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先驱”

1867年，英属印度加尔各答英商会的代表托马斯·唐·古柏来到上海。古柏是一个探险家，但他从不讳言他的商业目的，自称为“商业先驱”。1862年他曾受加尔各答英商会委托，计划从仰光出发，经八莫，至腾冲、大理。由于当时滇西内战，古柏放弃了从八莫路进入中国西南边疆的计划。经过数年的思考，古柏重新制定其开通英属印度到长江流域商路计划。他拟以上海为出发点乘船上行至不能通航处，登岸陆行，经云南的丽江府，寻找道路前往阿萨姆的萨地亚、加尔各答，或者取道云南的西南地区至八莫抵达仰光。

在上海古柏得到了当时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和公使阿礼国的赞许和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湖广总督李鸿章发给特别护照，同意古柏到四川旅游。古柏乘船经武汉、宜昌至重庆，在重庆短暂停留，考察商业和交通。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点，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的水陆码头、货物集散地。沿嘉陵江南来北往与沿长江东下西上的帆船在这里进出聚散，通向中国西北、中南以及云南、贵州的条条道路也在这里轮辏辐集。古柏由重庆前往四川省会成都，换取护照后，沿四川进藏的路线西行，一路艰难跋涉，渡青衣江、大渡河，翻大相岭、二郎山到四川进藏的关口打箭炉，再往西行经里塘，至巴塘。巴塘地方的居民闻知洋人进藏，鸣锣为号，齐聚防堵。古柏折而南下，于1868年6月10日到达云南与川康、西藏交界的阿敦子，再南下到达维西厅。

其时维西的清王朝势力正与滇西回民起义军对峙，距离维西厅两天路程的东栏村为双方的军事分界，西北为清军防地，以红旗为标记，东南为起义军防地，以白旗为标记，东栏两不相属。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商旅依然通行，东栏村的头人收取过境税，分付给对峙的两军。古柏进至东栏，但被阻回，不得不放弃南下经大理到缅甸的计划，于是8月6日从维西循原路返回，9月20日抵打箭炉。^[13]

在打箭炉古柏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打箭炉是四川与西藏间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其东有泸定桥，西为折多山，一山一水，均为咽喉要地，《卫藏通志》第四卷说该地：“天时多寒少暑，层峦峻岭，峭壁悬崖，中隔泸河，势最险要。”四川的茶商贩运茶汇集此地，藏族官僧购茶也到此地，形成汉藏两族人民茶叶交易的中心，“茶货所聚，市肆稠密，烟火万家”^[14]，城中有48家“锅庄”，即茶叶交易的行栈。川商在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州、灌县产茶区收购茶叶，转输到打箭炉，投宿锅庄，锅庄充当牙行为客商联系买主。《雍正四川通志》记载：“自炉至西藏、西海诸国，多食牛羊炒面，需茶甚切，悉由内地产茶州县负贩，而炉中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其俗，女子年十五以上，即雇于茶客，名日沙鸨儿，凡茶客交易货物，俱听沙鸨番译，较定价值，无异牙行。”^[15]廓尔喀战争中，孙士毅摄四川总督，驻打箭炉调运粮饷，在他的《奉命驻打箭炉筹办征调事宜诗》中有“丫髻权侔市舶司”句。^[16]打箭炉川茶的销售量，各种估计不同，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四川总督请减天全州茶引疏》：“窃照全省现行边腹茶引一十三万九千三百五十四张，行销打箭炉口外者约属十分之八。”^[17]每张茶引100斤，附茶14斤，共114斤。清王朝在此地设置关卡，征收税厘，严禁私茶入藏，年征十数万两银。清王朝靠这笔款项支付在西藏的各项开支，“盖藏帅借用番钞，给予印票，赴炉厅领茶，以抵藏饷，是藏饷多借商力接运不仅茶也，藏帅及兵丁生机实系于此”^[18]。

打箭炉又是法国天主教向西藏渗透的桥头堡。近代天主教向西藏地区渗透，耶稣会和卡普钦会的传教士进入阿里、拉萨等地活动，由于遭到西藏僧俗的激烈反对，只得离开藏区。19世纪中国天主教的“保教权”落入法国天主教会之手，西藏地区的传教事务从亚格拉教会分离出来，划归四川教区，1857年另立西藏教区。该教区以康区为基地，主座教堂设在打箭炉，向藏区推进。

古柏安顿下来后，对打箭炉的茶叶贸易及清王朝的茶政进行考察。法国主教丁硕卧（Joseph Mary Theruveru）将其在打箭炉居留期间对该地的调查研究所得详细地告诉了他，并写成长篇报告交给他带回。丁硕卧在报告中比较了美、法、俄、英诸国，认为唯有英国可凭其雄厚的资本、熟练的技术和处理殖民地事务的丰富经验把中国（包括西藏）纳入英属印度殖民地体系内，完成中国殖民地化的“伟大工作”。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进行商业和经济方面的渗透，要开通英属印度与中国的商业通道，为此英国要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业枢纽城市拉萨、巴塘、大理、重庆建立英国商馆，开辟市场，由这些地方再向中国内地扩散，最终完成对中国的合并。英国要在上述城市建立商馆将会遇到种种阻碍，其中拉萨阻力最大，重庆次之，大理最为易行。丁硕卧为古柏提供了大量的打箭炉茶叶交易的情报，认为茶叶交易对于西藏的经济、政治具有巨大的作用，而川茶入藏路程漫长，交通条件极为困难，倘若英属印度能够打通向西藏倾销茶叶的渠道，那么印茶就可以取代川茶占领西藏市场，不仅将获得极其可观的经济利益，而且必将动摇清王朝在西藏的管辖，把西藏纳入英属印度。^[19]

古柏在打箭炉停留了一段时间，在图谋进藏被阻后，于该年的11月回到了上海。古柏在上海将丁硕卧的备忘录抄送阿礼国，声称中国政府的阻挠迫使他半途而废，现在他拟由中印边境穿越西藏，进至巴塘，以完成其原定的计划，并要求阿礼国为他向总理衙门申请旅游中国全境的护照。阿礼国应其要求，取得了总理衙门签发的护照函寄古柏。1869年夏，古柏在英属印度政府的支持和加尔各答英商会的赞助下，从加尔各答出发，经由阿萨姆的萨地亚，次年春前进至中印边界，但为西藏地方官员阻止，被迫折回。

古柏回到印度向加尔各答的英商会提交了印度与中国贸易备忘录，随后又出版了《一个商业先驱在中国的游历》一书。在他这些文件和著作中，古柏提出了以下主张：

一、在重庆、巴塘、大理、拉萨设立英国商馆，作为向中国内地渗透的据点和贯通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的联结点。

二、针对当时争论不休的取道云南还是西藏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问题，古柏倾向于西藏—四川—长江流域路线，他认为打通这条路，不仅可以影响中国西南、中南，而且可以利用西藏与蒙古的政治、宗教联系，把英国势力扩展到中国这些地区，甚至可以说，控制了拉萨就意味着取得了影响整个中亚的地位。

三、茶叶是英属印度打通西藏道路的有力武器，一旦印茶销藏，川茶入藏就会被切断，他估计从打箭炉入藏的川茶每年为600万磅，印茶取代川茶，获利巨大。古柏注意到川茶销藏对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宗教集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印茶取代川茶不会是没有斗争的，他暗示要使用武力：“要到英国使节驻扎拉萨，并且喇嘛们在与英国军队的接触中受到教训从而意识到他们完全没有指望”，印茶才能进入西藏。

四、西藏政局不稳，俄国向中国西北的推进使它处于接近西藏的有利位置，一旦时机来临，它绝不会退缩从而放弃充当整个中亚的主人的机会，有鉴于此，英国必须采取积极的向西藏推进的政策。^[20]

古柏的提议在英属印度政府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为英属印度向外扩张提供了经济推动力，开拓英国产品市场与印度茶叶市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得英属印度政府能够把英国本土资本家的利益与在印度的英国资本家的利益协调起来，向中国西南地区推进不仅是英国帝国的事业，而且也是英属印度的事业。古柏的中国西南之行的一个结果就是为这两种经济扩张的冲动寻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宣泄方向。在向西藏倾销茶叶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一批英印官员呼唤恢复哈斯丁斯的政策，积极行动打通西藏道路，他们串通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当局高层人士发出呼吁，要求采取行动，压迫清政府开放西藏。英印政府官员们读了古柏的备忘录，十分兴奋，认为：“印茶可以在喜马拉雅以外畅销，这一提议极富诱惑力。”^[21]当即写信给阿礼国，要求向清王朝提出印藏贸易问题进行谈判。

怎样进入西藏？走哪条道路？打开西藏的突破口选择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