^[61]。再次，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白鲁恂特别留意不同类别的政治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存在高雅的精英儒家文化与“热情的、大众的非正统文化”之分，二者既对立又相互吸收。

可以说，比较方法的运用处处渗透在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在笔者看来，认为白鲁恂一直未接受阿尔蒙德的比较方法一说^[62]，是值得商榷的。

第五，长远的历史主义视野。无论是在集体层面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还是个体层面的人格研究，白鲁恂都将他早期政治文化研究已体现出的历史主义视野表现得更充分。在他看来，“没有历史视野的政治分析就像没有受到深厚的心理学理论滋养的社会学一样，不仅平板而且丧失了人类的生动性”^[63]。因此，他很少孤立地就文化谈文化，而是将对中国政治文化现象的探问与中国现代化背后深远而广阔的历史、社会背景相联系，或者诠释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根源，或者讨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性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在个体层面上，他对政治精英的人格研究从来没有脱离过传统文化的背景、社会化的过程以及人生史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