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献学谱系中的中国伊斯兰文献

一、西方文献学谱系中的中国伊斯兰文献

文献学是一门任何学问的基础性、工具性学科，文献学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各个学科的“信息库”、“资料地图”，文献学是了解、认识每一个学科发生、发展、当前动态的入门钥匙。文献学也历来受到各个学科、各个学者的重视、建设、丰富和不断发展。

回族的文献研究是一个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领域。但是，对国外回族研究、伊斯兰研究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研究十分薄弱，但不乏苦心孤诣的研究者。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如唐纳德·丹尼尔·莱斯利、杨大业等人的研究，在这方面可谓筚路蓝缕，开拓了国内外回族文献学、伊斯兰文献学研究的新境界。

从西方学术界来看，对回族研究、伊斯兰研究的文献关注始于19世纪。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在华的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给予了很大关注，因此出现了一些以传教士为代表的外国人所作的整理中国伊斯兰文献的著作。

明清之际的汉文译著文献

相比较而言，英国传教士梅益盛（Issac Mason）同年（1925年）编著了《中国伊斯兰文献述略》（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LVI，1925，pp.172～215），是这一时期关于中国伊斯兰文献搜集整理的最为全面的成果。梅氏是英国公谊会教士，1894年来华，对中国回教以及中国文学和历史均有一定研究，其代表作《中国伊斯兰文献述略》是一篇提要性目录，共收集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伊斯兰文献318种。这318种文献作者大部分亲自查阅，同时对其亲见的著作，作者还均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尽管由于其中一些文献是原文献个别篇章的抽印本而使该目录略显重复，但由于中国伊斯兰文献长期以来疏于整理，造成很多珍贵历史文献已经散佚，所以这份目录仍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伊斯兰教古籍文献基本面貌的重要著作。比如《寻本归真》等伊斯兰文献今天已经散佚，无法看到原本，但依据梅氏的目录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些书的大概情况。再如清初期的中国伊斯兰文献《千问录记》《三一通解》《天方学汇》等，今天也均已失传，此前仅在阿日孚的《祝天大赞集解》中曾有提及，梅氏的目录则不但再次印证了这些书曾经存在，而且还是1783年进呈乾隆皇帝御览之书。因此，梅氏的目录对中国伊斯兰文献的整理工作贡献很大。这之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一些日本人、欧洲人在关注这一领域。主要有日本学者佐口透的《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典》（《东洋学报》，32～4，1950，pp.100～128）一文，公布了作者于1944年在中国内蒙古长城地带对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阿洪们使用的约45种经典调查的情况；法国传教团对甘肃的伊斯兰教经典也做过调查，并带走了11种中国伊斯兰经典。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部比较重要的目录——— 《支那回教文献目录》（Dairen，1939，16 pages），该目录列出包括当时大连图书馆馆藏有关回教文献数百种，其中250多条是基本的汉文伊斯兰文献或小册子，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外国学者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亦大都是外国人所作。20世纪50年代，小皮肯斯（Claude. L.Pichens）的《中国伊斯兰文献目录提要》（Annotate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on Islam in China，1950）一书，从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历史发展与传播、教派与教团及内部文化发展等方面介绍了中国的伊斯兰教文献；60年代，日本学者田阪兴道的《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来与弘通》（东洋文库，1964）一书深入探讨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发展，并援引了20年代时桑田六郎的成果进一步分析、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典及教义著作；7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莱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的《 1800年以前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目录指南》（Islam in China to 1800：A Bibliographical Guide.Abr.Nahrain16 〔 1975～1976 〕，pp.16～48），书中介绍了1800年以前西文、日文和汉文中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著作及藏书地，为读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80年代，广为征引的还是莱斯利的著作《明末清初的汉文伊斯兰文献》（Islamic Literature in Chinese，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Books，Authors and Associates. Canbera：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1981），该书中大致以时间为序，比较具体地介绍了58种明末至清前期的中国伊斯兰文献，并对其作者、版本、大致存在状况及相关文献等方面作了考订，并对一些穆斯林人物作了考证，书后还附有对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十九和二十的简要介绍，参考价值很大，此书是外国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文献整理、研究的阶段性代表成果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及其回族穆斯林问题的以色列知名学者拉斐尔·以斯拉利（Raphael Israeli）与其助手利恩·戈尔曼（Lyn Gorman）合作，于1994年出版了有关中国伊斯兰文献的研究著作———《中国伊斯兰：一个目录学分析》（Islam in China：A Critical Bibliography，Greenwood Press，1994），该书对中国伊斯兰文献进行了简洁评论与分析，时间上，上迄唐代，下至1992年期间，将有关中国伊斯兰的9020种外文、中文研究著作及其图书文献，进行了总体上的评价和介绍。该书的目的是“为西方语言界提供一种中国伊斯兰的实质性文献的评析指南”。早在1979年，以斯拉利就出版了其代表作之一《中国穆斯林：文化遭遇的研究》（Muslim in China：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London：Curzon Press，1979），在其著作中，作者考察了大量的有关中国伊斯兰的文献资料，并给读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专题文献。而在《中国伊斯兰：一个目录学分析》中，作者将有关中国伊斯兰的文献划分为三类：一类是以阿拉伯术语或标题的具有汉语特色单音节音译为主的文献，而且这些在历时性的时间中，有不同的翻译、不同的解释和广泛的意义。第二类是由中国穆斯林撰写的阿拉伯文文献，其中的一些词语，特别是人名和地名的名称，在阿拉伯语文本写作中具有中国的特色，而同样的词语在阿拉伯文文稿中，既没有阿拉伯语的意义，也没有波斯语的意义。但它们在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呈现出适应当地方言的表达方式。第三类是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伊斯兰的研究文献，并进行了一些分析。书中还专设一章探讨和论述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轨迹、时代内容和中国特征，以及中国穆斯林与壮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不同点。同时，对许多中国学者、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诸多著作和论文作了简明扼要地介绍，是一部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的新近“入门工具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