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而实用的逻辑

甲午战争的两年后，即1897年，一位中国青年人来到日本横滨，他就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时年31岁。他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完成“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帝制”的重任。为此他与宫崎滔天相识，经介绍得到了犬养毅和古岛一雄等日本人的援助。

甲午战争刚结束，血迹还未干，被日本人打败了，又死了那么多人。照现在的民族主义心情者来看，应该记住仇恨，不忘雪耻才是。他怎么还能跑到日本，接受日本人的招待与援助？退一步说，接受招待与援助也就罢了，怎么还发表演说与文章，说日本是“模范”、是“目标”、是学习的“榜样”呢？原来这就是一位革命家的政治视野了。实际上球是圆的，牌也有多种出法。对孙中山来说当时“终两千年帝制”是其目的，为了达成目的，手段就是个选项问题了。辛亥革命最终成功推翻帝制，日本也就成了孙中山的“基地”与“福地”。这就是历史纠缠于人的地方。这样看来孙中山之所以被誉为“中国革命之父”，不就是他比别人看得更远些更高些吗？要说爱国主义，这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要说民族主义，这就是最值得赞赏的民族主义。续孙中山之后，中国一批批政治家和文化人先后留学日本寻道求经。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干脆在《劝学篇》中直接倡导留学日本：“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这句话的分量如何解释都不为过。

鲁迅是在1902年东渡日本的，这是甲午战争后的第7年。在时间上不能算捷足先登了，但鲁迅从未骂过日本人。这是李敖说过的一句话。大家熟悉的《藤野先生》散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你看，使鲁迅勇气倍增与良心发现的不是中国人而恰恰是日本人。这要在今天，会令多少人愤怒？网上潮水般的谩骂肯定会淹没任何声音。但当时的人则显得心平气和，是当时愤青不够还是今天的人太过纠结？

日本这位昔日的“学生”，何以能在“先生”面前“兴之暴也”？一个“蕞尔岛夷”，何来能量？向先进国学习，向强盛者学习，回来为我所用，有何不可？就这么简单这么实用的逻辑支配着当时的国人。文明与强盛固然不能替代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本身也不能简单地转换为文明与强盛。记住仇恨就能带来文明与强盛？毛泽东不这样看。为此毛泽东将孙中山定位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相当准确与妥帖的。而毛泽东自己则在1972年的北京握住田中角荣的手，更是表现了一位政治家“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与胸怀，堪称中日交往史上的大手笔。

当然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自然有他自己的视野，对日本也不是照单全收，他也曾警告过日本不要乱来。如1924年他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题为《大亚细亚主义》最后一次演讲中，就警告日本是要做“西洋霸道的狗”呢？还是要做“东洋王道的干城”（即军人或武士）？说明他对日本的野心还是有所警觉。《朝日新闻》至今还不忘他的这两句话。如在2011年10月10日的社论中说：“辛亥革命成功的20年后，即发生了满洲事变。日本最终没走上孙中山所期望的王道，而是选择了以侵略为手段占据中国的霸道。”可见，《朝日新闻》是在赞赏他的历史感觉。

不忘国耻不忘痛，所以甲午战争进入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深层。但如何才能不忘国耻不忘痛？这里，实力主义仍然扮演着最终话语权的角色。说得绝对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检验文明与野蛮的尺度。胜者就是文明的，败者就是宣言》（径书房，2013年12月），日本官厅公务员若杉冽的《核电的模幻雾霭》（讲谈社，2013年11月），精通日本官僚体系的古贺茂明的《核电伦理学》（讲谈社，2013年11月）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