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人与先驱

什么是奠基人?一个学术新领域的奠基人，可能是界定了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书的著作者，可能是新领域的第一个大学院系的创建者，可能是研究这一领域的第一代新学者的老师——这些新学者接着在其他大学建立新的院系。从以上任何一种意义上说，施拉姆都是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他的职业生涯是在三个重要的研究性大学度过的:1934－1947年是爱荷华大学，1947－1955是伊利诺斯大学，1955年直至其1973年达到退休年龄则是在斯坦福大学。还在他的这种学术逗留远未结束之前，传播研究就在这些学校深深地建制化了。施拉姆的追随者在其他地方成功地启动了数十个项目，而他的教科书和研究报告也是这个领域里的标配读本。

施拉姆的奠基人角色与他在这部最后回忆录中所称的先驱(或许我们更应该称之为“先行者”)有何不同?先驱从事初期的开创性研究(seminal research)，奠定一个学术新领域的初始内容。但是，就这里的四个案例而言，一位先驱不必具有新领域的制度性身份，先驱的博士学生同样也不必具有这种身份。先驱不需要放弃母学科的制度性安全而冒险去做创建新领域的先锋。本书的前几章详细描述了四位先驱如何分别留在了他们的政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院系里，同时又从事着传播研究。他们有些人建立了研究所或研究项目，但这些都是不复存在的临时性机构，这些单位都不授予学术性学位，当然也包括传播学学位。总之，没有了奠基人，就不会有一个新领域，因此也没有先驱让我们回忆。没有施拉姆，四位早期研究者的研究还依然只会是缺少了传播学这一共同内核支持的知识联盟。

建立一个新的知识领域需要什么?显然，时机很重要。施拉姆建构传播学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美国大学开始大规模扩张，其注册学生数以每十年增加两到三倍的速度快速增长，所以，资源十分丰富。施拉姆尤其擅长获取对这种资源的控制。他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资金筹措者，每年常常能为他领导的传播研究所筹到数十万美元的研究资助。他用这笔经费作为杠杆调配研究职位和其他种类的资源。施拉姆是一位体制建构者，而不是孤立的学者。

冒着从建制稳定的学科到创建新的研究领域这样一种职业生涯中期转向的风险，奠基人必须具有坚定的自我意识，以及良好的人际交往技能。施拉姆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既对所完成的工作充满自豪感，同时也不断努力完成更多。无可否认，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非常低调，对所取得的成就非常谦虚。很多同事都将会证实，施拉姆确实是以说“没什么”之类的话来回应那些恭维和赞扬的。

施拉姆长时间辛勤工作，完全沉浸于他的研究、教学和行政事务之中。他经常遗憾地表示他未能做得更多。例如，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1969年曾就电视与儿童项目请他提交一个立项申请，施拉姆拒绝了这个请求，说他“有太多其他项目正在进行中”。作为美国第一项与该议题直接相关的重要研究的作者(Schramm，Lyle，＆Parker，1961)，如果加入了该项目，施拉姆一定能为最终的卫生局长报告(NIMH，1972)大添光彩。施拉姆的职业生涯后期极受欢迎，直接向他提出邀请的项目数量，没有哪个人能够达到其半数。

施拉姆展示出来的是那种绅士做派的学者形象，他总会拿出足够的时间去考虑他人的问题。［在交往中，］人们立刻被拉向施拉姆，他们信任他的能力。这反映了其能力的一个方面——正是这种能力，使他能够吸引到优秀的博士生和大量研究资助，并能与各院系的院长、系主任及大学校长们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施拉姆对传播研究应该走向何方有着自己的构想，他决心利用自己的最大才智实现这个构想。

因此，施拉姆拥有独特的个人品质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建立传播研究。大约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有着同样品质的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提到其中的几位，但施拉姆没有同伴，也没有对手，没有人在了解了传播研究领域几十年的发展情况之后，还会去质疑他的杰出贡献。

科学社会学家曾就知识新范式在创造科学革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是指既有学科中的一种新的研究形式)以及新范式如何吸引发展中的领域的学者“无形大学”(invisible college)(Crane，1972;Kuhn，1962)做了调查。然而奇怪的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无人关注一个科学新领域的创建过程。这一空白的存在或许是因为出现新学科这种事几率极小。五个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心理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1900年左右建立以后，美国大学就再未见证学术领域出现过多少新的发展。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院系，如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新近刚从电子工程学里分离出来)、区域研究(例如拉丁美洲研究)、种族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等，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项目，而且也并未声称是一个新领域或学科。事实上，传播研究或许是近80至90年间美国大学里接受程度最为广泛的新领域。然而，正如我们见到的，对于它的介绍直到今天还远不能说很充分。它在不同的机构中有着众多不同的组织方式，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通用的课程表。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讲述它的全部故事，尽管那曾是我们的目的，本书只能关注传播研究的开端。

本章将按时间顺序，叙述传播研究新领域建立与扩散的不平凡历程中韦尔伯·施拉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会详细讲述那些由于体制性和职业性的抵制所带来的冲突如何被克服的具体细节。这个故事与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如同施拉姆在本书前六章对先驱们的回忆一样，我们对它的讲述，是一种亲身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