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变的生产与消费

我国人口一路坚挺地来到11亿里程碑。人口的急剧膨胀成为一切棘手问题的基因：经济成长的困惑、社会发展的迟缓、生态环境的破坏、森林土地资源的危机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皆由此而使然。

一、危机：人口膨胀的种种结果

我国近几年来人口出生率一直高居不下：1986年为20.77‰，1987年为23.26‰，1988年为20.78‰，净增人口分别为1485万、1720万和1520万。于是今年4月14日，我国人口终于突破了11亿大关。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这股强劲势力将继续惯性运动下去。1962年至1975年间出生的3.6亿人，自1986年起陆续进入生育旺段，平均每年有1100万到1300万妇女进入婚育年龄，这第三次生育高峰将持续到1995年以后才有所缓和，其间每年新生婴儿2200万左右，净增人口1500万左右。由此推算下去，我国人口数量巨大“分母”的膨胀，不能不令人正视。

人口数量膨胀这一正面的反面，正是令人担忧的人口素质：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4（1988年国家教委公布的文盲人数为2.2亿，占世界文盲总数8.8亿的1/4，我国的文盲队伍还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在扩大）。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高达44%；全国15—19岁人口中近半数没有受过初中教育；25岁及25岁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9.7%；1987年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约占总人口的0.88%；工业部门中，工程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2.8%；工人中，80%的人文化水平达不到初中毕业。如此低下的国民素质，给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现代化的起飞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人口膨胀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影响，造成土地、森林、粮食、生态、住房、交通、教育的危机。

（1）人口膨胀，抵消了经济建设的成果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沈秋骅认为，人口过多对经济的制约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人口过多，严重影响人均财富拥有量。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据世界银行计算，198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3189亿美元，略低于加拿大的3473亿美元，大大高于墨西哥的1637亿美元，但以人均拥有量看，我国仅为310美元，居世界第126位；加拿大高达13670美元，居世界第8位；墨西哥为2080美元，居世界第59位。第二，我国人口过多，使粮食供给面临着愈益严峻的局面。我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产量低，1957年为302公斤，1988年也仅为362公斤。今后随着人口增长，市镇、工厂、道路以及住宅等占地面积增加，耕地势将不断减少，从而使人口与粮食的关系更加尖锐。第三，我国众多人口的消费需求，哪怕是低水平的需求，其绝对量也是惊人的。消费比例过大，势必影响资金积累，制约建设规模与速度。第四，我国众多人口所造成的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可供出口的资源与产品数量减少，制约外贸事业的发展……无疑，这些制约作用迫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人均资源短缺、资金匮乏等因素，我国经济只宜适度增长，不宜过快过热，否则将造成比例失调、经济混乱；另一方面，要满足迅速增加的人口的需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又不得不较快地发展经济，甚至选择高速度。

（2）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

来自林业部的“白皮书”再次敲响了中国森林资源危机的警钟：中国森林面积的减少速度相当惊人，仅1976—1980年的5年就减少了1亿亩、年平均减少2000万亩。中国现有林地面积17.28亿亩，森林覆盖率已由“四五”期间的13%下降到“五五”期间的12%，大大低于世界22%的平均水平。近几年，中国森林蓄积消耗量远大于生长量，据1985年凋查，资源赤字高达1亿立方米。全国森林蓄积量目前为90.2亿立方米，人均约9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3%。这其中可供采伐利用的成熟林仅有20多亿立方米。现在每年的消耗量接近4亿立方米，按这样的速度，到本世纪末，成熟林将基本消耗殆尽。到2010年被迫提前投入消耗的中龄林也将基本用光。森林的减少，使水土流失严重。农业部环保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1/5，比50年代初期增加近30%，每年流失的泥沙达50亿吨，因水土流失带走的氮、磷、钾等养分相当于全国四五千万吨的化肥年产量，耕地质量明显下降；此外，土地沙化面积正以每年15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受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近3亿亩。

二、探测：触动人口问题的敏感点

11亿人口了，人们都在反思。然而，反思什么？是太多的人口数量与太低的人口质量，抑或风雨飘摇的人口政策，还是狭隘僵化的思维方式？也许三者兼而有之。

（1）讲人口问题不只是抓计划生育

近年来，我们对人口数量很重视，可以说这几年抓人口问题主要是抓了人口数量，而抓人口数量，就是抓了计划生育。这里有一个偏差或误解。人口研究不能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但在我们某些人心目中，一提人口，就是人口数量，就是计划生育。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心态，领导决策人在考虑其他问题时，实际上就不自觉或下意识地把人口问题放在一边。举例来说，今年年初国家对经济实行紧缩政策，大量压缩基建项目，而承担这些基建项目的，大都是农村来的包工队。这样，有人估计大约有1000万—1200万人退出就业领域，而成为“盲流”人员。给乡镇企业贷款刹车，整顿秩序，乡镇企业必然一部分萎缩，一部分倒闭，这又挤出800万—1000万人成为失业者；加之农村人口有一个自然增长率，进入劳动力市场每年都在增加。这些就是目前严重的“盲流”问题，它是典型的人口问题，但我们在制定决策时却未予充分考虑。因此，对人口研究不能仅限于人口数量，仅限于生育率，因为人口问题受约因素很多。不能光从统计、数学的角度来研究，要更多地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等其他不同学科多层次地来研究人口发展规律。

（2）警钟敲在何处

11亿人口的警钟敲响，人口黄牌已亮出，该是警觉的时候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虽然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肤浅，是低层次的。报纸杂志在宣传人口危机性和灾难性后果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力；领导人对此的认识更是远远不够。各种人口日看似轰轰烈烈，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嘴上讲讲，舆论宣传一下，或喊几个口号，开几个大会，真正实质的工作并未落实，或者真正需要重视和宣传的地方却未重视，未认真宣传（如广大的农村），大量的表面文章都是在城市里作的。可以说，我国目前问题成堆，危机四伏。导致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原因，除了其他弊端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问题。

对设定“十一亿人口日”的必要性，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王谦自有一番自己的认识，在他看来，“十一亿人口日”是比着“世界五十亿人口日”和“亚洲三十亿人口日”干的，意义不大。其实，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现在或近几年才有的，是一直就存在着的，只不过是未得到重视。警钟应该长鸣，应该从前几年就敲，现在应向后敲。警钟不仅在城市敲，更应该在农村敲。此外，我们现在写文章，做工作针对的是11亿以后的人，那么现在11亿人的出路在哪里？无论是国家建设、经济发展，还是文化教育、卫生保健都要面对现实的11亿人口。如果说我国最佳人口是六、七亿，现在已经到了11亿，马上回到六、七亿又不可能，就算100年后回到适度人口，那么这100年内我们又怎么办？也许面对11亿人口的现实，提出些实际可行的办法更有意义。不仅如此，在11亿人口日的时候，不能不考虑12亿、13亿人口日的到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时时地意识到人口警钟的声音。

（3）人口目标“跟着感觉走”

我国人口目标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为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政策控制严点，农村一“造反”，政策又松一点；松一下，发现情况不可收拾，于是再严一点……到底人口准备控制在什么目标？也许有人说，这已很具体：城市只提倡一个；农村提倡生一个，允许确有困难的生两个，无论如何不能生3个。那么，“确有困难”指的是什么？什么叫“确有困难”？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弹性。再说：“无论如何不能生3个”，那真的生了三个，怎么办？这些尚在不可知之数。12亿左右的人口目标是很活的，以上办法又没有相应的措施跟上，于是走一步，看一步，将来到12亿再敲一下警钟，大家再议论一下，再反思一下，便没有其他办法了。要使我国人口生产由无计划真正走向有计划，就应该加强计划生育，加强对人口目标的讨论，实现人口目标管理和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可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是谁官大听谁的，缺乏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这样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且是无法弥补的。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1964年人口普查，查完了就是7亿人了。毛泽东在会见戴高乐将军时说：‘我就不相信会有7亿人！’指着旁边的周恩来，‘他们的调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于是当时7亿人口的公报就未公布，一直到‘文革’才发表。”因此，要保持人口目标确定性，就应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按正确的决策去执行的严肃性，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你只要说提倡生一个，我就能给你论证生一个怎么怎么的好；你若说提倡一个半，我就能给你论证生一个半怎么怎么好。应该说，这方面的教训是够深刻的了。

（4）政策不配套造成的磨擦

人口控制是综合问题，人口政策的实施是各个部门互相配合协调行动的过程。光靠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个部门单枪匹马战斗，而没有其他部门的配合支持，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理想的效果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往往互相撞车。例如计生委强调控制人口，只准农民生一个或两个孩子，可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却刺激着农民的生育欲望，起着促进人口生产的作用。在农村的贫困地区，一面在收超生罚款，一面又对此进行扶贫，给他发放救济费；在城市的住房分配方面，几乎是按人头按年龄来分配的，也就是说，有孩子的比没有孩子的早分到房子，有两个孩子的比有一个孩子的早分到房子。而且前者比后者分得的房子都来得大。这些都是政策制定始料所不及的。这种政策不配套造成的摩擦对人口控制政策的实行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带来了许多副作用。

二、出路：需要引入新思维

我国人口问题目前走入两难境地：宏观上，全国人口9亿、10亿、11亿……不断膨胀，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而微观上，农民又确有实际困难，人手少无以致富，无男孩无以支撑家门、无以防老，于是拼命多生，拼命要男孩。这种两难选择，使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一直在低谷里绯徊，造成一系列严重的恶性循环，给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的进程背上沉重包袱。如何走出这一困境？需要我们的政策决策具有新的思维，新的共识，方能有新的契机。

（1）实行计划生育产业化

有人说，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领导重视和全社会认识不够。因此，要抓好计划生育，就要把抓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领导者和全社会的效益日程上来。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产业来研究，实行产业对策。

计划生育既然作为一个产业，就要讲产业政策、产业效益，讲投入和产出。这种投入不仅包括药具的制造、手术医疗及费用、人力、物力的消耗，还包括大量的宣传工作。而产出则不仅要讲控制人口数量，完成人口指标（出生率、计划生育率等），而且要讲人口质量。人口素质高而数量少才具有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记者曾去安徽一个县采访，其县副县长说：多生一个孩子，减少收入800美元；少生一个孩子，就增加800美元。一个乡每年少生50人，就等于创办一个4万美元的乡镇企业，这样的企业人们称之为“三无企业”（即无烟、无资金、无风险）。一个乡4万美元，那么我们县70多个乡每年就是300多万美元。这300多万美元对一个贫困县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这样的“企业”和产业效益我们不能不思考、权衡、比较，择出优劣。再从全国的宏观角度来看，1978年以来的10年间，由于推行计划生育，共少生1亿多人，按1986年的消费水平计算，社会和家庭承担的抚养费节省了1万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198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人计算过，若50年代采纳马寅初提出人口控制方案，我们现在总人口可能减少3亿—4亿人，则人均收入就能提高30%—50%。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投入与产出的对比，这就是计划生育的产业效益。

抓好计划生育这一产业，就要实行倾斜性政策：在生产投资、项目安排、物资供应上要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扶贫要与人口控制挂钩。例如办乡镇企业可以优先招收独生子女，就业和升学也应如此。在社会福利保险方面要倾斜于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在奖励方面，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要倾斜于实行计划生育和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改变过去只重视对生产部门的单位和同志奖励的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要倾斜于计划生育工作。

因此，把人口问题当作产业来研究，从投入与产出的对比来看我国人口政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生产与需求的规律上制定有效的抑制人口增长政策；从产出的数量与质量上进行对策研究，从而遏制膨胀的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2）汲取十年改革失误的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张志刚认为，中国改革10年有两大失误：第一，没有及时地把人口控制系统和其他体制变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当中，人口控制体制可以说是发展得最充分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计划体制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此情况下，人口控制系统的作用基础以及它所能起的效益制度结构变化了，这几年的人口失控与这一点很有关系。然而，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套人口系统已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没有把人口问题纳入到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当中。在改革的设计、人口政策的设计中，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比如，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直接把家庭的生产功能和生育功能结合起来，因此，即使国家号召人均意识，而在家庭内部则表现为人多致富快、财富多。目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负担系数很低，家庭的劳动力参与率很高，在此情况下，更使家庭容易看到人手的作用。改革当中政策设计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估计到经济体制改革对整个人口运动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没有引起重视。

（3）由全民讨论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是与千家万户、每一个公民都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人口政策的制定应该由全体民众来讨论，从而建立在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上。

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参与人口政策讨论的权利，发表其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从而了解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想认识、承受能力、心理状态。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归纳，得出几对主要矛盾，从而找出解决办法和实行措施。据此制定出的人口政策也许更切合实际，更具可操作性。相反，如果人口政策主要通过数字统计、数学模型来制定，那么其可行性就值得怀疑了。

由全民讨论人口政策，才能启发每一位公民的自主性意识，使每一位公民都能平等地关心它、讨论它，不断地完善它，使每一位公民都能最大限度地把关心自己的生育与关心民族繁衍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所制定的人口政策就是自己意志的表达这样的程度。使政策精神与民众心灵的呼唤共鸣；消除民众对人口的义务感、厌恶感，消灭情绪上的对立和行为上的躲避。这样，我国人口政策的推行和人口目标的完成才能顺利有效地进行。

（此文发表于《时代》杂志，198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