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到或农民或市民的民族认同

四、身份转换：牧民到或农民或市民的民族认同

身份有两层含义：一、作为分层概念，身份指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制度性标定；二、作为社会心理学概念，身份包含了“角色”的意义。只有当外部的标定和角色的确认一致时，我们才能认为自我身份认同具有同一性。牧民在户籍身份上有一些转变为居民，但是心理认同上仍倾向于牧民身份，另一些无论外部标定还是自我角色定位都是牧民。即使生活在城里，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因此对城镇社区产生心理上的疏离感是在所难免的事。

搬迁后的牧民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角色是社会规定的用以表现社会地位的行为模式，即与人们的某种社会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角色是身份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地位的外在形式。”⁽²⁰⁾在通常情况下角色的转换与身份的转换是一致的。心理学中，社会角色是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²¹⁾当人们遇到新的社会关系或者来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时，常常会遇到角色确定或者转换的问题。

在个体扮演的众多社会角色中，职业是最主要的正式角色。一个人获得了某种职业，就具体地扮演了这个社会角色，随之也就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身份，占据了一定的社会位置。但这一状况在牧民身上却发生了变异，出现了角色与身份相分离的情况。从职业的角度讲，这部分牧民原来的牧民身份已随着自己脱离畜牧业生产而没有了实质意义；从户籍角度看，迁入城镇定居点后，他们仍然保留着牧民户籍，没有变为城镇户籍。这种职业与户籍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使部分牧民有一种心理失落感，甚至有一种被剥夺感。⁽²²⁾

对于进入城里的牧民来说，从偏远的牧区来到县城，首先遇到的就是社会角色的转换与确定问题。在适应城里生活的过程中，每个牧民社会角色都经历着的这种从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转换。生活在牧区时，牧民很少意识到自己在生活方面有不方便之处，也不会觉得在人际交往方面有什么障碍。因为他们对身边的人文环境是熟悉的，也不需要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是牧民，是藏族。进入县城，生活在一起的有汉族、回族和其他不同的民族成员，生活环境变了，交往的范围变广泛了，再也不是以前的纯粹的藏族牧民社区，也就没有了对所在社区的归属感。

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的感觉。归属感是牧民是否已从心理上对迁入地产生了某种认同，是他们心理发展水平的一种体现，反映社会适应的一个较高层次。在调查中发现年轻人比较适应现在的生活，而年长的牧民还是比较怀念过去的生活，社区归属感程度低。另外，调查发现牧民对定居点的归属感程度将随着他们对未来生活预期的好坏而呈高低走向。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差了，越来越贫穷……（碌曲县牧民定居点，丹增，35岁，201107）

当牧民搬往一个不能确信是否适合自己生存的陌生地方时，生活上必须要有适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移民对迁入地是否适宜自己生存给予了审视和判断，对搬迁前后的生活状况予以了比较，其判断和比较的结果决定了他们能否认同迁入地，对其产生归属感，并以最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即能够稳定地居住在定居点，不返迁或再迁往他地。

同样，裕固族在从牧民转变为农民中，更是经历了身份转换认同的心理“迷茫”。移出的这些裕固人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找不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出现了认同上的“迷茫”或迷惑。从我们跟新移民的交谈中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他们对于移民生活的叙事主要是围绕着这样两个话题：一是他们的移民过程，包括内心彷徨、斗争；一是他们来到新移民地之后面临的困难与适应问题。几乎所有的新移民都会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出这样一个话语场景。

仅以民族服装为例，民族服饰作为民族外在文化符号，是民族认同、民族自豪感的外在体现。我们从裕固族服饰的穿戴变化可以窥见裕固族在民族身份转换过程中的认同与心理“迷茫”。由于1958年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对民族地区的破坏很严重，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和尚、尼姑被批斗或还俗，民族服装很多被销毁，现在有民族服装的人家很少，更不用说穿了。很少有人穿民族服装的原因除了有历史的原因之外，还有现代服饰的影响以及民族服装在现在生产生活中的极不方便性。普通人只有在新郎新娘结婚时才穿。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件事：在乡镇进行“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结束时，全体党员要合影留念，要求少数民族党员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合影时，他们都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在合影结束后有个小型的聚餐，那些裕固族党员都纷纷跑回家换掉民族服装，穿上现代服装。他们的解释是民族服装一是穿上不方便，二是大家都没穿，自己穿上太标新立异。我们分析，这与他们身份认同的“迷茫”有着一定的联系。在这样一个与传统居住地完全不同的新地区，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自己，该怎样去展现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以裕固族为骄傲，但是他们却很少穿戴自己的民族服饰、不经常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可见，由于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无论从服装服饰，还是从生活习惯上看，都很难找到他们本民族的独具特色的东西了。

莲花乡的裕固族在搬迁之后，转入农业生产，原有的牧民身份被彻底地颠覆，这种身份上的转变对许多牧民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牧民来说，往往是一件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伴随身份转变而来的身份认同，常常会导致一些牧民心中的迷茫，对故土的依恋往往会加重这种迷茫的程度，加大其认同新身份的难度。

深井子有个老汉，2000年朝这边搬迁着呢，搬的时候他没办法，不搬不行，家里有两三棵种了几十年的树，最后就是把树抱着哭了几鼻子，这几棵树见证了他这一辈子的血汗，因为担心没人看管被偷偷砍掉，家人要把这几棵树放掉，他就不让放，最后是哭着就放掉了。（贺某，男，肃南县红湾寺镇，裕固族诗人）

我到钟玉周（音）家里去了以后，那个老爷爷就给哭了一鼻子，我也跟上哭了一鼻子。他就说我们原来放羊着呢，但是现在到这个地方来，汉族不是汉族，裕固族不是裕固族，地上种的东西，他们（指汉族）种着就长出来呢，我们种着就看着眼睛淌血，东西还是不长。我们已经离开故土了，就给娃娃们说呢，我们死了你就给我们埋到故土里去，埋到莲花去。娃娃们说你埋到那个地方，糖水都倒不上。老汉就哭开了，说你们倒不上糖水也行呢，你把我送到故土去。心理的过渡确实是个艰难的事情。（安某，女，54岁，肃南县红湾寺镇，政府退休职工）

在传统的裕固族心中，放牧和种地是区分裕固族和汉族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看来，祖祖辈辈从事的牧业生产是他们作为裕固族身份的象征，其对牧民身份的认同远远超出了对新的农民身份的认同。

图5　裕固族村民种地伊始的心理体验

在移民们开始农耕生活之后，除了少量在牧区曾经营过一些农业的人表示“虽然累点，但是还能习惯”之外，更多的人发现自己对此很不适应，而此时他们也不能从事原有的放牧，与传统生活的决裂使其中一些人感到很不适应，觉得自己“汉族不是汉族，裕固族不是裕固族”，对新身份难以认同，移民的心理过渡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²³⁾

放牧的唯一一个生活上的不习惯就是居住的太分散了，人孤单一些，但好的一点是受的苦少一些，没有种地那么辛苦，要清闲一些。到了农业上以后小病多得很。牧业上空气都新鲜着呢，一家和一家也远得很，而且没有农业上那么多活。……我们现在这边一户也盖这么个定居房，不光是牧业上。我们现在后面一家也要养上一二十个羊、鸡啊什么的，没地方放的话我们哪里养去呢？虽然政府的这个事情是好事，但我们的生活（习惯）没有变，有点不太符合实际。（郭某，男，33岁，肃南县双海子村，农民）

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导致移民身份认同迷茫的一个重要原因。搬迁到双海子村之后，原有的分散居住格局被打破，人们都连片定居，集中分布在道路的两侧，这种居住格局导致了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与之前不同。在房屋建筑风格上，虽然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装饰风格，如在房屋的墙壁上绘有裕固族风格的绘画，但就总体而言，汉民族的农耕居住文化对现代裕固族的居住格局有着根本性的影响⁽²⁴⁾。

因为长期放牧形成的生活习惯，在迁入双海子村之后绝大多数家庭仍饲养有一定的牛、羊、鸡等牲畜，而集中定居后有限的空间则限制了他们饲养牲畜的规模，有些家庭因为缺少空间，不得不放弃饲养牲畜，于是便造成了他们与牧业的“彻底决裂”，裕固族传统身份特征再一次消失。裕固族传统饮食中对畜产品的需求较大，奶制品和肉类在其饮食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裕固族传统的习惯是一日两茶或三茶，而定居点无法饲养足够的牲畜，于是生活中所需的奶制品和肉类得不到满足，传统的饮食习惯自然也就无法保障，这对一些至今仍保留这一习惯的老年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²⁵⁾。

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短期内的巨大变化导致了裕固族移民原有身份特征消失，原有的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认同标准被打破，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被削弱，而新的认同尚未确立，二者之间的断裂使民族心理中出现身份认同困难和迷茫的心理体验成为移民中必然存在的现象⁽²⁶⁾。

对于牧民而言，认同系统的转换落后于客观物质实体的变迁。其实这也正符合了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器物、制度和文化价值在异域传播的进程和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它们是一个依次推进的过程。⁽²⁷⁾牧民可以在短时间模仿城里的穿衣饮食，也可以接受城镇的管制，但是让他们在心理上完全认同城市的价值观念、自我界定为城镇人口依然需要很多条件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