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二代状况与社会风险

独生子女二代状况与社会风险^[1]

自1978年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青少年人口结构开始向独生子女转变。30多年过去，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有的已经结婚，生儿育女，有的尚未成家，但也到了婚育年龄。目前“独生子女养育独生子女”的社会现象已不少见，未来10年，更会成为第二代独生子女出生的高峰期，“独二代”将成为青少年人口主流。与“独一代”经历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不同，“独二代”大都出生于2000年以后，他们在中国社会形态逐步进入平稳发展的正常社会中成长，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优越环境。作为新一代独生子女，“独二代”是否会承袭“独一代”身上备受批判的种种缺点？他们的成长会遭遇什么问题？他们的出现会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本文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正常社会环境将赋予“独二代”新特质

生存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生活态度的差异。在缺乏安全保障的环境里，人们不得不接受和顺从严苛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在自律和自我压抑中求大同、顾大局；而在安全无虞和物质殷实的环境里，人们大多不愿接受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不轻信、不盲从形形色色的权威，张扬个性和独立思考的求异倾向会日益普遍。^[2]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将极大地改变青少年发展的社会条件，造成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社会机制，赋予青少年新的品质和特征。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国家形态逐步进入一个正常化社会。它所产生的结果是：作为新一代独生子女，“独二代”从一出生就身处这个政治稳定、经济优越、文化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中，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人口构成更加多样化，家庭教育环境合理，信息化程度较高。

（一）经济持续增长将使“独二代”接受更多优质教育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促使新一代国民素质得到改善和提高。教育经济学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人口文化素质起积极作用，经济越发达，这个地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就越高。研究也证明，我国各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均呈现极为显著的相关。^[3]经济的飞速发展，无疑为“独二代”创造了优越的受教育环境。在我国，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业已初步建成，这从客观上为“独二代”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将使“独二代”获得更多关爱

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不仅在于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更值得关注的结果是社会的全面转型以及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使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显著的变化。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使“独二代”的父母更重视子女的健康成长，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他们有能力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与前几代青少年相比，“独二代”家庭的父母教育方式将变得更为合理，亲子关系朝着平等民主的方向转变。^[4]由于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满足度和关注度高，“独二代”青少年没有理由反叛父母，他们也将更能体验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快乐。

（三）新媒体将为“独二代”提供更开放的文化环境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中国于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进入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以网络、手机、Mp3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成为城市家庭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独二代”必然成为信息技术时代的宠儿，他们对新媒体的熟悉程度和亲和力将远远超过上几代人。调查发现，目前6～18岁之间的网民占青少年网民总数的五成以上，已经成为青少年网民的最大群体。^[5]有理由预测，随着信息技术的继续发展，“独二代”对新媒体的使用率将会更高。没有了传统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独二代”视野将更开阔，接受信息的渠道方式更多元化，其思维变得更加独立，喜欢独立地观察、认识和思考问题，独立判断的能力越来越强；他们评判事物的标准更为多元，尊重利益多样化，尊重个性，不强求整齐划一；他们养成了批判精神，对事物有自己的理解途径，注重事实，敢于质疑，反对不加思考接受强加的说教，渴望话语权平等。

总而言之，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平稳高速增长发展的阶段，“独二代”青少年遭遇的生活环境空前优越，社会文化环境更为开放，没有政治动荡，没有大的经济波动。中国社会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正常社会环境。

二、“独二代”成长将面临五大挑战

当然，在肯定“独二代”青少年健康、正常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独二代”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成长中遭遇一些问题。概括而言，以下五个方面问题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一）隔代抚养带来的“精神留守”现象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不但在农村存在留守儿童现象，在城市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留守儿童。由于工作太忙或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许多年轻父母都将孩子交给祖辈抚养。据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市祖辈参与孙辈教养率高达88.9%，^[6]这表明“隔代抚养”时代已经来临。这种祖辈抚养功能扩大的现象，很可能导致“独二代”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变成新型的“精神留守儿童”。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青少年出现过“父母工作忙，没时间管我”的现象，近九成青少年认为需要政府协助家庭一起抚养儿童，弥补家庭对儿童抚养能力的不足。^[7]心理学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亲子依恋关系是孩子内心产生安全感、行动力和价值感的最重要前提。而隔代抚养的育儿模式使孩子与父母亲密接触的时间大大减少，这些孩子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是丰富的，但是他们得不到父母的精神抚慰和心理关爱，无人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及时体察他们的所思所想，因而他们在精神上是孤独的。经常与父母分离的孩子容易形成分离的焦虑和对爱的焦虑，使他们缺乏安全感，不相信父母，影响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隔代抚养令“独二代”和父母之间的情感产生隔膜，这已成为建立中国现代家庭亲子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

（二）教育期望过高引发成长压力

“独一代”父母们大多是出生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们的青春期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度过的。他们经历了西方文化的传入、市场经济观念的盛行和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他们的价值观是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负责。这一点折射在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观念上，体现为过去那种绝对服从的教育观念被竞争、消费等符合市场经济的教育理念所取代，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很高。一项关于现代父母教育期望的调研显示，“千年宝宝一代”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非常高，48.7%的父母希望孩子获得本科以上学历，40.6%的父母期望孩子获得本科学历。据此看来，近九成“独二代”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接受大学本科教育。^[8]为了让孩子在市场经济法则的竞争中取得成功，一些家长不惜动用所有的社会关系，花费巨资为孩子择校。但是，由于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潜质，他们的兴趣、潜能未必与父母的理想模式相吻合，有些孩子的发展方向甚至与父母的期望相违背。这种过高的期望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使“独二代”接受到的不是人的自然成长，而是一种类似工具的积累进化；另一方面，当孩子经过努力还是不能实现父母设定的目标时，会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怀疑，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

（三）独二代子女遭遇“独一代”父母和“独一代”教师

随着“独一代”进入生育年龄和踏上工作岗位，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三独现象”，即子女、家长和教师都是独生子女。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正逐渐在中小学教师行业扮演“接班人”的角色。而他们的学生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新一代独生子女教师在学生中普遍受到欢迎，因为他们跟学生的距离比老教师更近，对独生子女的需求也更了解，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如专业技能强、有特长、充满自信等。但是，这些“独一代”教师身上的不足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受挫能力弱、沟通技巧差、依赖性比较明显、表现出“心理幼化”的特点等。

不但学校里独生子女教师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学生家长是独生子女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在小学里常常会碰到同样是独生子女的家长和老师面对面的情况，因为彼此都了解自身的一些性格特征，同时有些家长自身的学历层次和学问水平并不比老师低，对于教育他们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们往往会对独生子女教师的能力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情况往往容易引起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碰撞，增加了学校教育和管理的难度。

（四）部分“独二代”的社会化存在不足

“独二代”生长在“6＋1”家庭结构环境下，受到家庭的高度关注，同时又缺乏玩伴，这往往导致“独二代”产生以自我为中心、无法忍受挫折、缺乏社会交往技能等社会化方面的不足。我们的调查发现，部分“独二代”青少年的社会化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1.缺乏对他人的理解，缺乏现实交往和沟通的技能。例如，有近七成的学生不同程度地认同“我觉得有些同学很讨厌”的说法，有近一半学生表示“和不熟悉的同学交往时，我感觉不自然”，近三成学生认为自己“常常被同学捉弄”。2.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时，过于强调实惠实用，导致道德界限的模糊不清。例如在对待考试作弊的问题上，有超过1/4的学生认为“只要能考得好成绩就可以”或“无所谓”，23.8%的学生承认“如果其他人作弊，我可能也会跟着作弊”。3.存在着情绪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可能会对其身心发展造成潜在的危害。有21.7%的学生经常感到很沮丧，有4%的学生承认自己在遇到重大挫折时经常想到放弃生命。4.在对待生命、对待性的问题方面存在模糊认识，青春期与生命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9]

（五）“独二代男孩”可能遭遇社会危机

近年来，关于“拯救男孩”的讨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男孩子的学业、心理、体质等方面均面临危机，急切需要得到拯救。^[10]1.由于现代教育制度是一种工业化的教育制度，它往往漠视性别差异的存在，因此，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中，存在忽视男女在身心发育和学习方式方面存在差异的现象。学校以有利于女孩子的言语教学方式，向所有的孩子传授同样难度的教学内容，以同样的标准评价所有的男孩和女孩，许多男孩的表现自然会落后于女孩子，从而产生男孩的学业危机。2.许多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往往倾向于让孩子提早进入学校，有些准妈妈甚至选择提前一个月剖腹产，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不比别的孩子晚上学。然而，由于男孩子的身心发育晚于女孩子，使得许多男孩子过早在学业上掉队。在学业失败的阴影下，许多男孩子逐渐丧失了自信和自尊，产生心理危机。3.男孩的一些好动、竞争与叛逆的天性在学校中往往被看作缺点，天性“想跑想跳”的男孩被按在座位上学习，缺乏应有的运动锻炼。而家庭中父教缺席、母教溺爱以及学校中男教师的缺乏等问题，又使男孩生活在一个相对女性化的环境中，这些因素都令男性气质的培养遭遇危机。目前，一些进入幼儿园和小学的“独二代”男孩已开始遭遇这些问题，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的20年中，随着更多“独二代”的出生和进入学校，“男孩危机”可能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三、“独二代”现象带来四大风险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会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动，甚至带来社会风险。已有学者指出，从人口学意义来说，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最大的家庭。^[11]概括而言，“独二代”为社会带来四大风险：

（一）家庭结构缺损风险

独生子女的生存风险直接影响着家庭的生存风险。在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而在生命周期晚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却因为父母年龄已大而丧失了补偿性生育的可能。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根据1990年人口学界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由于死亡概率的变化十分缓慢，所以5.4%和12.1%的家庭会经历孩子夭折的风险，几乎难以规避。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有上万名孩子遇难。据新华网相关报道，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计划生育家庭有1万多个，其中8000多个是独生子女家庭。^[12]大龄独生子女夭折，将会导致完整家庭变成残缺家庭，这一风险在“独二代”家庭必然存在。据推算，假如一个活产子女在成年前夭折的概率是5%，生育一个子女的家庭比生育2个子女的家庭所面临风险要大20倍。^[13]而且，一旦遭遇非常事件导致孩子夭折或者严重的伤病残，“风险家庭”就转化为“残破家庭”和“困难家庭”，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很难摆脱困境。

（二）养老风险

与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相伴随，我国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以下，跨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基于生育率快速下降并稳定在低水平的现实，在宏观层面上，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将是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最重大的人口事件之一，高龄化也将不可避免。在微观层面上，家庭规模普遍缩小，独生子女家庭正在成为城市家庭的主要类型。

独生子女家庭的最典型特点是孩子的唯一性和单传性，独生子女既是家庭传宗接代的唯一，也是家庭子女老年供养的唯一，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已经被简化到了不能再简化的程度。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具有唯一性，缺乏起码的回旋余地。如果独生子女迁移、外出或者出现意外事故，独生子女父母就缺乏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家庭养老支柱。同时，独生子女父母的高龄化也会导致养老需求的变化，依赖性的需求具有某种刚性的特点，包括病弱时的照料和孤独时的慰藉。所以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就越多。

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养老保障、服务、福利等条件，在现阶段和未来很长的时期内，家庭子女养老依然是中国老人最重要的养老支柱，而对于许多“独二代”而言，他们需要至少同时供养6个中老年长辈。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表明，2006—2040年出生独生子女约为230万人，累计65年内独生子女数量将超过500万人，由此推算独生子女父母的总数将超过1000万人，祖辈总数将会更多。预计，2018年独生子女父母数量进入高速增长期，独生子女父母照料护理需求快速增长，社会保障和照料护理将面临挑战。^[14]届时，由于家庭内部老人供养支持的人力资源严重短缺，他们会受到“上养老，下育小”的双重挤压。可见，“独二代”家庭养老负担将会非常沉重，或将成为未来社会和家庭的突出矛盾之一。

（三）劳动力风险

目前“独一代”群体逐渐进入结婚生育的行列，但他们的生育观念与其父辈大不相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蔚然成风。“独一代”夫妻的生育意愿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生育孩子的成本（尤其是照料、住房、医疗、教育等成本）和机会成本（为养育子女所耗费的时间或放弃工作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实现，也人为地降低了生育率。此外，由于现代人沉重的工作压力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不孕不育率也明显增长，从而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以上海为例，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生育高峰以后，上海市人口总和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下称“生育率”）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已降到0.7～0.9，1993年以来上海人口的自然变动已经连续多年负增长（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近年来上海市的生育率降低到0.8上下，可以说是“极低生育率”中的极低水平。生育率降低不是仅仅发生在上海的孤立现象。我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已经普遍降低到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我国总人口的生育率也已降低到1.3～1.8。^[15]

生育率的下降必然带来“独二代”人口数量的急剧萎缩，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指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测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16]目前，生育率下降对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影响现在已经初步显现，中国近年劳动力的报酬上升较快，就是这一影响的反映。同时，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中专、技工学校）在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初升高的比率已从2003年的59.6%上升到2008年的83.4%，使20%以上的新生劳动力推迟2～3年进入劳动市场。在“十二五”时期将基本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后，再加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不断增长，也会造成劳动力短缺的风险。可以预计，由于“独二代”人数的缩减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今后一个时期发达地区劳动力短缺都将成为常态，并会越来越严重。

（四）国家安全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可以预见，“独二代”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这一中坚力量能否担当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还面临着问题和挑战。1.由于“独二代”人数的总体下降，会导致兵源年龄段人口数量的减少。而独生子女父母一般不倾向于将自己唯一的孩子送去参军，征兵形势将逐渐严峻。2.“独二代”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堪忧。从临床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离不开社会经济大背景。比如，人均GDP在300～500美元以下时，影响儿童身体健康的可能是营养不良；当人均GDP增长到3000～5000美元时，肥胖可能是影响儿童健康的主要因素；人均GDP继续增长时，就会出现其他所谓的“富贵病”。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的肥胖率、近视率都呈持续上升状态，身体技能状况也不容乐观。^[17]根据近几年兵检的档案显示，适龄青年体检合格率呈下降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相当数量的独生子女由于视力、体质原因被淘汰了。在“独二代”身上，食欲不振、缺乏活力，反复感冒发烧、腹泻、便秘、口腔溃疡等成长代谢类疾病广泛存在。^[18]同时，“独二代”受到父母和长辈过分聚焦的爱护，容易养成娇生惯养、感情脆弱、任性散漫等缺陷和不足。纪律严格的部队集体生活环境，将极大地考验“独二代”的身心素质。

一个独生子女占劳动力主体、老龄化程度日深的社会，其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将完全不同于以往。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抚养比增大，用于老龄人口养老、医疗等的费用增多，将使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而用于投资的部分将不得不减少，使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财政能力受到制约。此外，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压力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足够的军事能力，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国家安全。“独二代”要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严峻，但未来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

四、若干对策与建议

如何规避“独二代”可能遭遇的问题和风险，是完善青少年公共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使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安全运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促进青少年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工作，需要全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针对“独二代”的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独二代”

从青年社会学理论出发，关于青少年的成长，目前存在“问题”与“发展”两种不同的视角。前者将青少年期看作充满不稳定因素的急剧动荡阶段，因此着重关注青少年的问题心理与行为；而后者则将青少年看作有待开发的积极个体，整个社会都应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支持。青少年研究不仅旨在修正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而是着眼于社会环境与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观察“独二代”，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他们成长中出现的问题。1.“独二代”正在经历一个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具有特殊性的人生阶段，他们的某些不成熟在特定阶段是正常的，只要加以适当引导，就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消失。2.许多“独二代”带来的风险实际上是由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某些政策，或是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所致，因此解决问题需要从社会变革和政策调整入手。3.作为受教育者，“独二代”发展中的一些缺憾与某些教育制度、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故学校、家庭、社会形成统一的教育力量至关重要。“独二代”表现出许多新的特质，说到底是由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发展环境决定的。同时，也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到“独二代”问题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看到青少年问题自然解决的可能性，看到青少年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同构性，并以社会发展的视野解决青少年发展问题。

（二）开辟多种渠道保障“独二代”抚养问题

1.推进“独二代”家庭扶助服务，增强家庭的育儿能力，对因故临时或长期不能提供给儿童以适当照顾的家庭，给予育儿津贴、生活照料、儿童暂托等支持；在社区中开办家长学校，通过培训方式提高祖辈的现代育儿知识和技能，确保“独二代”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2.建立“独二代”家庭就业援助计划。为有未成年子女的城乡低保家庭提供就业援助服务，增强带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的就业能力与育儿经济能力。3.发展儿童暂托服务。为在日间或其他特定时间无法照顾10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或钟点托等暂托服务，协助有需要的家庭更好地照顾儿童。4.建设青少年社会工作者队伍。每个街道（镇）都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青少年社工，建设一批专业化的青少年社会工作者队伍。通过青少年社工队伍的建设，弥补家庭育儿条件的不足，提升青少年福利服务的质量。

（三）营造“三结合”的家庭教育指导网络

要提高“独二代”家庭教育质量，需要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长效机制，推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家庭教育指导网络建设。应通过政府赋权、政府购买等形式，鼓励并规范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参与创办各种类型的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机构；应加强家庭教育专业社工队伍建设，重视家庭教育机构准入机制管理，对家庭教育机构的证照、教学内容、师资力量和办学成效等作出严格规定，促进家庭教育市场的有序发展；各地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领导机构应明确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职责分工，确保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经费投入，同时也要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的受众评估。此外，还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宣传阵地建设，重视家庭教育理论、应用研究和教材建设等。在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时，1.要以青少年为本，尊重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顺应青少年天性和个性，创设适合青少年成长的必要条件和生活情景，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促进青少年自然发展、全面发展、充分发展。2.要以家长为主体，确立为家长服务的观念，了解家长需求、适应家长特点、尊重家长愿望，并调动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发挥家长在指导过程中的能动和主体作用。3.要遵循“多向互动”原则，努力创设指导者与家长、家长与家长之间互相学习、家长与儿童双向沟通的环境与条件。

（四）兼顾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体系的构建

在应对“独二代”将面临的养老压力时，应同时强调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使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自我保障平等发展，相互补充。在家庭养老方面，1.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尊老、爱老、养老的教育，发扬中国文化中在家庭养老方面的伦理道德优势，建设以“家庭美德”为核心的养老文化。2.随着经济的发展，要致力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经济保障问题，让“独二代”家庭充分发挥养老中的照顾与保健职能，这是提高家庭养老质量的根本途径。3.引导“独二代”的父母和祖辈对我国老龄化趋势有充分认识，并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早作考虑，以诸如购买养老保险、储蓄等方式未雨绸缪。4.各级福利设施要顺应老人及照顾者的需要，不断地扩大服务功能，提高护理质量，降低服务成本和收费标准。另外，社会也应有明确的制度和法律依据，让“独二代”家庭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来维系家庭养老机制的运行。

（五）为“独二代”社会化提供教育支持

1.在尊重精神自由的同时，必须对“独二代”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在核心价值的内容方面，加强诚实、友爱、敬畏、合作、尊重等核心价值的领引；在核心价值的构建上，成人社会应承担示范作用，为青少年树立起遵循核心价值的榜样；在引导方式上要与社会生活接轨，考虑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2.要为“独二代”提供接触社会和实践的机会。社会实践有利于青少年接触社会、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还会使他们养成正确处世和社会活动的能力，以与相应的社会人群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青少年提高面对挫折、摆脱困境、超越障碍的心理能力；还可以倡导奉献精神，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要鼓励青少年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促进相关社会资源向青少年开放。3.要积极开展“独二代”的心理建设和生命教育。针对部分“独二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要重视和加强对良好情感、综合素质的培养，切实减轻“独二代”的心理负担，营造积极健康的成长环境。学校、家庭、社会都应该根据青少年的发展需求，建立家庭、社区、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心理支持系统，培养和形成青少年快乐的人生理念、生活态度、健康的心智需求。

（2010）

【注释】

[1]本文系上海社科院“儿童社会政策”特色学科之“独二代社会化及对未来中国社会影响研究”的研究成果，由笔者与陈建军、何芳合作完成。

[2]杜平：《政经革命六十年，中国迈向新门槛》，2009年8月19日《联合早报》。

[3]通过对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受教育年限进行相关分析显示：1990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702，2000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377。参见沈百福、杜晓利：《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1期。

[4]在青少年心目中，父母已由高高在上的“家长”逐渐变为与孩子平起平坐的“朋友”。51.2%的少年儿童将母亲视为自己的好朋友，46.7%的少年儿童将父亲视为自己的好朋友。参见“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2期。

[5]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2009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http://resech.cnnic. cn/html/1245132193d646_1.html,2009-01-16。

[6]参见乐善耀：《隔代教养的喜与忧》，《中国德育》2010年第1期。

[7]数据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主持的“上海儿童发展需求调查”（2009）。

[8]包蕾萍：《家庭教育新发展》，载史秋琴、杨雄主编：《城市变迁与家庭教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9]数据来自上海家庭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2009年上海儿童发展状况研究”，由上海社科院青少所、上海市妇联儿童和家庭工作部课题组共同实施。

[10]参见孙云晓等：《拯救男孩》，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11]参见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12]穆光宗：《“独生子女”风险论》，《绿叶》2009年第8期。

[13]左学金：《由地震和独生子女存活风险引发的几点思考》，《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6期。

[14]周海旺、寿莉莉：《上海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发展趋势与养老对策研究》，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2008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政治·法律·社会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5]左学金：《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亟待缓解，上海应依法积极探索调整生育政策》，2009年7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

[16]王俊秀：《中国距劳动力短缺时代还有多远？》，2008年5月9日《中国青年报》。

[17]沈祖芸：《青少年健康“打折”症结何在？》，2007年5月17日《中国教育报》。

[18]余梓：《关注“独二代”成长代谢问题》，2010年4月26日《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