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伊斯兰文献的连续性研究与分析

二、对中国伊斯兰文献的连续性研究与分析

莱斯利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文献的研究，不仅仅着眼于国内的汉文译著等文献资料的甄别、勘误和版本的考证，而且是用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文本写成的世界各国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文化历史研究的论文、专著和文献资料。

关于作者搜集的外文资料范围，在莱斯利先生早期的《伊斯兰汉籍考》（杨大业译，1994年，北京）中说：“研究早期书籍的最基本资料当然是日本和其他地区收藏的传世的译著。下面要研讨的七十余种译著中，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约四十种有传本，大都是桑田所重点研究的十位作者的作品。这十位作者的全部译著日本都有，美国也都有，除马明龙的译著外巴黎也都有。上述译著中许多都有标明年月的序及跋，有些未写清年代的译著及作者也能考订出来。马注、刘智（及其书之编者袁国祚）的序及例言极有价值。今天传世之某些译著的某些版本列有参订、校阅、编纂及同参者的名单。有几个学者，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在地方志及其他教外书籍中能寻找线索以考订日期。”

对于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文献资料，作者也作了介绍和分析。“我和穆罕默德·瓦塞尔合作，采纳了桑田六郎1933年的论文的观点，写成了一篇论文，分析了刘智在他的《典礼》和《性理》中所使用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原文资料。在本书中我只想确定那些在早期确定译成汉文的著作。我们时常不能肯定一本中国书名是指一本翻译的书，或是汉文著作，或不过是一本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却仅仅有一个汉文书名。在东京及其他地方一些传世的阿拉伯字体的手稿冠有汉字书名，但却没有翻译成中文。而我们要研究的主要作品在清初大部分已经翻译成汉文，它们是：《真境昭微》《研真经》《格致全经》《归真要道》《推原正道》《指迷集》《费隐经》《醒世录》《醒迷录》《人镜经》《理法正宗》《回经字汇》。上述作品中许多是波斯苏非主义经典。对这一波斯流派的影响的研究，可看佐口透：《中国伊斯兰的经典》（见《东洋学报》1950年第32期，第480～508页，特别是503页；田坂兴道的书，1964年版，第1237～1297页）；今永清二：《中国伊斯兰教同苏非派关系研究》（见《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32/1，1973年，第46～64页，特别是57～64页）。其他书名或许是基于实际上是汉文原文而不是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原文，包括有：《四篇要道》《归真总义》《教款捷要》等。”可见作者在文献的资料考证上，梳理剔抉，溯源探流，将文献的中外文对接起来，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眼光和治学功夫。

《归真总义》书影

在《传统中国的伊斯兰：一部到1800年为止的简史》（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A Short History to 1800，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1986.）一书中，莱斯利从16章的丰富内容来论述中国伊斯兰、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从唐代开始一直到1800年的中国伊斯兰、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轨迹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和分析，并对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日语、俄语等多种语言中有关中国伊斯兰、中国穆斯林的文献、著述与研究论文作了介绍，洋洋大观，是一部用功甚勤的历史文献研究著作。在最后一章，即第16章，作者研究分析结果，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a.唐代时期（7～9世纪），是中国穆斯林作为商贸往来而进入中国的“蕃客”时期；1b.宋代时期（10～13世纪中叶），是穆斯林商人逐步定居中国并成为国民的时期；2.蒙元时期（从13世纪中叶～14世纪中叶），是中国穆斯林广泛散居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并形成不同阶层分化的“中国穆斯林”时期，也是回族形成的关键时期；3a.明朝时期（14世纪末～17世纪中叶），是回族作为与汉族同胞有差异的中国穆斯林族群的定型、发展时期；3b.清代早期（17世纪中叶～18世纪末），中国穆斯林的爱国与抗争，以及中国穆斯林地位的下降时期；4.清代后期（19世纪末），疏远与抗争，失败中的中国穆斯林；5a.共和时期（19世纪后半叶），中国穆斯林的“暂时”复兴；5b.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0年以来），中国穆斯林的全新发展时期。对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穆斯林发展史以及回回民族史的划分，是作者参考了国内外著名学者如陈垣、白寿彝、杨志玖、海恩波、弗莱彻等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见解。此外，作者还引证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和结论，就郑州地区的犹太人社区的消失与回族穆斯林社区在中国的生生不息进行了比较，说明回族穆斯林在适应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不断自我调适积极适应中国的文化主流，但同时也较好地保存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同时，回族穆斯林与基督教、天主教不同，与利玛窦等人所采取的中国基督徒可以祭拜祖先，并希望通过承认中国“敬天法祖”的传统观念基础上，来从内部改造中国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的策略不同。中国穆斯林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中国穆斯林只是在保存自身信仰的前提下，从社会行动、社会实践等外在的各种实践中，尽最大可能地去适应中国社会主流的发展，与儒家哲学思想并行不悖，并为自己获得中国传统知识界、文化界的理解，从文本与实践方面，如王岱舆、刘智等人作出了时代性的努力，从而为中国回族穆斯林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继承自己的传统开辟了广阔空间。

在《传统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导航》（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一书中，作者用八部分、二十八章的篇幅，对有关传统中国伊斯兰教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分类、归纳和分析研究。是目前为止最为系统的外国学者系统研究中国穆斯林文献资料的重要研究著作之一，也是中外学者共同协作，从多种语言的文献资源中，对应互证，从多角度对有关中国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史、回族穆斯林的历史文化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介绍和归纳评析。

在第一部分的总体介绍中，作者首先对中国伊斯兰教与回族穆斯林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性勾勒和描述：

我们知道，许多波斯人早在7世纪或更早时期就以难民身份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的长安（今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建立了祆教、基督教、摩尼教庙堂。

阿拉伯人也在伊斯兰时代以前就到达了河内、中国的刺桐（广州），但主要的证据表明穆斯林进入中国是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以后开始的。传统上中国穆斯林声称，公元628年，先知曾经派遣使节萨义德·宛嘎斯（Sa’d Abi Waqqas，或Wakkas）来到中国。但第一位阿拉伯使者到达中国的时间是651年。从那以后，大量的阿拉伯使节都来自阿拔斯王朝（这在汉文史料或一两种阿拉伯文文献中都有罗列和提及）。

阿拉伯人（即大食人）于唐代（618～907年）在广州（还有长安）定居和经商，从7世纪或8世纪（正如大约于916年由阿布·宰德记录的关于851年商人苏莱曼纪行中所表明的）之间最为明显。公元760年，扬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受到残杀。756～763年，穆斯林将士平定了安史之乱后，定居于中国北方（根据中国穆斯林传统）。

宋代（960～1126年及1127～1279年），穆斯林久居中国并开始融入到中国社会当中。我们可以称之为“世居中国的穆斯林”。其间在泉州、广州修建了第一批清真寺，还有更早的修建于唐代长安的清真寺（中国伊斯兰文献中证明）或者是宋代（由非穆斯林文献所证实）。当时，穆斯林的代表人物蒲寿庚，在宋代末期担任朝廷的市舶使。

蒙元时期（1279～1368年），中亚、西亚的大批穆斯林工匠和士兵被签发到中国。从此开始，大量穆斯林在中国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有了稳定的增长。穆斯林当时被称为“回”或者“回回”，他们在元代政府中的军事、金融以及其他重要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属于二等公民。当时著名的回族穆斯林政治家赛典赤，治理和用儒学来教化云南，对元代的边陲安定作出了很大贡献。1348年在定州、1350年在广州、1350年在泉州等地发现的汉文伊斯兰碑刻，以及用在泉州等地得以发掘阿拉伯文（有的是汉文）的穆斯林墓碑就是证明。

明代，中国回族穆斯林已经完全融入进中国社会当中，我们也许称他们为“中国穆斯林”。他们在政府机构中获得一定的位置和级别。全国各地都陆续修建起了清真寺，也树立起许多的汉语、阿拉伯语石碑。明代，回族穆斯林在军事事务、天文历法、医学、贸易和交通等领域产生了历史影响。其中作为穆斯林航海家郑和，率领着庞大的船队于1405～1433年之间，航行到达了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国家。

在17世纪中叶，王岱舆开始用汉语写作伊斯兰著述，1683年马注紧随其后，还有刘智（1704～1724年）以及其他几位学者，都以这样的方式著书立说。刘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苏非主义对他的强烈影响。然而，汉文译著与儒家的适应性调节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我们目前的“中国伊斯兰”讨论。

在18世纪的乾隆时期（1781～1784年），马明心带来的新教导致了穆斯林的分化，在甘肃发生了反抗清政府的起义，1784年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马明心被清政府杀害。

19世纪50年代，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爆发了由杜文秀、马德新领导的回民起义；在甘肃爆发了由马化龙领导的回民起义。这些起义最后都被镇压下去，成千上万的回民和汉族同胞死于战乱。

20世纪初，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穆斯林逐步有了伊斯兰文化的恢复和振兴。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中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中国穆斯林文化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其他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几个比较大的城市中，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了准确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到2000年，回族穆斯林总人口为1000万左右，主要聚居在宁夏、甘肃、河南、河北、山东、云南、青海、新疆和北京、天津、南京等省市。（我们这里没有考虑将近有1000万的非回族穆斯林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民族，他们相对于回族而言，具有较为明显的种族、语言和文化个性）。近来也出版了有关中国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书籍，现今中国伊斯兰更好地融入到了中国社会中，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同时作为穆斯林而越来越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在简短地回顾了中国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历史发展脉络后，莱斯利以这一历史阶段的划分为基础，将中国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文献分为以下几类：（1）基础历史文献（以中国正史为主）；（2）基础的主要文献（以历代碑刻、碑铭为主）；（3）第二手历史文献（以著名的学者研究成果为主）；（4）第二手关键文献，包括西方语言（英语、法语为主）、日语、阿拉伯语、汉语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文献。此外，作者还罗列出汉语、日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中有关中国伊斯兰和穆斯林文献的主要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馆藏图书馆，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研究中国伊斯兰和穆斯林历史文化的国际文献资料“信息源”、“导游图”，为我们和今后的读者、研究人员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指南和资料导引。这是莱斯利先生和杨大业、艾赫迈德·尤素夫等中外学者经过精心研究多年，而奉献给世人的一份厚礼、一大国际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