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和反社会倾向风险比较

三、犯罪和反社会倾向风险比较

沪籍和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反社会倾向都不显著，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犯罪风险为中等，但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则面临高度犯罪风险。

在关于帮助别人及帮助别人的主要动机的调查中，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完全不像我”和“不太像我”合并成“不像我”，将“比较像我”和“非常像我”合并成“像我”。这样得到下面的简化表（见表9‐3）。在“不像我”选项中，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和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差比在正负11%以内，在“像我”选项中，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和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差比在正负13%以内。大部分选项在5%以内，这说明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和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在助人的意愿上是比较一致的，户籍和地域差别不明显。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要比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更不愿意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更愿意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这体现在“说不清”选项和“像我”的选项中。在“说不清”选项中，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百分比几乎都要比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小，即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更清楚地在“像我”和“不像我”中作出了选择。在“像我”选项中，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所占百分比几乎都比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大，即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在回答这些助人的美好愿望时，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显得更不自信，他们更多地将“像我”的回答选择成“说不清”。

虽然，沪籍和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存在上述差异，但沪籍和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在助人愿望和助人动机的表达上是比较拟合的，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他们对这些助人的美好愿望的判断和选择，也比较符合人类在这些问题选择中的常数。这说明无论是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还是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都不存在显著的反社会倾向（见表9‐3）。

在2013年对沪籍和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调查中，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罪错前科率要明显高于非沪籍社区青少年。其中，上海市农业户口社区青少年的罪错前科率最高，达到了6.8%，外省市农业人口社区青少年的罪错前科率最低，为3.7%。在被调查对象中，总体罪错前科率为5.1%，外省市农业和非农户口的社区青少年都在这个水平之下，上海非农户口社区青少年比总体罪错前科率水平高。

表9‐3　2013年沪籍和非沪籍助人意愿主观测评对比

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罪错前科率比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罪错前科率高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即在知晓率方面，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存在劣势，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罪错前科几乎完全被社区工作人员掌握，对他们罪错前科率的统计可能是准确的。但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信息并不为社区工作人员完全掌握，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流动性高于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有助于他们掩盖其罪错前科，从而造成统计上的误差，使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错罪率低于沪籍青少年群体。从理论上讲，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由于社会约束的放松，可能在犯罪率上要高于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但他们的流动性会使其以往的犯罪记录在新入住的社区中没有记录（见表9‐4）。

表9‐4　2013年社区青少年罪错前科比例对比

5.1%的总体罪错前科率在同龄人口中是比较高的，但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根据现有调查数据，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犯罪风险达到中等预警水平。而来沪青少年违法犯罪总体人数始终处于高位状态且人数有较大上升，并已成为影响上海市青少年违法犯罪率的主要因素。2011年和2012年，来沪25周岁以下青少年违法犯罪人员分别为18 205人和19 845人，上升9.0%。在青少年犯罪群体中的比例更是长期处于91%以上的高位。^[1]由此可以推断，非户籍社区青少年群体面临高度的犯罪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