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斐林尼库斯（Phrynichus）、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在萨摩司和玛尼西亚（Magnesia）相互背叛拆台之时，在雅典，反民主运动还在继续。萨摩司寡头运动派出以派山德为首的使团于12月抵达雅典；萨摩司使团很有可能在雅典待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在萨摩司和玛尼西亚之间书信往来之时。[1]要特别注意的是，萨摩司派出的这个使团对于后来人们重新开始怀疑阿尔喀比亚德并将他排除在寡头运动之外这一事件的进展一无所知。派山德及其使团必定仍然将阿尔喀比亚德及其承诺作为运动的核心内容来向城邦内的雅典人宣示。这就意味着，像色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一样的温和派，必定仍旧忠于革命，并愿意使用其不可小觑的温和派影响力来为寡头派原计划造势。这还意味着，参与寡头运动的真正寡头派得调整措辞来迎合参与寡头运动的那些温和派。
派山德使团到雅典后不久，就在公民大会发表了演说。[2]此次演说的核心思想是说，只有有了波斯援助，雅典才能得到拯救，并战胜伯罗奔尼撒人，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需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变更雅典政体。如果我们假定修昔底德措辞确实精确的话，那么，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描述政体变革（-131，132-）的词汇甚至较之前还要更加柔和委婉：为达到目的，雅典人必须“采用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政府”。[3]如此措辞当然是权宜之计，为了劝服冥顽不灵的雅典公民大会；同时，如此措辞肯定也受到了寡头派运动内部温和派的压力和影响。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提议仍然遭到强烈反对。许多人发言，反对对民主政体进行任何改变。阿尔喀比亚德的政敌们怒叱，说召回阿尔喀比亚德不啻羞辱律法；司掌密仪的贵族集团以宗教理由谴责这些提议。对于这些反对意见，派山德老练应对。首先，派山德有特殊优势——寡头派运动中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人们仍然视他为“左派”，为民主派政治家，甚至为民众煽动家。[4]派山德是个民主党人，所以他比保守派人物更能令人听取这样不受欢迎的提议。此外，派山德长于辞令，是大会老手，这甚至比他的民主派形象还要有用。修昔底德的叙述表明，派山德站起来发言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反对、抱怨和打断，整个大会喧嚣暴乱。派山德的技巧实在行之有效，他逐一点名并质询这些质疑他的人们：当前，斯巴达有更多舰只、更多盟邦，还有波斯金援，雅典则舰只更少、盟邦更少，还没有波斯金援，在这种情况下，拯救城邦是否仍有希望？除了召回阿尔喀比亚德、争取波斯金援，质疑者是否有其他计划？答案自然是没有其他指望，于是，派山德绕回原点，给出自然而然的那个结论：雅典人必须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因为阿尔喀比亚德是唯一能够赢回波斯支援的人；雅典人必须更迭政体，因为这是阿尔喀比亚德要求的，也因为这样可以赢得波斯大王的信任。对于政体更迭，寡头派出于一己私利，温和派则是因为想要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而阿尔喀比亚德以之为人身安全的条件而准备接受这一变革。没有独立（-132，133-）证据表明波斯大王当真在乎雅典施行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无疑，是阿尔喀比亚德说波斯大王在乎雅典施行何种政体。[5]
派山德提议政体更迭的措辞较之前更为审慎温和。派山德说，雅典人无法达到目的，“除非我们的统治更为明智，并更多地将公职交给少数人”。[6]所谓“更加明智”，原文是sophronesteron，该词虽然含义基本是中性，但也能暗示寡头主义的成分。[7]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该词温和无害；但是，更加精明或知晓内情的人应当能够体味个中深意。第二个分句看起来是为了解释第一个分句，这样，整个计划就显得没那么咄咄逼人。这句话的意思仿佛是，民主政体将不会有任何改变，除了要限制一下担任公职的人。当然，仍会有不少人对这种限制感到不悦；但是，完全可以认为这种限制明智、必要、温和。反正财政已经枯竭，雅典又何来轻易偿付公职人员工资的能力？所以，为什么不将公职交给那些不指望藉任职获取贴补的人呢？这个办法对于温和派来说具有天然吸引力，很可能是在温和派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也很可能是以温和派为考虑而制定出来的。派山德最后总结道，危殆如当前，过多拘泥政体形式，不如重视城邦安全。派山德还狡黠说道，并且，如果大家真的不中意新的政体，那么随时复辟旧制即可。[8]
派山德的最后一个说辞真是深入人心。修昔底德说，参与大会的公民对于派山德“所说的寡头政体”并不满意。修昔底德指的应该是那些能够理解“更加明智”个中深意的人们，而不是在说大多数人，因为最终公民大会还是接受了派山德的说辞。出席大会的公民被劝服，他们知道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拯救城邦；他们出于恐惧、同时也指望稍后复辟全面民主，于是就接受了这个提议。[9]大会投票，同意派遣派山德及另外10人前去与（-133，134-）阿尔喀比亚德和替萨斐尼（Tissaphernes）商谈，以“他们认为的最佳方式”。
派山德在公民大会大获全胜以后，转而处理这次运动中次要但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斐林尼库斯，作为阿尔喀比亚德敌人，他聪明又危险，仍然在萨摩司担任将军。在将军这个职位上，斐林尼库斯还能惹出更多麻烦。派山德控告斐林尼库斯，说他背叛伊阿苏（Iasus）和阿墨基司（Amorges）。修昔底德说，这些指控是假的；从字面上来看，这些指控的确不实。但是，对于导致失败的那些将军们，雅典人惯于指控他们叛国、贿赂、渎职。修昔底德自己就是这种习惯性指控的受害者之一。派山德采取了最狡黠的办法除去斐林尼库斯：攻击斐林尼库斯，说斐林尼库斯必须为伊阿苏的损失和阿墨基司的被擒负责。正如我们所知，拒绝与伯罗奔尼撒舰队在米利都开战的决策是斐林尼库斯一意孤行推动的，而这一决策正是雅典命运的转折。[10]雅典人不仅失去了占领米利都、平息叛乱的机会，伊阿苏和阿墨基司还因此被抛弃，小亚细亚西南海岸和南部海岸、以及重要岛屿罗德岛也就此一并丢失。从那以后，伯罗奔尼撒人重获开俄斯控制权，并得以将战争推进到海勒斯滂地区。把这一切帐都算在斐林尼库斯头上，并没什么大不妥；雅典人也是这么算这笔账的。雅典人投票罢黜了斐林尼库斯和一名同僚西戎尼德（Scironides）的指挥权，代之以狄奥梅冬和列昂。[11]派山德自己有秘密动机，原本就决意支持寡头运动，但雅典人对此却并不知情，自愿作出了罢黜斐林尼库斯的决定。雅典人废黜斐林尼库斯等人，却代之以列昂和狄奥梅冬这两个死硬民主派，这表明，民众仍然能够自由投票。[12]因此，雅典民众必定之前就对斐林尼库斯感到愤怒，而派山德就利用这愤怒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4，135-）
在离开雅典之前，派山德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派山德走访了许多政治党社。雅典的此类党社历史悠久，派山德走访这些党社，以求必要之处予以互助，譬如在法庭与公职竞争中。在民主政体中，参与秘密党社、由盟誓紧密连结起来的贵族们往往倾向于寡头政体，尽管在平时他们并不能够以此倾向为行动准则。[13]但是，411年2至3月间并非“平时”，所以，当派山德走访这些党社、力劝他们团结起来“共同谋划、推翻民主”的时候，派山德所听到的，应当是一拍即合的声音。显然，派山德是独自走访这些政治党社的，他身边并没有寡头运动同党，特别是那些立场不同、更加温和的人。因为走访党社时独自一人，派山德就开诚布公了。派山德后来的举动表明，他全心支持推翻民主政权、代之以少数人执掌的寡头政权，并在这个寡头政权中取得显要地位。在这里，我们不该忘记的是，从一开始，更迭政体的运动就是由立场不同、目标迥异的两个派别发起的。派山德完成了他在雅典的任务之后，召集他那10个使节一起，前去见替萨斐尼了。
派山德使团来到了替萨斐尼府上——很可能又是在玛尼西亚。[14]派山德使团看到，节度使替萨斐尼在场，阿尔喀比亚德却仍然坐着，还当着节度使的传声筒，如此权势与影响力势必令派山德使团印象深刻。修昔底德的记载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节度使沉默不语，阿尔喀比亚德独自与使团商谈。我们难免不认为，机智的雅典人阿尔喀比亚德掌控一切，波斯节度使替萨斐尼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在替萨斐尼面前的地位”，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不甚牢固”。[15]虽然自阿尔喀比亚德找上替萨斐尼以来，这显然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矛盾；但就修昔底德的描述来看，事情看起来是这样子的：到目前为止，阿尔喀比亚德影响力很大，替萨斐尼对其非常信任和尊重：“阿尔喀比亚德成了替萨斐尼在所有事务上的军师［adviser，原词是didaskalos，该词的本来意思是教师或教员］”；“他信任阿尔喀比亚德，因为阿尔喀比亚德能提供好的建议”。阿尔喀比亚德力劝节度使替萨斐尼支持雅典一方，替萨斐尼“（-135，136-）对阿尔喀比亚德言听计从”。[16]到这时为止，阿尔喀比亚德进展异常顺利。阿尔喀比亚德给替萨斐尼的建议——削弱双方——受到赞许。阿尔喀比亚德受到鼓舞，认为自己可以胜利回到雅典，于是改弦易辙，力劝节度使替萨斐尼支持雅典。这一次，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再次被节度使替萨斐尼接受。在萨摩司与同党沟通时，阿尔喀比亚德大概认为自己确实能够兑现承诺，争取到波斯的支援。但是现在，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替萨斐尼回心转意，想要削弱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双方，阿尔喀比亚德与其的关系也变脆弱了。
是什么让替萨斐尼心意转变？修昔底德只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节度使替萨斐尼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恐惧增加了，[17]但是这个解释，即便退一步说，也莫名其妙。替萨斐尼曾经表示，愿意听从阿尔喀比亚德建议、“只要有可能就”转向支持雅典一方，即便“他害怕伯罗奔尼撒人，因为伯罗奔尼撒人在此处比雅典人拥有更多舰只”。从那个时候到此刻，伯罗奔尼撒人的海军优势并未得到增长，并且事实上，伯罗奔尼撒人的总体情况还有所恶化。伯罗奔尼撒人在罗德岛败给雅典人，被封锁在罗德岛，他们把舰只拖到岸上，摆出辱敌之势，防止数目并不占优、但时时盯住他们的雅典军队对他们发动攻击。[18]伯罗奔尼撒人在开俄斯遭到重创，将军也因此阵亡；雅典人控制了陆地与海洋；开俄斯人的状况看起来毫无希望。[19]替萨斐尼显然不用像以前那样害怕伯罗奔尼撒人，所以，对于替萨斐尼转变态度的原因，我们仍需寻找其他解释。唯一的可能存在于斐林尼库斯和阿斯提欧库斯之间花招迭出的书信往来。我们有理由假定，在阿斯提欧库斯向替萨斐尼透露阿尔喀比亚德的计划之前，替萨斐尼对阿尔喀比亚德的计谋一无所知。阿斯提欧库斯所透露的消息定然使替萨斐尼对他那机智又靠不住的军师大失信心。这样一来，阿尔喀比亚德在萨摩司雅典要人那里影响日减，萨摩司雅典要人们也必定会开始怀疑阿尔喀比亚德将来的用处。替萨斐尼很可能决定不要再这样信任阿尔喀比亚德，也很可能同时决定暂时采取更加中立的政策。也许，替萨斐尼可以利用阿尔喀比亚德来迫使雅典人让步，从而避免（-136，137-）不必要的战斗与支出。不管怎么样，在这次会面之前，替萨斐尼肯定已经将自己态度和政策的转变告知了阿尔喀比亚德，因为雅典流亡者阿尔喀比亚德担任了替萨斐尼的传声筒。
因此，会见开始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已经知道自己无法兑现承诺，节度使替萨斐尼的要求绝非雅典谈判者所能接受。在绝境之中，阿尔喀比亚德只能祈求雅典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并误导他们去相信，阿尔喀比亚德对替萨斐尼仍有相当的影响力。[20]阿尔喀比亚德现在的目标是，既然谈判注定失败，那么就得使这失败看起来是由于雅典人不愿接受条件所致；阿尔喀比亚德还有个目标是，既然他断然无法笼络到替萨斐尼，那么就要扮出是自己因为雅典人态度而决定不再笼络替萨斐尼的样子，决不让人看到笼络不到替萨斐尼的真实原因是他自己的无能。
谈判过程并不简单，前后共计3次。[21]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替萨斐尼要求雅典人放弃整个爱奥尼亚。可以假定，这就意味着雅典必须放弃小亚细亚西海岸的所有城邦，而这是其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22]替萨斐尼还要求雅典人放弃“接壤岛屿和其他东西”。这将包括许多重镇、帝国岁入的许多重要来源地，包括罗德岛、萨摩司、开俄斯、列斯堡岛（Lesbos）。尽管接受条约就意味着雅典将损失重大，但使节们仍然接受了替萨斐尼的要求。然而，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判中，阿尔喀比亚德替节度使替萨斐尼提出了一个要求，这次雅典人拒绝了。他要求雅典人允许“波斯大王建造舰只，并能够沿着自己的海岸航行，想去哪里就去那里，想造多少艘就造多少艘。”[23]（-137，138）
开始的时候，事情看起来就像是雅典使团刚刚吞下一头骆驼、却揪住一只蝼蚁不放：雅典人当然没有权利阻止波斯大王在自己岸边的海域里做任何事情。但事实却是，一方面，波斯人从480/479年以后就失去了对爱琴海岸的制海权，但另一方面，波斯人至少仍然控制了小亚细亚北边海岸面向海勒斯滂的大司叙里昂（Dascylium），还控制着南岸的一些港口。波斯人也许曾将船只驶入爱琴海和海勒斯滂，但是自从该世纪中期以来，波斯人已经很久没染指这些水域了。最可能的解释应该是，波斯人受到《卡利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的约束而无法染指这些水域；波斯人与雅典人大约于449年签订了卡利阿斯和约。[24]不管雅典人和波斯人是不是真的签订了正式条约——关于这一点，争议从未停止——但波斯人似乎在事实上接受了条约中的条款。40年来，波斯舰队从未威胁雅典安全，但是现在，波斯大王想要有所改变。就算是对伯罗奔尼撒人打场胜仗，他们也无法藉此达成这样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将允许波斯舰队驶入爱琴海与海勒斯滂，他们可以切断雅典供给线，在任何时候攻击雅典及其盟邦。雅典使团无法接受这样的条款，因为自由的雅典公民大会不会接受这样的条款。雅典人对阿尔喀比亚德感到愤怒，拒绝继续商谈，谈判就此破裂。雅典人觉得被阿尔喀比亚德骗了，认为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劝服替萨斐尼，劝其提出让雅典人能接受的条款。不管怎么说，阿尔喀比亚德至少成功维持了替萨斐尼仍然受其影响的假象。[25]
使团备受挫折，十分恼怒；使者们于3月末回到萨摩司。[26]惨败于替萨斐尼府上之后，他们与阿尔喀比亚德的商谈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寡头派运动内部讨论结果是“孤立阿尔喀比亚德，因为他不肯加入他们，也因为他不适合加入寡头政权”。[27]阿尔喀比亚德在谈判中的表现让绝大部分与谋者觉得，阿尔喀比亚德不过是在骗他们，他并不想去争取替萨斐尼和波斯人。这反映了某种早已有之的看法。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138，139-）阿尔喀比亚德是如此野心勃勃，如此自我中心主义，绝不可能成为一小群彼此平等相待的掌权者中的一员，因此，他不配进入寡头政权。与谋者抛弃了阿尔喀比亚德，也就放弃了获取波斯战争支援的希望，但是，与谋者没放弃更迭政权的计划。相反，与谋者势成骑虎，情势危险，不得不勉力向前，努力成事。
与谋者如此惊惧，危险来自何处？他们已经公开了更迭政权的计划，因此，雅典人，无论是在萨摩司的雅典人、还是在雅典的雅典人，对此都已悉数了解。因为革命原本是为了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赢取波斯支持，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实现，所以革命运动的与谋者宣布放弃革命计划，这应该本不会令他们陷入过于危险的境地。但事实上，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赢取波斯支持，不是他们，而是温和派三列桨战舰舰长色拉叙布卢斯所做的事情；随着革命运动逐步推进，色拉叙布卢斯在运动中将无立足之地；后来，色拉叙布卢斯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成为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头号反对者。[28]此外，革命运动初期的那些温和派很可能也都在与阿尔喀比亚德和替萨斐尼的谈判失败后退出了革命运动。然而，仍然参与运动的人们还是相信，为了雅典的安全和他们自身的福利，他们需要有所改变。我们知道，在改革党中，有些人是矢志不渝的寡头派；对于这些坚定的寡头派来说，政权更迭本身就是他们的目标。在改革党中，可能还有一些人会认为，如果没有波斯援助，那就需要开源节流，当前完全民主政权所必需的部分公共开支必须削减甚或取消。我们无需将继续留在革命运动中的人都想象成立场坚定的极端寡头派，也能够理解为何这些人既知原有计划的一部分不能实现，也不愿意放弃原有计划的其他部分。然而，此时此刻，这部分改革党已经失去了他们最为人称道和接受的改革理据。自此以后，改革党清楚，他们必将遭受更大的阻力与敌意。此外，色拉叙布卢斯——也许还有其他和他立场差不多的温和派——的离去，令改革党处境更为险峻。色拉叙布卢斯知道与谋者都有谁，也清楚与谋者所谋为何。他既有地位，又具才干；他与革命分道扬镳，也就意味着他可能转而对革命运动发起攻击。既然改革党不愿意放弃革命，那么危险就在所难免。改革党决心继续革命，决心殚竭自己的金钱及其他资源来坚持战争。[29]（-139，140-）
第一步，改革党寻求安全之举始于萨摩司，他们要令萨摩司局势稳定下来。改革党设法更加牢固地控制陆军里的重装步兵。比起舰队里那些没什么财产可言的水兵来，这些人天生就是他们的支持者。[30]接着，改革党同萨摩司的“雅典要人”密谋在萨摩司建立寡头政权。[31]倘若萨摩司政府与他们作对，倘若没有雅典军队的重装步兵团支持，革命运动就没有将来。
第二步，改革党要得到安全，就必需将雅典自身置于控制之下。为此，派山德及其替萨斐尼使团中的一半人驶回雅典。改革党寻求安全的第三步：在雅典帝国的城邦里建立寡头政权。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含有这重目的；虽然斐林尼库斯提出了种种反对意见，但是与谋者仍然坚信这一任务会成功。[32]派山德及其使团中的五人一面往归雅典，一面遍访途径的所有盟邦。派山德使团中的另外五人则分散到雅典帝国的各个地方，试图建立寡头政权。[33]显然，与谋者认为，这是拯救帝国之道，也是继续战争之法。
派山德及其使团成功在沿途盟邦建立了寡头政体，甚至顺便募集了一些重装步兵，赴雅典协助他们。[34]然而，关于这些政权更迭的较详尽叙述，修昔底德仅涉一例，并且这还是个失败的例子。原本，雅典将军迭忒勒夫（Dieitrephes）正从开俄斯前往色雷斯赴任，他参与了革命运动。迭忒勒夫到达塔索斯（Thasos）后，推翻了民主政权，建立了寡头统治。然而，两个月后，寡头派与同党所率领的部队会师——这些同党是被民主政权赶出来的，他们被迫流亡伯罗奔尼撒半岛。寡头派甫一履新，就在岛上针对雅典设防，同时，他们的同党还引科林斯将军替摩劳斯（Timolaus）率领的舰队入港。塔索斯的寡头派们（-140，141-）不再需要臣服于雅典的“贵族制”，因为他们能够通过与斯巴达的合作来拥有“自由”。[35]有证据表明，新政府含有三百人议事会，这个议事会后来流放了亲雅典的民主派，并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36]
然而，雅典寡头派发现，结果令他们惊诧又失望：印证了斐林尼库斯的悲观预言，想要通过建立一系列寡头政权来维持帝国，很难奏效。修昔底德明确赞同斐林尼库斯的观点。修昔底德认为，塔索斯事件正是发生在其他属邦的事情的一个典型：“这些城邦一旦有了权力比较集中的政府，人们的行动不怕受别人斥责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走向绝对自由的道路上，一点也不受雅典人作为‘改革’提出来的空想的诱惑了——那诱饵就是似是而非的‘优诺弥亚’（eunomia）。”[37]斐林尼库斯认为，无论政体形式是什么、党派利益是什么，比起这些来，希腊人更重视城邦的独立。但塔索斯寡头派很可能并不相信雅典寡头派的诚意，或者至少，他们不相信雅典寡头派有能力赢得与根基牢固的雅典民主政权的斗争。[38]因此，塔索斯肯定不是斐林尼库斯这个一般化理论的成功案例。看起来，塔索斯反而印证了斐林尼库斯说过的另外一番话：帝国城邦里的上等阶层完全不把雅典贵族视为他们的天生盟友与自然救赎，反而觉得这些人与民众是同声一气的，还认为他们一旦逃离了民主政体的制约，很可能会变成更残暴的统治者。[39]
塔索斯寡头政权叛离雅典同盟，此事很可能发生在7月下旬；但在5月的时候，派山德使团正前往雅典，一路推翻民主政体、募集支持他们的重装步兵，情况看起来很有希望。[40]派山德到达雅典，发现计划得以迅速且顺利推进。派山德的布道在贵族党社里的富家子弟那里，得到了热烈反响与有效回应。一群年轻人策划并执行了几桩谋杀，其中最出名的一桩是谋杀当时的民主派领袖安德罗克勒斯（Androcles）。（-141，142-）[41]修昔底德记载了安德罗克勒斯遭到谋杀的两个理由：一是因为安德罗克勒斯是个民众煽动家，二是因为谋杀者想讨好阿尔喀比亚德，他们认为阿尔喀比亚德会带着替萨斐尼的友谊回到雅典。这说明，派山德使团还没有把替萨斐尼府里谈判破裂或与阿尔喀比亚德出现分歧的消息告诉雅典的同党。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没有及时告诉他们是派山德使团刻意为之。在雅典，比起愿意限制民主政体——无论这限制措施有多么严苛、要持续多久——来求得波斯的战争支持的人来说，全心全意投入寡头事业和政治投机事业的人是要少得多了。如果派山德使团把这些消息告诉他们在雅典的同党——革命运动已经与阿尔喀比亚德分道扬镳，得到波斯援助的希望已经破灭，接下来的革命就将是为了建立寡头政权而无他——，革命运动中的温和派一定会与他们分道扬镳；就像萨摩司的温和派所做的那样。
因为雅典的与谋者并不清楚革命运动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雅典与谋者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他们公开提出，“除在军队服务的人以外，一律不得支取薪金，参加政权的人只以5000人为限，这些人应当是在资格上和财产上最能为国家服务的人。”[42]修昔底德认为，这番话不过是用来欺骗民众、隐藏与谋者真正意图的表象，而与谋者的真正意图是攫取全部政治权力于自己手中。[43]然而，修昔底德又一次忽视了革命运动中两股力量之间的严重分歧：一股力量是真正的寡头派及其机会主义同党，另一股力量是温和派。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歧一直存在；而在411年接下来的全部时间里，我们也将继续观察到这种分歧的种种迹象。[44]对于年轻与谋者——看起来，这些年轻人属于革命运动中最极端的那些人——在雅典开诚布公说出的这些温和政策提议，我们不应将其理解为伪装。我们应该记得，（-142，143-）2月份、3月初，当雅典的与谋者还在听取派山德“布道”的时候，当阿尔喀比亚德出发去会见替萨斐尼的时候，那时，革命运动仍旧计划迎回阿尔喀比亚德，并仍然能够得到诸如色拉叙卢斯（Thrasyllus）等温和派的支持。那时，整个革命计划还带有温和派的标记，所以，他们的政治理念一如没有派山德时的那些公开言论，也在情理之中。对于寡头派来说，这些话可能不过是遮羞布，但对于温和派来说，这些话确是他们心中所想。雅典的革命分子没有得到计划更迭的消息，也不知道革命已经偏离了温和派的目标，所以，他们仍旧推行温和的革命计划——无论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无论他们自己是温和派，还是激进的寡头派。
修昔底德提到了谋杀安德罗克勒斯的两个动机，但是他的叙述意味着还有第三个动机。我们不应当忘记，这次谋杀只是一系列谋杀中的一起，这一系列谋杀“秘密除掉了其他一些因为同样的缘故令他们觉得碍事的人”。[45]这一系列杀戮似乎出于精心策划的恐怖政策，这种恐怖政策的目的应当是镇压反对声音，为推翻民主政权铺平道路。修昔底德生动描绘了该项恐怖政策杰出的实施效果。公民大会和贵族议事会仍然召开会议，但会议已经被革命分子操纵，只有这些人在会议上发言，这些人还全面控制了会议议程。反对声音消匿，因为人们感觉到革命计划拥有相当广阔的民意基础，也因为人们感觉到纯粹的实质恐惧：“如果有人真的敢说反对他们的话，他们就马上用适当的方法把他杀死。”[46]“没有人去追究这种罪犯，或向有嫌疑的人提出控诉。人民默然无言，他们是在这样恐怖状态中，以致他们……以免于祸害而私自庆幸。”城邦的巨大规模导致雅典人互不相识——这种互匿名性在古希腊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的，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因为人们不难想象陌生人就会是个革命分子，不难想象革命已经势成燎原，而他们无从确认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甚至民主党人相互之间也产生了疑惧，因为连最不可能参与革命的人也明显参加了这场运动，比如出名的民众煽动家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在此之前，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会涉足寡头政权，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些人使人民大众彼此不信任，使少数人获得安全，（-143，144-）因为他们在在民众会议中，使彼此互相猜疑成为既定事实。”[47]
这就是派山德使团回到雅典、准备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推翻民主政权时的雅典情势。因为与谋者并不准备用赤裸裸的权势或用与权势相结合的阴谋诡计来夺权——在历史上的其他政变中，这种做法屡见不鲜——所以，恐怖阴云弥漫雅典。与谋者计划在夺取城邦控制权的过程中，尽可能表现得行为合法，遵循应有的宪法程序。在民主传统和程序正义实践长达一个世纪的国度里，以这种方法来进行政变无疑是明智的。改革党召开公民大会，履行了使用法定手段更迭政体的必要预备步骤。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他们提议，为了实现国家善政，选出10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syngrapheis）；为了实现国家善政，这10位起草委员将被授予“全权”（意思大概就是，无论起草委员做出什么提案，贵族议事会都必须将这些动议提交公民大会进行讨论）。[48]此外，起草委员要在一个规定的日期里在公民大会上宣读他们的提案。[49]我们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只能得知，雅典民众因为恐惧的缘故接受了这些提案。
亚里士多德讲述的情况与修昔底德大体相同，但是亚里士多德记载了修昔底德没有提到的一些细节。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这些细节当中，有一个事实与修昔底德所叙述的情况有所出入；同时，亚里士多德有异于修昔底德的这个史实细节为我们所描绘的雅典民众的情绪和动机，与我们在修昔底德那里所读到的也完全不一样。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说，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动议最先由密罗比乌斯（Melobius）在演讲中提出，然后由安纳斐里斯图德谟的派所多鲁斯（Pythodorus of Anaphlystus）正式提出动议。[50]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起草委员会由30人组成，10人为在位贤哲（probouloi），连同其他20人，所有人年纪都超过40岁。这30名起草委员必须起誓，把他们认为对城邦最好的办法写入提案，“拯救城邦”。[51]动议还提出，除起草委员之外，也应当允许所有人自由提出他们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这样，公民大会（-144，145-）才能从中选出其中的最佳方案。刻莱托丰（Cleitophon）给该动议加上了一个额外条款：他要求“起草委员会”考察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建立民主政体时所订立的“祖先的法律”（patrious nomous），以助益其思考。据亚里士多德说，科辽丰提出这点的理由是“克里斯提尼宪法不是一部民主宪法，而是类似于梭伦宪法”。[52]自从载有这部被归在亚里士多德或亚里士多德学派某位作者名下的《雅典政制》的纸草文献出土，学者们就陷入了挣扎：在记载411年诸事件的古代文献中，是采信《雅典政制》，还是采信修昔底德史书，亦或是想办法解释这两套体系中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这两套记载体系之间互相矛盾的地方是没办法解释得通的。[53]
修昔底德将这场政体更迭描述成通过恐怖、权力、欺诈手段所实现的一场政变；而亚里士多德把这次政体更迭描述成了从容又合法的转变。无疑，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图景要比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更加可信。修昔底德记载的谋杀、恐吓、还有其他的非常事件——尽管亚里士多德省略了——无疑都是真实发生了的；这些事件能够解释当时民众的恭顺恐惧之情，解释力和说服力远远超过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人们相信，如果他们将自己的国家改成一个寡头政体，那么波斯大王就会在战争中支持他们。主要是这样一个信念说服了大多数人。”[54]然而，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正确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宪法起草委员会是由30人组成的，而非10人。[55]这个数字无疑是正确的。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有10人是那些贤哲。在革命运动的领袖看来，他们代表了明智的政治判断。我们知道名字的贤哲只有哈格浓（Hagnon）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56]哈格浓和索福克勒斯都是备受尊敬的人，无疑，其他贤哲同样也是备受尊敬的人。这样一些人能够展示一种合法性与持续性，对民众多少有些慰藉作用。任命一个特别起草委员会，这种举措（-145，146-）并不罕见。人们完全可以争辩说，贤哲委员会的设立就是一种战时紧急措施，这种措施限制了民主政体，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民主政权，所以现在对新的政体再进行一些改变，同样可以是温和而没有威胁的举措。这次的起草委员会同样包含了这些深受信赖的长者，人们早就知道他们忠诚又不惹人厌。哈格浓和索福克勒斯都是老派伯利克里党，“两人都不大可能是积极的寡头派”。[57]然而，委员会里还有其他20人，他们很有可能是极端寡头派任命的，贤哲在人数上不敌他们，在气势上也被震慑。这20个人中也许就有极端寡头派，甚至可能包括派山德他自己。[58]
亚里士多德记载了一个故事，反映了贤哲们接受这项新职责时的心态。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派山德与索福克勒斯之间的对话。派山德问索福克勒斯和其他贤哲有没有一同投票赞成建立四百人议事会；索福克勒斯承认，他投票了。“什么？”派山德问道，“那看起来不是件邪恶的事情吗？”“是”，索福克勒斯回答道。“所以你自己也做了这件邪恶的事情？”“是”，索福克勒斯说，“因为能做的事情当中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了”。[59]这次会面很可能发生于四百人政府被推翻不久，也许就发生在四百人政府被推翻之后的那几月里。[60]索福克勒斯为四百人政权的建立出过力，在四百人政权蒙羞垮台之后，他无疑有理由要表白一番，说明自己当初出力时也并无热情。即便如此，我们也不难相信，索福克勒斯所言不虚。索福克勒斯在411年前后的政治生涯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都证明他是个寡头派。除了411年的这些事件之外，他一生都生活在生机勃勃的民主政权治下，是备受尊敬甚或受到尊崇的人物，而这样生机勃勃的民主政权是不会放过那些企图发动寡头政变的人的。我们可以假定，索福克勒斯同其他贤哲以及雅典的其他温和派一样，在危殆的眼前情势之中看不到其他出路，只能选择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寄希望于他能带回波斯的援助。索福克勒斯的言辞表明，他知道有些人怀有私心，也并不赞成这些私心，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冒险与这些怀有私心的人合作，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保障城邦安全。[61]（-146，147-）
在约定的那天，公民大会再次召开，但不是在往常开会的地方，卫城边的庇尼刻斯（Pnyx beside the Acropolis）。这次会议在一座小山上召开，小山名字叫作“克罗努斯·西庇乌斯”（Colonus Hippius）。这座小山离城内一英里多远，那里有海神波塞冬的神庙，复仇三女神优美尼德（the Eumenides）的神庙，普罗米修斯的神庙，或许还有一处圈地场所，可以用来召开规模不是太大的会议。[62]没有文献告诉我们，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为什么变化，或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来开会。公民大会有时候确实不在庇尼刻斯召开，但在公元前5世纪，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并且公民大会也从来没有在克罗努斯召开过。现代学者猜测，选择这么一个地点召开会议——这个地点位于城墙之外，斯巴达人从德西利亚（Decelea）要塞过来，在亚狄珈地区横冲直撞——，没有武装的雅典人——也就是雅典的穷人——就不敢前来开会了；现代学者还猜测，因为危险，所以可以名正言顺地弄来一队武装人员，恫吓住雅典人。[63]与谋者可能确实有这种考虑，但即便单单将会议从一个熟悉且舒适的环境换到一个不寻常又不熟悉的地方，就足够令普通雅典人和并未参加革命的政治家感到不安，这样，派山德及其同党就更方便掌控局面了。古代文献也没有告诉我们更改开会地点的托词是什么，但是只要有贤哲的支持，革命运动的领袖很容易就能说服贵族议事会的执行委员，按照自己的意愿更改地点。
宪法起草委员会是否研习了“克里斯提尼的祖先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似乎不需要研习这部祖先的律法。起草委员既没有提出什么“善政之道”，也没有提出任何“救赎之法”，不过只提了一个动议：“允许任何雅典人提出任何建议而不受惩罚”。宪法对非法提案的现有常设性限制条款“司法核覆程序”（graphe paranomon）被悬置，任何试图援引使用司法核覆程序的人都将受到严厉处罚。（-147，148-）[64]修昔底德很肯定地说，起草委员会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提案。[65]也许起草委员们并没能就提案达成一致；有些人想要一个少数人掌控的寡头政权，有些人比较倾向于温和的改革，还有一些人反对对政体作任何更改。[66]更加可能的情况是，与谋者想要的不过是为接下来的改革动议移除法律障碍，他们从起草委员那里得到的正是他们想要的。而这些起草委员呢，并非铁板一块，或狂热，或顺从，或备受恐吓。
邀请所有雅典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出方案，意味着言论自由的氛围；然而，克罗努斯会场的险恶氛围及紧张管控与言论自由气氛大相径庭。唯一的发言人是派山德，这次，他把改革计划全盘托出了。[67]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为与战争无关的公共服务支付报酬将被禁止，除了9名执政官和贵族议事会执行委员以外，他们是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国家首脑，每日薪金也将仅仅为3个鸥帛。[68]除此之外，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要成立四百人议事会，“权宜虑妥，全权统治”。[69]议事会中的400人将以最不同寻常的方式产生。公民大会将选出5人作为“主席团”（proedroi），主席团又将选出100人，这100人又将各自选出3人，凑满议事会中的400个名额。受到威胁的（-148，149-）公民大会将选出与谋者指定的五人主席团。由具有重装步兵军籍及以上阶级身份的公民组成的“五千人大会”（the Five Thousand）——这已经在之前的讨论中被公开提及了[70]——也即将被召集；四百人议事会得到授权，能够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随时召集五千人大会开会。[71]公民大会毫无异议地通过了这些措施，然后散会。统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民主政权即将被这样一个政权替代，它将较低阶层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将当前的国家管理职能交给了少数人掌权的寡头政权。
修昔底德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很久之后动笔写下这些事件的，他完全清楚这些事件后来是如何发展的。修昔底德知道眼前景象的本质就是建立四百人寡头政权，所有关于五千人大会的内容都只是烟幕，欲盖弥彰。但是，如果不能未卜先知的话，那么，在当时置身其中的人看来，革命计划与温和派的计划是一致的，而温和派的计划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基础。革除除了与战争有关的公共服务之外所有公共服务的薪给，建立由具有重装步兵军籍及以上阶级身份的大约5000人组成的有效的公民统治机构，原本就是温和派计划之中的内容。增加一个人数更少的四百人议事会，暂且将操作性事务交给他们，直到五千人大会履职，这样的补充性措施是完全合理的。这些措施不会令参与革命运动的温和派们感到焦虑。唯一的问题（-149，150-）在于如何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如何赢得波斯支援。派山德及其同党已经清楚，这不再是计划的一部分了。那么，在雅典的温和派是否清楚这一点呢？我们不能肯定，因为我们不知道与替萨斐尼谈判破裂的消息是否已经从萨摩司传到了雅典。如果这一消息还没有传到雅典，那么派山德定能完美掩盖事实，不让革命运动中的温和派知道这件事，一如他不让民众知道这件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温和派与激进寡头之间的革命合作就没什么问题，我们无需作任何解释。然而，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温和派们已经听说了与替萨斐尼谈判破裂的消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温和派继续与派山德及寡头们合作，其理由何在？理由可能和修昔底德解释萨摩司的革命运动成员为何在谈判破裂之后作出那样的决定的理由一样：“因为他们势成骑虎”，只有勉力向前才更为安全。[72]也许，我们还能使用另外一个理由来为之解释，而这个理由与修昔底德所说的上述理由并不矛盾。温和派们，尽管他们应该是希望能够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获得波斯援助的，但是他们仍然更加倾向于停止在非军事职务上浪费公帑、同时将有效公民权限制在有财产阶层手中，作为帮助雅典渡过危机、赢得战争的策略。
修昔底德决定在此处对那些领导革命、推翻民主的人来作一番描述：派山德，斐林尼库斯，安提丰（Antiphon），塞剌墨涅斯。[73]在后面的篇章中，修昔底德将四百人议事会中后来参与推翻这个寡头政权的那些人描述为自私自利的投机分子，说他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一己野心。[74]至于斐林尼库斯和派山德，没有理由认为修昔底德对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斐林尼库斯，正如我们所见，曾经是民主派的政治家，他参加了411年的推翻民主政权的运动。[75]到了此刻，斐林尼库斯已经成为最狂热的寡头政权支持者，这是因为“他害怕阿尔喀比亚德会发现他与阿斯提欧库斯在萨摩司的叛国交易，他还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寡头政权会召回阿尔喀比亚德”。[76]这样一个自私动机的解释，与修昔底德指出的其他任何与谋者的动机明显是一样的，与我们目前所知的其他信息也没有矛盾冲突的地方。（-150，151-）
至于派山德的动机，修昔底德几乎只字未提，只说他是与谋者中最为活跃、最为知名的一个，“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在阴谋摧毁民主政权的运动当中，他都是公开表示要废黜民主政治的最狂热分子”。[77]在420年代，派山德还拥有民众煽动家的名声，415年那几桩丑闻中，他政治迫害他人时那肆无忌惮的狂热行径正与其名声相符。派山德应该是在西西里惨祸之后诚心转向寡头政治，又或者，他可能将寡头革命看作是个人获得拔擢的千载难逢之机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派山德在411年之前的政治生涯中并没有显示出他献身于政体变革的意愿；因此，派山德的行为的确是机会主义的。[78]
安提丰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斐林尼库斯和派山德早在政变之前就已经是活跃的知名政治家，安提丰却一直在幕后工作。安提丰似乎是雅典第一个职业的演说辞作家。修昔底德称安提丰为“最会在法庭和公民大会助人获胜的人”。不难推测，安提丰的这项才能主要服务于上层阶级，因为我们知道，安提丰“因为其狡黠而成了大众疑惧的对象”。[79]也许正是因为大众对他产生了疑惧，所以安提丰本人并未涉足雅典喧嚣的政治生活和法庭舞台。他花了大量时间，为推翻民主政权出谋划策，“谋划了整个事件，事件最终发展到这个节点，那路径也是经由他指挥的”。这样的说法予人之印象便是安提丰是政变阴谋的幕后操纵者，而派山德之流在这场阴谋中不过是受到操纵的棋子。我们所了解的那个安提丰，确乎是真挚投身于推翻民主政权、代之以少数人掌权的真正寡头政权这项事业的。为了这项事业，安提丰愿意长久等待，艰苦努力，静待成事之日。为了这项事业，安提丰愿为成事之日付出任何无情无畏的举动。修昔底德表达了对安提丰的热烈赞美，称他为“当时在美德方面不输于任何人，是最会构思（-151，152-）点子并用演说表达出来的人”。“美德”（arete）一词有多重含义；对于修昔底德史书的读者来说，“美德”一词被用来表达多个方面的杰出品质：勇气，高贵，道德。尽管安提丰后来被宣布犯有叛国罪并因此被处决，尽管修昔底德赞同的是安提丰的寡头政权被推翻之后的那个政权，但是，修昔底德赞美安提丰的那些方面，却也正是他留着用来赞美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伯利克里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安提丰并不只是一个投机分子。[80]
而塞剌墨涅斯——那个被修昔底德描述为“演说与判断能力超群的人”——最后成为了这四名革命领袖当中最为重要、最富争议性的一个。政变发生之后还不到一年时间里，斐林尼库斯和安提丰已经不在人世，派山德也流亡了，再也没有回到雅典。可是，塞剌墨涅斯在403年去世之前，一直活跃在雅典的公共事务中，并发挥了重大作用。先是，塞剌墨涅斯出力建立了四百人议事会的寡头政权；后来，为了建立一个更加温和的政权，塞剌墨涅斯又成为了推翻这个寡头政权的主要推动者。而当这个更加温和的政权被推翻、新的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塞剌墨涅斯又在其中担任了将军、三列桨战舰舰长等职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与斯巴达议和，并参与和约签署之后的三十僭主统治，最后因为反抗三十僭主的出格统治而牺牲，成了民主的烈士。因为塞剌墨涅斯能屈能伸，在多个政权掌权时都曾经任职，在多种险境之中都能安全渡过，所以，塞剌墨涅斯在某些人那里得到了一种易变节、够圆滑的政客名声，这类型的政客不论情势如何，总能保障自身地位的安全。[81]三十僭主中极端派的领袖克里提亚斯（Critias）管塞剌墨涅斯叫“戏靴”（kothornos）。那是一种悲剧舞台上的厚底高靴，不分左右脚，“因为戏靴能穿在两只脚上，而他就是个两面派”。[82]吕西阿斯（Lysias）猛烈攻击塞剌墨涅斯，说他是个利己的伪君子，对于任何政体、任何原则都漠不关心，随时愿意为了自身利益去牺牲任何原则、牺牲曾经是朋友和同党的人。[83]
阿里斯托芬的嘲弄意在引起大笑，或至少博得莞尔；他的话并不能证明这就是塞剌墨涅斯所拥有的整体名声，也不能证明如果这真是塞剌墨涅斯的名声，这种名声就是公允的。此外，我们还必须记得，阿里斯托芬的《蛙》是在阿吉努赛事件（Arginusae）之后立即上演的，而塞剌墨涅斯和其他与他一样的三列桨战舰舰长——如色拉叙布卢斯——刚刚逃脱了惩罚，而他们的上级军官却被判了死刑。克里提亚斯对塞剌墨涅斯的这番评价是在一篇演说当中作出的，而这篇演说直接导致了塞剌墨涅斯被定罪、处决。（-152，153-）而吕西阿斯呢，则是因为他与为自己辩护的伊拉托斯提尼（Eratosthenes）打官司，所以需要抹黑塞剌墨涅斯的名声。吕西阿斯之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伊拉托斯提尼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塞剌墨涅斯派别的一员，而人们因此认为伊拉托斯提尼是在为自己辩护，这恰恰说明塞剌墨涅斯牺牲之后，他在重建的这个民主政权当中威信是如此之高，高到单凭这名声就能够庇护其同党。这些批评指控本身的可信性并非无暇，因为作出这些批评指控的人本身就不可靠，也因为作出这些批评指控的情势本身也会对这些指控的可信性产生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说，古代文献中有一条信息脉络，给予塞剌墨涅斯以最高的评价。狄奥多罗斯——其信源很可能是4世纪的史家埃弗鲁斯（Ephorus）——将解散寡头政权、建立一个“为了公民”的政权这件事归功于塞剌墨涅斯。狄奥多罗斯还认为，塞剌墨涅斯在建议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这件事上居唯一之功，同时，“他为了其邦之善引介甚多，因此备受赞许”。狄奥多罗斯说塞剌墨涅斯“这个人，在严于律己、判断审慎（phronesis）这些方面，似乎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人”。[84]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赞扬来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记载说，在404年雅典败北之后的那般混乱里，塞剌墨涅斯是这样一群人的领袖：这群人“不属于任何政治党社，除此之外，他们对‘祖先的政制’（patrios politeia）之热情没有别人可以与之比拟”。[85]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将塞剌墨涅斯与尼基阿斯（Nicias）和美莱西亚斯之子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the son of Melesias）并列，说他们是雅典晚近历史当中三位最佳政治家。亚里士多德说，其他两位并无争议，但是因为塞剌墨涅斯生活在政治喧嚣混乱之时代，所以人们对于塞剌墨涅斯也许有看法上的不同。“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并不肤浅看人的人来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塞剌墨涅斯并不是要摧毁所有的政权——而那些诽谤他的人正是这么说的；相反，塞剌墨涅斯将这些政权发扬推进，只要这些政权不违背最基本的法则。塞剌墨涅斯能够投身于所有类型的政体，这是一名好公民的职责，但塞剌墨涅斯拒绝去赞成非法的政权，并因此遭到忌恨。”[86]这番颂扬悼词的客观性同样值得怀疑。涉足411年寡头政权或404年寡头政权的那些人，有足够的动机去竭力粉饰塞剌墨涅斯的政治生涯，（-153，154-）同时也有足够的动机将自己列为他们竭力粉饰名声那人的同党。亚里士多德这位拥护中等阶层德行与温和宪法的政治理论家，完全有理由去赞扬塞剌墨涅斯，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塞剌墨涅斯这样的人身上承载着这些德行与这种政体。[87]现在被广泛称作“塞剌墨涅斯纸草”的那份文献表明，在塞剌墨涅斯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备受非议。[88]因为这些争议自古存在，所以当代学者对此观点迥异也就没什么出奇的了：坚定谴责之如格罗特（Grote）者有之，温情赞扬之如贝洛赫（Beloch）者亦有之。[89]
在古代文献中，对塞剌墨涅斯的评价要么具有党派偏见，要么很不清晰；正因为如此，我们自己对塞剌墨涅斯的评价就必须基于他自己的实际生平，基于我们尽可能确定并理解的史实。我们通常忽略或不够重视的一个事实是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的密切关系。我们必须强调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决心一致这个事实，这两人都希望限制民主政体，以便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得到波斯对战争继续的援助。当在雅典的塞剌墨涅斯在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之下与其展开合作的时候，在萨摩司的色拉叙布卢斯对四百人政权是拒绝的；但是后来，塞剌墨涅斯带头推翻这个寡头政权、建立五千人大会来实行较温和统治、并以五千人大会的统治召回阿尔喀比亚德，所有这些后来的政策措施都完全契合了色拉叙布卢斯的愿望。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曾经同在海勒斯滂任职将军，他们与阿尔喀比亚德一起有效合作，赢得了库济科斯（Cyzicus）战役。[90]库济科斯的胜利使得完全民主政权重光成为可能，而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也继续在该政权中担任将军，与阿尔喀比亚德一起合作，肃清海勒斯滂地区的敌军。[91]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都（-154，155-）于407年与阿尔喀比亚德一起回到雅典。[92]406年，在阿吉努赛战役中，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都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被将军们派去帮助援助那些失去战斗力的船舰上的船员，并携手经历了阿吉努赛审判。[93]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面对战败。色拉叙布卢斯被三十僭主流放，组织流亡部队反对斯巴达人建立的三十僭主政权。塞剌墨涅斯留在雅典，成为了三十僭主的一员，坚持勇敢努力，誓将三十僭主政权改造为一个更加温和的政权，最终献出了生命。在针对克里提亚斯的指控进行自我辩护的时候，塞剌墨涅斯在论及愚蠢的三十僭主政权所驱逐出去的那些“有才干的领袖”的时候，提到了色拉叙布卢斯的名字。[94]值得注意的是，在塞剌墨涅斯死后，三十僭主政权认为，邀请色拉叙布卢斯来填补塞剌墨涅斯在三十僭主当中留下的空位是合情合理的。[95]
但是，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色拉叙布卢斯所愿意做的仅仅是因为纯粹务实的理由去临时限制民主政权，而塞剌墨涅斯较绝大多数雅典人更加青睐一个受限的民主政体，而非完全民主政体。色拉叙布卢斯在置身411年阴谋过后，似乎再也不相信寡头派了。塞剌墨涅斯，直到最后一刻都指望能够引导寡头革命走向一个更加温和的政权，一个不太背离民主的政体。然而，尽管他们在上述观点方面存在不同，从411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期间，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密切有效合作，共同推动同样一套政策措施，在不同政权之中担任同样的职务。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人想过要指控色拉叙布卢斯反复无常、自私自利。色拉叙布卢斯在流亡中组建军队，重建了民主政权，该政权较之前被斯巴达在战争胜利后摧毁的那个雅典政权要温和得多。[96]另一方面，塞剌墨涅斯并没有选择忍受克里提亚斯强加的那个由少数人掌权的真正的寡头政体。相反，塞剌墨涅斯抗议该政权流放杰出人才，及该政权收紧公民权远超温和限度；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之间的区别，看起来只是强调重点不同，个人风格不同，脾性特质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并非基本政治理念和个性正直方面的差距。
有一个事实当然并无谬误：塞剌墨涅斯在每个政权中都寻觅职位，（-155，156-）谋求施加与其野心和杰出才干始终相称的影响。就此而言，修昔底德说得没错，塞剌墨涅斯追求自身野心。但是无论如何，塞剌墨涅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抵抗一个残暴的非法政权，而在这个残暴的非法政权中，他不仅能够生存，同时还能取得成功，这种行为并不应当令其被贴上反复无常、自私自利的标签。相反，他的这些行为令我们相信他在为自己投机分子这一名声进行抗辩时所说的那些话：
克里提亚斯啊，我一直与这样一些人势不两立：这些人认为，除非奴隶和那些为了一个德拉克马就可以出卖国家的人参与政治，不然民主政体就无从谈起。与此同时，我还反对这样一些人：这些人认为，除非国家被极少数人专横统治，不然一个善的寡头政体就无从谈起。但是，与那些最能干的人一起带着马和盾来管理国家，是我所认为最好的政体，过去如是，现在我也不改变看法。[97]
彼此之间差异如此巨大的4个人——派山德，斐林尼库斯，安提丰，塞剌墨涅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推翻了这个如此牢固的民主政权，并“剥夺了这样一个民族的公民的自由：他们不惯于受别人统治；而且在这个时期一半以上的时间里，他们是统治别人的”。[98]如此精明而有决心的领袖的指挥下，与谋者迅速行动，控制了城邦。第一步，废黜仍在运行当中的民主体制。宪法在一次恐惧、疑惑、缺少领袖的公民大会当中被强行变革。时间每过去一天，民主党人重建政权、废黜克罗努斯决议的可能就增加一分。派山德似乎没有指明一个确定的日期，来进行新老政权的权力移交；许多雅典人肯定以为，权力移交要等到该年度议事会结束任期才会进行，时间大约还有（-156，157-）一个月。[99]与谋者等不了那么久。克罗努斯会议召开之后没几天，亚狄珈历塔格力翁月（Thargelion）第14天，也就是411年6月9日，与谋者就实际夺了权。[100]与谋者等着雅典人回到他们的军事职位上去——这些职位或在长墙附近，或在训练场上，而他们则留在原地不动，留在离他们贮藏武器之处不远的地方。与谋者得到命令，如果有任何没有参加政变的人拿起武器、干涉政变进行的话，他们就要镇压这些人。他们得到了来自铁诺斯（Tenos）、安德罗斯（Andros）、卡里斯图（Carystus）、以及埃基纳（Aegina）的武装人员的帮助，武装人员的人数大约达到了400或500人，而这些武装人员就是为了政变而被召集起来的。有了这些武装人员来防控可能出现的抵抗，四百人议事会的那些人身怀匕首，还带着120名年轻亡命徒，在雅典实施恐怖统治，闯进了议事会的屋子。与谋者带着钱，支付了民主政权的议事会成员余下任期的薪金，然后命令他们离开。
这次政变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议事会成员领取薪金，安分离职。其他的公民完全没有干涉。四百人议事会仿照旧议事会的规矩，用抽签的方法，任命了贵族议事会执行委员及其他指挥职务，随后在上任之际履行惯常誓仪并供奉牺牲。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延续性、常态感、还有合法度，但是没有人会被这些掩饰行为所蒙蔽。自驱逐僭主以来，这个城邦被某个派别以威胁和武力擒获，这还是头一遭。
[1] 关于此事的时间顺序，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24、131、186—187页。
[2] 修昔底德在此处的措辞让人觉得，派山德到雅典不久就召开了公民大会；但是，如果说派山德使团到达的时间和这次公民大会召开的时间之间有更长的间隙，也不会与任何已知证据形成矛盾。派山德大约于12月底到达雅典，并且似乎晚至几乎411年2月底才离开，因此，我们最好假定，事情是徐徐展开的。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1页。
[3] Thuc.8.53.1：
。我使用的英文翻译是史密斯（C.F.Smith）的版本。关于意思相同的另一种翻译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解释与阐发注疏，参见韦依（R.Weil）和萝蜜莉（J. de Romilly），《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Thucydide，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第8卷，巴黎，1972年，第43页。
[4] 在《吕西翠妲》（Lysistrata）中，阿里斯托芬（Aristoph.Lysis.490—491）将派山德视为久负声名的民众煽动家。《吕西翠妲》写于411年2月的蕾娜亚戏剧节（Lenaean Festival，即小酒神节），肯定晚于派山德的公民大会演说。关于对阿里斯托芬此处描写的解释以及日期勘定，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9页，同时参见索莫斯特恩（A.H.Sommerstein），《希腊研究期刊》，第97卷，1977），第112—126页。
[5] Thuc.8.53. 要理解公民大会事态是如何进展的，有个极为漂亮的尝试，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24—125页。我自己对此的理解则有些许不同。
[6] Thuc. 8.53.3：
.
[7]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9—160页。
[8] Thuc.8.53.3.
[9] Thuc.8.54.1.
[10] Thuc.8.27.
[11] Thuc.8.54.3. 显然，斐林尼库斯和西戎尼德并未遭到进一步处罚，因为斐林尼库斯仍然保有人身自由，几个月后，他作为四百人政权寡头运动的领袖再次活跃于雅典。参见Thuc.8.68.3。至于西戎尼德为何被罢黜，我们没有其他证据。
[12] 列昂和狄奥梅冬在抵抗寡头政变、挽救萨摩司的民主政体这一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Thuc.8.73.4）。
[13] Thuc.8.54.4—5. 关于此类党社的一个不错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28—131页。
[14] 关于这次会面具体地点的另一种可能，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3页，注释77。
[15] Thuc.8.56.2.
[16] Thuc.8.45.2；46.5；52.
[17] Thuc.8.56.2.
[18] Thuc.8.55.1.
[19] Thuc.8.55.2—3，56.1.
[20] 这种解释与修昔底德叙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互相矛盾。修昔底德相信，替萨斐尼在谈判的时候，并不想要达成什么协议，
（“因为恐惧的缘故”）（Thuc.8.56.3）；然而，这种解释在此处的意思是，替萨斐尼提出的要求出自其严肃认真的意愿，只要雅典人能够接受这些要求，替萨斐尼就能与雅典人达成协议。作出这种解释的主要原因，是修昔底德指出的那个动机——对伯罗奔尼撒人恐惧加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必须指出的是，修昔底德对于替萨斐尼的想法并无独立信息来源，他能做的无非只是猜想。修昔底德几乎不可能见过节度使替萨斐尼。在这件事当中，修昔底德最有可能的信息来源是阿尔喀比亚德（布伦特［P.A.Brunt］，《希腊研究评论》，第65卷，1952年，第80页）。阿尔喀比亚德一贯乐于夸大他自己在事件中的作用，他恐怕也说服了修昔底德去相信这一点（同上，第95页）。
[21] 看起来，这为替萨斐尼是真心指望以己方条件达成协议这一看法提供了证据。如果替萨斐尼真的是因为惧怕伯罗奔尼撒人而不想要同雅典人达成什么协议，他根本不用召开这么一个会议。如果替萨斐尼觉得开会有意义、同时又想要雅典人来承担商谈破裂的责任的话，那么，替萨斐尼应当在第一次谈判时就抛出所有要求。会议期的延长意味着替萨斐尼一开始是想要个协议的。
[22] Thuc.8.56.4；《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4页。
[23] Thuc.8.56.4.该翻译与诸抄本（MSS）的所有写法相符：
，除了（-137，138-）C抄本：
。关于前一种校勘的说明，以及关于该处的校勘问题，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4—135页，以及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1页，注释74。
[24] 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07页。
[25] Thuc.8.56.5.
[26] Thuc.8.63.3. 关于日期，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4页。
[27] Thuc.8.63.4.
[28] Thuc.8.73.4.
[29] Thuc.8.63.4.
[30] Thuc.8.63.3：
。此句非常严谨，我们应当将
译作“陆军”，而非含义较宽泛的“军事力量/军队”。我们知道，此刻萨摩司有许多重装步兵：Thuc.8.24.1；25.1. 参见麦柯伊（McCoy）：“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Theramenes，Thrasybulus and the Athenian Moderates”）（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第36页，注释141。
[31] Thuc.8.63.3.
[32] Thuc.8.48.5.
[33] Thuc.8.64.1—2.
[34] Thuc.8.65.1.
[35] Thuc.8.64.2—4. 替摩劳斯的作用，参见Hell.Oxy.7（2）.4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8页。关于“贵族制”一词可能含有的讽刺意味，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8页。
[36] 这些论断基于一些铭文资料，关于这些铭文资料的释读与讨论，参见普莱科（H.W.Pleket），《历史学刊》（Historia），第12卷，1963年，第70—77页，特别是第75—76页。
[37] Thuc.8.64.5. 译注：译文采用谢德风本，第607页。
[38] 参见普莱科，《历史学刊》，第12卷，1963年，第74—75页。
[39] Thuc.8.48.6.
[40] Thuc.8.65.1. 关于日期，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7—158页。
[41] Thuc.8.65.1—2. 关于安德罗克勒斯，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1页。
[42] Thuc.8.65.2—3. 译注：译文使用谢德风本，第608页；原文未加引号。
[43] Thuc.8.66.1.
[44] 安德鲁斯清楚观察到了这个问题。有必要在此处引出安德鲁斯对Thuc.8.66.1的评注：“该句等同于一个声明：真心相信Thuc.8.65.3一节所提出的革命计划的‘温和寡头派’是不存在的。但这究其本身来看是不可能的（参见Thuc.8.67.2n），与Thuc.8.97.1一节所描述、Thuc.8.97.2一节所赞扬之事也并不相符……修昔底德似乎将四百人议事会当成铁板一块的极端派群体了”（《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3页）。安德鲁斯还解释了修昔底德是如何从他的信源那里得出这一观点的（《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52—253页）。
[45] Thuc.8.65.2.
[46] Thuc.8.66.2. ［译注：中译文使用谢德风本，第608页。］
[47] Thuc.8.66.5.我的译文［译注：英译］基于由韦依和萝蜜莉编译的法国布岱本（the Budé edition）。［译注：译文采用谢德风本，第608页。］
[48]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页。
[49] Thuc.8.67.1.
[50] Arist.Ath.Pol.29.1. 密罗比乌斯和派所多鲁斯都很可能分别是404/403年统治雅典的“三十僭主”之一（《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12—213页）；罗德斯（Rhodes），《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第370—371页。罗德斯指出，在雅典历史上，这样一个演说不是由法令的动议人亲自作出，从未有过先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正式动议人派所多鲁斯是贵族议事会成员，但演说人、动议的真正起草人密罗比乌斯不是贵族议事会成员。
[51] Arist.Ath.Pol.29.2.
[52] Ibid，29.3.
[53] 载有《雅典政制》的纸草文献出版于1880年和1891年。关于这段文本的历史及其衍生问题，罗德斯在其杰出作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的前言中作了精细探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1—63页）。针对发生在411年诸事件而衍生的学术争鸣，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40—256页；以及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62—368页。尽管一些学者作出了富有原创性的精致解释，但是《雅典政制》的叙述和修昔底德史书的叙述之中相互矛盾的地方是没办法得到圆满解释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接受修昔底德史书所描述的大致情况和整体气氛，同时在必要时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材料来修正、补充修昔底德史书的叙述。在此处使用这样的史实还原策略似是合理之选，我接下来也会采用这种方法。接下来你们将读到，在判断特定细节与事件的时候，学者们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的争议与分歧。
[54] Arist. Ath.Pol. 29.1.
[55] 有两位写作雅典历史的古代作家（译注：即亚狄珈史家，Atthidographer）——安德罗提昂（Androtion）与斐洛克茹司（Philochorus）——佐证了30这个数字。参见FGrH III 324，Fr.43，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4—165页，还有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72—373页。
[56] 参见本书第一章。
[57]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页。
[58]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页。
[59] Arist.Rhet.1419a，25—30.
[60] 关于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时间和当时的可能情形，参见这个有意思又看起来很可信的探讨，参见詹姆森（M.H.Jameson），《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541—568页。
[61] 詹姆森的机智分析值得在此引述出来：“索福克勒斯承认，他在投票的时候对四百人政权的性质完全了解。四百人政权令人不快，（-146，147-）但却是个必需。在西西里灾祸之后，贤哲十分忧心国家的财政问题。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显示出强烈的议和倾向，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当选。阿里斯托芬把笔下的贤哲描绘成一位顽固守旧的民族主义者（Aristoph. Lysis. 421ff.）。他们所看到的必定是波斯的金援。派山德扣留了这希望，说只有通过阿尔喀比亚德和一个寡头政权才有可能用上这笔钱。他们肯定也赞同召回415年那场歇斯底里的大混乱的受害者，特别是相对而言较有能力的阿尔喀比亚德。但是，这一切在民主领袖当权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做到的。他们的动机来自于现实主义而非教条”（同上，第560页）。
[62] Thuc.8.67.2；《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166页。
[63] 在这次会议中，军事要素是否重要，具体探讨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78页，注释2。布索特认为，军事要素不重要。同时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167页。
[64] Thuc.8.67.2；Arist. Ath.Pol. 29.4.
[65] Thuc.8.67.2.
[66] 这些可能性由《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7页）提出。
[67] Thuc.8.67.3；68.1. 派山德有可能是起草委员会委员，他的提案有可能代表了起草委员会的正式意见。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派山德的行动是脱离集体的。修昔底德的叙述看起来更符合派山德独立行动这一情况。从亚里士多德的叙述来看，两种情况都说得通。关于在克罗努斯会场提出的革命计划，亚里士多德是这样展开叙述的：
（Arist.Ath.Pol.29.5）。
（任命）一词的宾语可以是起草委员（如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81页］所认为的那样），也可以是雅典公民大会（如《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17页，所认为的那样）。四百人议事会垮台后，每个身涉其中的人都会想要把引入这个政权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者至少也要大家共同来承担责任。亚里士多德的叙述更多地强调了程序正义与合法性；这个起草委员会，包括其中诸贤哲，产生了这样一个背弃民主政权的革命计划；这并不仅仅是派山德及其同党的杰作。这一点完全契合了亚里士多德所呈现出来的改革计划的大体面貌：他将这写成一次合法、温和的改变过程，而这一面貌是完全错误的。关于修昔底德叙述与亚里士多德叙述为何会不同，维尔的解释很机智，参见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第377—378页。
[68] Arist.Ath.Pol.29.5；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82页。修昔底德对这个措施的叙述颇为凝练：“在当前政体下，公共职务和任职报酬都应当取消”（Thuc.8.67.3）。至于修昔底德为什么会叙述得如此凝练，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8页。
[70] Thuc.8.65.3.
[71] Thuc.8.67.3；Arist.Ath.Pol.29.5. 在这个问题上，修昔底德叙述与亚里士多德叙述之间分歧明显。修昔底德没有提及五千人大会的任命情况，因为他将五千人大会此刻的存在视为理论性的、不合理且不重要。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及四百人议事会。亚里士多德将该计划描述为：将国家交给“就本人和财产而论皆是最能为国效劳的雅典人，其人数不少于5000人”（Arist.Ath.Pol.29.5）（译注：中文译句采用日知、力野译本，第35页）。据亚里士多德描述，四百人议事会是在后来才出现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叙述版本中，是五千人大会召开并选举了一百人委员会，为当前起草临时宪法，并为将来起草永久宪法。这部临时宪法以完备合法的方法建立了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方案由一百人委员会提出，由五千人大会通过。尽管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的两种不同叙述之中也存在一些可以用来相互补充的细节，但是我们无法完全理顺这两种叙述之间的矛盾冲突之处。很明显，修昔底德叙述更佳。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自身就有相互矛盾之处。亚里士多德描述了五千人大会的上述活动之后，说四百人议事会成立之后，五千人大会才被遴选出来，而且“仅仅是在名义上”。很明白的是，亚里士多德使用了不同的两个信源，其中之一是修昔底德，而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没有把不同信源之间的差异梳理解释清楚。这样一来，这份尚谈不上连贯明晰的叙述自然要比修昔底德虽则扼要简明但前后一致的叙述逊色得多。对于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在此处的叙述分歧，最简单也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亚里士多德被一份虚假文献欺骗了”（《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55页）。
[72] Thuc.8.63.4.
[73] Thuc.8.68. 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32.3）列出了他认为对建立寡头政权负有最主要责任者的名字，但没有提到斐林尼库斯。既然亚里士多德在此处的信源似乎是修昔底德，那么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抄录时疏忽漏掉了最后一个名字（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8页）。
[74] Thuc.8.89.3.
[75] 参见本书第五章。
[76] Thuc.8.68.3.
[77] Thuc.8.68.1.
[78] 关于派山德的有用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6页；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7—408页；以及伍德海德（A.G.Woodhead），《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75卷，1954年，第131—146页。
[80]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70—177页；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8页。
[81] Aristoph.Frogs，534—541，967—970.
[82] Xen.Hell. 2.3.31.
[83] Lys.12.62—78.
[84] Diod.13.38.2.
[85] Arist.Ath.Pol.34.3.
[86] Arist.Ath.Pol.28.5. 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60页）相信，这个评价不是亚里士多德原创的，而是来自于“较不言过其实的某个信源”。我倾向于同意哈丁（P.E.Harding）（《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0—111页）的看法，他认为这段评价是亚里士多德原创的，但是哈丁所说的另一个观点不能说服我，即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没有任何人为塞剌墨涅斯辩护说他其实是一个温和派。
[87] 哈丁，《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1页；Arist.Pol.1295a—1296b。
[88] 参见默克尔巴赫（R.Merkelbach）和尤替（H.C.Youtie），《纸草学碑铭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ZPE），第2卷，1968年，第161—169页；亨利希（A.Henrichs），《纸草学碑铭学期刊》，第3卷，1969年，第101—108页；安德鲁斯，《纸草学碑铭学期刊》，第6卷，1970年，第35—38页；以及西里（R.Sealey），《纸草学碑铭学期刊》，第11卷，1975年，第279—288页。
[89] 现当代学者对于塞剌墨涅斯的评价似乎同古代一样，受到了各种政治考虑的影响。格罗特，民主政体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对于愿意削弱民主政体的人除了蔑视就没有其他看法：“塞剌墨涅斯是一个自私、狡猾、言而无信的人——愿意投身于种种阴谋，但却从来无法预见阴谋的后果；当他意识到最开始煽动起来的那些同党对所行之罪行比他要更加坚持、更加彻底的时候，他就对这些同党背信弃义”（《希腊历史》，第8卷，第55页）。贝洛赫的偏见更加明显：“今天被牵涉到同样的挣扎当中的我们——我们反对贪婪的无产阶级，也反对同样贪婪的容克贵族（Junkertum）——不会吝啬将同情给予我们今日事业的古代先锋（Vorkämpfer）”（《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392页）。在这里，我们听到了19世纪德国自由派的声音。
[90] Xen.Hell.1.1.12—22.
[91] Diod.13.66.
[92] Diod.13.18.2—64.3；Nepos Alc.5.4—6.
[93] Xen.Hell.1.6.35—7.35.
[94] Xen.Hell.2.3.42.
[95] Diod.14.32.5.
[96] 琼斯，《雅典的民主》，第23—58页，第79—96页；麦柯伊，“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第194页。
[97] Xen.Hell.2.3.47. 将塞剌墨涅斯与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Marquis of Halifax）——17世纪政治家，有“骑墙派中的骑墙派”的名声——作一番比较，会很有意思。哈利法克斯侯爵为自己辩护，写了一篇随笔，名为“骑墙派之脾性”。在这篇随笔中，他为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许多次变节作了辩护：“‘骑墙’一词本无辜，其内涵不过如下：假使人类全体乘于扁舟一叶，其中一部分乘客压住舟舷一侧，其他乘客尽量压住舟舷另一侧；碰巧还有第三类人，……他们竭力使舟船恢复平衡，使乘客安全不受影响。”这段话被汉堡戈（J.Hamburger）在《麦考莱与辉格传统》（Macaulay and the Whig Tradition）中引用。参见汉堡戈，《麦考莱与辉格传统》，芝加哥，1976年，第90页。对安全的强调是塞剌墨涅斯与哈利法克斯侯爵的共同行动逻辑。然而，塞剌墨涅斯似乎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政府——受限的民主政体，由重装步兵和骑兵统治——更加笃定，而哈利法克斯侯爵则更加务实。
[98] Thuc.8.68.4. ［译注：此处使用谢德风译本，第610页。］
[99]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79—180页；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5—406页。
[100] 这个日期是《雅典政制》（Arist.Ath.Pol.32.1）中所记载的，梅里特（B.D.Meritt）（《美国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115卷，1971年，第114页）与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5—407页）将此日期换算成了格里高利历法日期。亚里士多德认为，旧的议事会解散发生在这一天，但是四百人议事会和平合法掌权并在五千人大会的庇护之下得到公民大会同意的日期则是8天以后。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这个时间延迟情况，连那些试图为亚里士多德此番叙述的真实性作全盘辩护或部分辩护的学者也都不采信（如，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6页）。一些学者认为塔格力翁月的第14天是克罗努斯会议召开的日期，据此认为夺权日当在同一天。我接受的是安德鲁斯的论点。安德鲁斯拒绝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夺权日当在克罗努斯会议之后的几天（安德鲁斯，《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PCPS］，第22卷，1976年，第1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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