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节目与选秀节目略有不同，生产和消费现象

2015年，中国电影界有着一个虽然不大却是颇耐各种玩味的现象，即电影明星“真人秀”的蔚为壮观。它不仅是一个文化娱乐界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前者而言，业界人士对于“疯狂”甚至“疯癫”的明星“真人”作“秀”“表演”，它的演员价值“透支”以及表演综合效应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后者而论，社会领域则是关心青少年观众的“如痴如醉”追慕之中，它所触及的社会伦理及其“底线”问题。

英国电影学者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的《明星》，被公认是明星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戴尔引用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到二十世纪已经从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根本性地转为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由此，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问题”不是生产足够多的商品来满足市场，而是如何销售大量超出市场直接需求而生产出来的商品。^[32]“销售”代替“生产”成为资本家更为关心的问题，由此，扩展海外市场和广告宣传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主要手段。广告作为品牌的推广手段，不可避免地与明星“勾连”起来，“消费的偶像”（比如明星）取代“生产的偶像”（比如银行家、政治家）成为大众追逐的重点。“电影明星既不是主导电影世界的半神——半人的存在个体，也不是激起观淫癖或自我认同的一面镜子，他是可拆可组的符号集合，是以多种素材为基础确立的文本；这当中涉及广告宣传、人物和电影角色、夸张的评论、公众的接受及反响。”^[33]

电影明星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既是生产现象也是消费现象，一方面是国内各大卫视重金打造的“品牌”，是各大卫视进行收视率大战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大众感兴趣并建构起来的“吸引力”。雷蒙·杜格内特认为，明星是这样一种映像，公众从中揣摩以调整自己的形象。^[34]在公众的认知中，明星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生活方式，透过“真人秀”这样的节目，普罗大众对明星的幻想欲和窥视欲达到了满足，借由“真人秀”节目。公众也完成了自我形象的更新。因此，明星形象的商品化揭示了消费社会如何成为制造明星意义的最大场域。

近些年来，国内各大卫视的节目中，“选秀”节目作为“真人秀”的某一类型最早出现，比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笑傲江湖》，北京卫视的《造梦者》等。“真人秀”综艺节目是近两年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类型，比如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偶像来了》、《真正男子汉》、《一年级》，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东方卫视的《极限挑战》，江苏卫视《我们相爱吧》等。“真人秀”综艺节目与“选秀”节目略有不同，“真人秀”是赤裸裸地秀真人，“选秀”节目做“导师”则是有“身份”的伪装，但是，相同的是这两种形态都属于社会表演的某种转场，也都是对明星银幕价值的过度消费。“明星现象把人生如戏这一普通比喻和诠释角色等所包含的全部问题都和盘托出，而明星正解决之，因为他们是众所周知的演员，而人们对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建构的人物（演员所饰的传统角色），而是他们如何建构/诠释/成为人物的过程（这取决于特定明星介入的程度）。”^[35]在某种意义上，“真人秀”节目成为这样一个平台，即它提供给观众观看明星如何构建人物的机会，虽然明星是无法将自己的真实形象与公共形象彻底分离，“真人秀”节目也是依照台本的演出，但是，它却是具备了恢复公众对综艺节目信心和热情的特质，从而为电视媒体守住观众、占领市场，而观众通过对明星的戏谑则表达出在主流媒体内部常常无法言说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