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社会主义或不断革命

作为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远比布哈林优秀，但是他也是一个较为专业化的思想家，依赖于托洛茨基的思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供了有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整体观点。这是一种合理的劳动分工。如我们在以上第十二章已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进行严格的经济分析的能力非常有限。然而，作为一个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能与之匹敌的人几乎没有。托洛茨基比包括列宁在内的其他任何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更有条件对革命后的俄国的情形进行具有思想上的连贯性的解释。不断革命论正确地分析了十月革命的阶级动力学。同时，它最小化了对可能的社会主义收益的预期，这种收益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可能实现的。不断革命论也依赖于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这一更具一般性的概念，后者突出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形势中存在的矛盾（参见以上第十二章）。

然而，托洛茨基的独创性思想，在一个关键之处误入歧途，布哈林和斯大林很快察觉到这一错误（以及其他一些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想像虚构出来的错误）。最显而易见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在革命孤立的条件存活了下来。1924年，斯大林用列宁帝国主义对抗背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解释了这一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阻碍了它们对苏联进行统一的持续的军事进攻。虽然托洛茨基承认这是事实，但他不承认他的错误源于他自己有关帝国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相矛盾地）低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因此，斯大林声称，托洛茨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持续存在的分歧，可以被俄国的外交和第三国际消除军事威胁加以利用。扩大革命尽管很重要，但不是生存所必需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托洛茨基低估农民的重要性的指责。经常用荒谬的语言来表述的这种指责，主要建立在布哈林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之上，使用这种理论的术语，布哈林和斯大林指出，即使是在革命仍然保持孤立的情况下，内部的冲突并不必然毁灭革命。革命的国际主义没有被忽视，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它的重要性。

布哈林和斯大林也指出列宁的著作中存在类似的主题，他们注意到列宁的俄国革命进程的思想与托洛茨基的不同（参见第十三章）。布哈林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他将1917年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革命，而不是像托洛茨基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两种革命的融合。此外，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和谐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阶级关系，苏维埃社会代表了真正的新的统一体。布哈林甚至承认民粹主义思想在这个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看来是正确的。 555他的含意是清晰的：托洛茨基未能详细说明俄国革命的性质，左翼反对派将农民视为恢复资本主义的力量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同时，这时的布哈林认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中。

布哈林通过重新评价国际革命的经济含义强化了这种认识，先前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包括托洛茨基，都以一种草率的方式对待国际革命问题。正如在本章第4节提到的，布哈林强调小资产阶级关系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坚持认为不可避免的革命的经济成本，将很大程度上减少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继承的物质遗产。联系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剥夺本质的新观点，布哈林得出结论：国际革命不可能为苏联提供多少经济帮助。102 555在所有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尤其是当它和布尔什维克先锋主义结合时，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也被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接受。

布哈林和斯大林都没有忽视，根据国际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它最可能采取的形式，来重新组织他们的观点。欧洲资本主义仍然是在战后已经“稳定”下来的有组织的实体。这一观点意味着西方不存在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布哈林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在外围的发展已经停止了；帝国主义剥削现在具有了十足的寄生性。这为殖民地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不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基础。以列宁的著作中关于民族自决权（布哈林在这个观点上与列宁和解了）的观点为基础，布哈林认为，甚至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都可能具有了进步的作用。因此，布哈林得出结论，第三国际不可能切实支持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论推广到所有落后的资本主义地区的企图（参见以上第十二章）。

所有这些被布哈林派所坚持（到1927年时也被斯大林派所坚持）的思想，被托洛茨基认为是脱离了真正的列宁主义（他越来越把它等同于自己的思想）；是革命发生了退化的征兆，是为铺平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热月反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1926年后，托洛茨基把其反对者的思想的核心，视为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这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20年代中期，布哈林和斯大林低估了苏维埃经济结构中固有的内部矛盾，对其发展前景过分乐观。此外，不应该太在乎斯大林学说的字面含义：他和布哈林都没有精确地定义社会主义，甚至到那时他们也从没有宣称“完全的”社会主义可以单独在俄国实现。相反“一国社会主义”学说充当的是击败左翼反对派这一党的派别的辩论工具，是拒绝托洛茨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议的象征。

这些提议，必然包含改变战争爆发前的立场，因为事实明显地未能完全证明托洛茨基早期的思想。托洛茨基开始重新评价国际资本主义的状况。尽管国际资本主义比托洛茨基在1917年预计的更富弹性，但它仍处在衰退过程中；问题只是比他原来预想的复杂了一点。“资本主义发展曲线”具有双元结构：既有长期趋势又有周期性波动。后者的表现和以前很相像，前者明显地变得平缓或者是开始下降。托洛茨基认为，任何资本主义的稳定都将是非常短暂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再是欧洲的进步力量，可以预计革命的情形会频繁再现。只有在外围地区，资本主义明显地处于上升期，美国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托洛茨基认为，这为苏联结束政治上的孤立提供了机会。而且这意味着为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落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无产阶级可以复制俄国工人阶级的成就，因为经济结构有助于已经扩展到俄国之外的不断革命（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只要“十月的教训”体现在第三国际的政策中，只要抛弃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孟什维主义”，成功就是必然的。

托洛茨基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期的思想，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固有困难的明显的方法。他认为政治上的孤立，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孤立。资本主义对市场的需求，可以被用于把俄国经济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中。这必然通过计划来实现——当然不能放弃对外贸的垄断，这可以提供暂时的和永久的利益。对消费品的进口可以被用来克服“商品荒”，根据比较优势形成的专业化，将极大地提高国有工业的效率。

融入世界市场的想法，也构成托洛茨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可能性的重要经济思想，因为他正确地理解了这一学说，认为它意味着在苏联自有资源的基础之上进行自力更生式的经济发展。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他强调苏联的工业无法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这对于缩小效率上的差距来说是必须的。如果不能做到或不能迅速做到这一点，苏联经济会愈加难以抵御内部和外部资本主义要求在非管制的基础之上开放经济的压力。国有部门将难逃一劫，苏联社会主义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更为抽象的是，托洛茨基将“历史的基本规律”描述为“胜利最终属于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的经济水平的经济制度”。112 555社会主义革命向其它国家的扩展，将有利于生产力比单纯依赖国内环境时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没有这种革命的扩展，就没有一个国家，更不要说落后的苏联，有望超越国际资本主义取得的经济成就。因此，托洛茨基能够坚持其最初主张中的要点：如果资本主义的稳定被证明是持久的，那么俄国的革命注定要消亡。

在托洛茨基看来，解决苏联现实情况中存在的矛盾的关键是政治改革。布尔什维克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是不可能的，甚至将党内的派系合法化（自从1921年“退却”到新经济政策后就被禁止了）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托洛茨基认为，通过承认批评是合法的，并把组织置于普通党员的控制之下，重新恢复党的无产阶级特征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巩固无产阶级力量的关键因素，类似的措施也可以有效地、普遍地扩大到国家制度中。总之，对托洛茨基来说，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他似乎认为，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就会明显地获得胜利，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因而也代表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结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就将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国际的资源就将被正确地动员起来终结政治上的孤立。

正如托洛茨基清晰地表明的那样，他的整个立场建立在他将国际资本主义视为正在衰落的体系基础之上。然而，缺乏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失灵确切原因分析这一缺陷，一直存在于托洛茨基革命之后的著作中。他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分析是深入的，但却不够严谨。此外，尽管他相信资本主义无法保持长期的稳定与他的经济融合主义和政治上的不妥协是吻合的，但是，他是以几乎无法相互兼容的不同的方式表述后两种观点的。在托洛茨基看来，苏联经济必将和平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同时，共产党也将为通过作为革命的序幕的罢工展示自己做好准备。

1927年底，托洛茨基相信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挽救革命了：“热月式的危险即将来临”。116 555这反映出他认为苏联的内部矛盾激化了。确实如此。这时，当斯大林将左翼反对派成员开除出党并将他们在国内流放时，“商品荒”以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形式显露出来。1928年期间，这打破了布哈林派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联盟，使得斯大林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被其击败了的对手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