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形象画面进行的艺术构思

三、用形象画面进行宏伟的艺术构思

格里菲斯不仅发明了几个被后人称为典型的叙事手法和组接方式，他的才华与贡献还集中体现在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片中，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和《党同伐异》(1916)。

《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影片，它投入了约10万美元。这部影片长达12本，由1200个经过精心剪辑的镜头组成，它在技术上有许多创新，开创了世界电影“豪华巨片”的先河。这部影片从内容上看是一部充满了种族主义恶劣气味的影片。它的故事背景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描写的是所谓白人在南部遭到黑人的迫害和残杀而不得不奋起反击，组织“三K党”进行自卫和报复的“历史”。影片中的黑人被描写成愚昧的奴隶和没有理智的杀人犯，同情黑人的共和党是“可恶的同谋犯”，唯有臭名昭著的“三K党”是由诚实的美国人组成的一支英雄的军队。这部影片是对美国人民的蓄意侮辱。然而，反动的思想内容并没有掩盖住这部影片在艺术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美国著名电影艺术家约翰·劳逊在评论这一奇特的现象时说:“从未有过一部影片会在技巧上的革命性和内容反动性之间存在这样的触目矛盾。”“他从流浪的青年时代跨进了一个全新的创作领域。他惊人的直觉抓住了电影这一手段在技巧上的潜在力量。他正确地认识到，这些潜在的力量要求他对现实生活中的材料加以解释。因此他便片面地抓取一个事件，把自己的偏见和当时共同的偏见一起加了进去。”有许多材料证明格里菲斯本质上是一个正直的人道主义者，他憎恨剥削，对美国工人的贫困和苦难，对当时欧洲的流血和破坏都发出过真诚的谴责。但这部影片没有摆脱他那南军上校的父亲自幼给他灌输的种族主义的思想，当他在影片中安排了一个幸福忠诚的小黑奴形象后，就满以为可以冲淡那帮无恶不作的黑人给人留下的坏印象了。所以，当格里菲斯看到人们用标语牌和纠察线来“迎接”他的这部影片时，他当时的震惊不是虚假的。

这部影片在艺术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格里菲斯运用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技巧。在南北两军对峙的大场面处理上，他用极远景来展现雄伟的壮景，显示出他对场面调度的非凡能力，这种大场景使人想起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影片剧情条理非常清晰，节奏感很强。影片采用三条线索交替出现的结构使故事情节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在剪辑技巧上，格里菲斯多次把大远景和大特写连接在一起，比如军队的行进与军旗插进敌军炮口的镜头接在一起，使影片增添一种诗意的情调。在“三K党”人策马飞驰的运动场景中，他把摄影机装在一辆行驶的马车上跟拍，取得了紧张动人的效果。《一个国家的诞生》在商业上十分成功，直到无声电影末期仍长映不衰，在票房收入上创造了空前的纪录，第一年就赢利100万美元。但这笔钱不久就被全都消耗在《党同伐异》一片的摄制费上。由于《党同伐异》票房惨败，格里菲斯后半生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用于还债上。

影片《党同伐异》是格里菲斯在思想与技巧之间存在“触目的矛盾”的另一个典型的例证。《一个国家的诞生》上映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使格里菲斯深感震惊，同时也使他踌躇满志。他决心再制作一部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那样的流芳百世的电影杰作来平息人们对他的种族偏见的指责。新的影片应当是宣扬宽容，反对暴力的，因为当时美国国内对于正在欧洲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满了反战情绪。为此他决定拍摄《党同伐异》。影片由四个独立的故事穿插组成:即“基督受难”的故事，“圣巴戴姆教堂的屠杀”(描写法王查理九世在1572年对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巴比伦陷落”和“母与法”(一个现代故事，描写一个罢工工人被控谋杀的冤案)。格里菲斯的意图是把这四个在时间上相距几千年，都含有人类自相残杀内容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爱、仁慈、反对仇恨”的主题，以此证明不宽容的斗争是贯穿于人类各个时代之中的，最终形成对“党同伐异”(勾结同党排斥异己现象)的批判。为了解释主题，格里菲斯在影片中大量运用了对比和象征的手法。其中最有独创性的就是在这四个穿插交替平行发展的故事每一次切换时，都出现一个母亲摇摇篮的镜头，以此表示人类永远是在生命诞生与死亡中延续着。4个故事中有3个采用了格里菲斯发明的“最后一刻营救”模式，整部影片剪辑的节奏由缓慢逐渐加快。当最后一刻营救开始时，摇篮的镜头取消了，画面的切换从以段落为单位变成了以镜头为单位: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山姑娘驾着战车狂奔报信和波斯军队偷袭巴比伦城;拿着赦免书的山姑娘乘赛车追赶火车和被冤屈的小伙子被带上绞架。这些镜头以极短的速度交替闪过，每个镜头只有几尺长或几个画格。最后结束时只剩下现代故事:赛车司机脚踩刹车，刽子手举刀正要砍断吊着平台的绳索，姑娘赶到绞架旁时，一个特写镜头，刽子手的刀即将碰到绳索。这种快速切换的平行蒙太奇代表格里菲斯的最高成就。他本人在谈到这一段影片时曾说:“四个故事开始时是四条分别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流，它们分散地缓慢而平静地流淌着;随后它们逐渐接近，愈流愈快;最后它们汇合成一股惊心动魄的情感奔腾的急流。”这种在时间、空间和情节线之间大幅度跳跃的手段，突破了戏剧美学经典的“三一律”，为电影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创立了自己独有的艺术语言。格里菲斯除了在影片中使用平行蒙太奇(四个故事平行交替叙述)外，还用了交叉蒙太奇(绞架和赛车交错切换)、隐喻蒙太奇(摇篮)、对比蒙太奇(资本家的豪华舞会和女工破烂不堪的住房)。甚至还使用了长镜头表现内部蒙太奇:孩子被清教徒抢走后，孩子的母亲被推倒在地上，镜头从她大声哭叫的面部特写摇拍到她手上，手里还攥着一只小孩的袜子。这种具有极强表现力的蒙太奇手法直到50年代以后才被普遍运用。

格里菲斯为自己惊人的构思感到飘飘然，企图以这部影片作为新诞生的第七艺术上的一座丰碑，拍一部“照耀人类各个时代的太阳剧”。为了和丰碑的地位相称，他用石膏和木材搭了一座纵深1600米的巴比伦城，城墙高27米，上面可以并行两辆马车;豪华的宫殿高42米，上面可以站上千人。在波斯军队进犯巴比伦一场戏中，他雇用了16000人。在盛大宴会的戏中，他造了一个有6对铁轨、42米高的移动摄影车道，摄影机从数千名演员头上掠过，高度逐渐降低最后进入宫殿，移动纵深达400米。这种壮观而富于变化的镜头，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完成是难能可贵的。为了这座伟大的丰碑，该片共花了高达200万美元的费用，创造了好莱坞巨片的最高记录。因为按实际价值计算，全世界至今还没有一部电影的摄制费能超过它。但是这部雄心勃勃的影片公映后，结果却与《一个国家的诞生》截然相反，反应异常冷淡。为此，格里菲斯不但把前部影片赚的100万美元全部贴了进去，还背了100万美元的债。那座雄伟的巴比伦城因没有钱拆除，至今还在好莱坞的半山上，真的成了一座供后人瞻仰的历史丰碑。

党同伐异，美国

影片失败的原因在于格里菲斯对“党同伐异”理解是抽象的。虽然反战的主题很清楚，但战争与苦难的原因却被他弄得模糊和一般化了。他把仁慈和人性看作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一成不变的东西，缺少它们便会引起战争，这个基本论点是含混的。影片的冲突集中于爱与恨，道德与罪恶之间，但这种冲突与现实生活缺乏真正的联系。由于思想上的混乱，格里菲斯反对任何一种“党同伐异”。在他看来，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和资本家枪杀工人一样，都是“党同伐异”。正如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所说:“由于不能把这四个插曲融合为党同伐异这一统一形象而遭到形式方面的失败，只不过是主题与思想上的错误的反映。”另外，他的平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观众的欣赏水平，作者为了便于观众看懂，把四个故事染成四种不同颜色加以区别并加上了很多字幕，观众还是经常张冠李戴，如坠云雾之中。影片放映时间太长也是观众无法接受的原因之一。原版有8个小时，删改以后也有220分钟，让观众在这么长时间里去看一部说教的电影是很难忍受的。《党同伐异》作为电影史上地位显赫的基石，虽然由于格里菲斯思想的混乱和技巧的大胆创新超出了当时观众的接受水平，使之在商业上遭到惨败，但是无论从技巧还是思想上看它都超过了前一部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被电影史学家称为“光辉的失败”，比他在前部影片取得的“令人反感的成功”要可贵的多。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格里菲斯的成就使电影艺术朝独立性方向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因为在格里菲斯以前，电影基本上是沿袭了戏剧艺术的美学范畴。一部影片虽然有很多场景，但每一个场景中摄影机的位置是不动的，看电影就像看无声戏剧一样。格里菲斯缩小了影片的基本构成单位，即从场景中分出不同景别的镜头。这样电影就具备了自由独立的造型手段和艺术语言，具备了最大限度的时空转换的自由。摄影机的运动和蒙太奇运动是实现这种转换的方法。摄影机的运动方向、景别变化和镜头与镜头之间快慢节奏的变化是这种转换的具体体现。这一切都使电影产生新的含义，奠定了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基础，也决定了格里菲斯在电影史上的巨匠地位。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剪辑和蒙太奇并不能相提并论。格里菲斯创立的仅仅是一种具有新意的剪辑手法，一种艺术实践的经验，而不是真正的蒙太奇。作为一种艺术思想的蒙太奇理论的真正确立和深化，是在稍后苏联导演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那里才告完成。所以既要看到格里菲斯作为先驱者的巨大功绩，又要看到他的非自觉的实践经验与蒙太奇理论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估价格里菲斯的地位和作用。

在《党同伐异》完成以后的15年中，格里菲斯依然在摄制电影，虽然其中有几部在电影史上仍属第一流的作品，但总的来说，他的作品质量呈下降趋势。他在电影技巧的革新上变得停滞不前了，而别人很快就学会了他的方法，并与他并驾齐驱了。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西方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意识，而这正是深刻影响格里菲斯的艺术社会观的精神原动力。因此他对战后世界的新问题无法作出有效的贡献，只能作为一个商业影片的导演结束了他的艺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