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解放法令》和其他改革

1855 年亚历山大二世成为沙皇，就通过推行一整套重要的改革，试图谋求知识分子中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他准许人们到国外旅行，放松对大学的控制，并且允许审查制度的执行相对地松动一点。人们开始在国内创办报纸和期刊，像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发行的《北极星》这一类由在国外的俄国革命者编撰的出版物，也比较自由地进入到国内。其结果是公众舆论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公众舆论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解放农民势在必行。这在原则上简直就不是个党派问题。亚历山大的父亲尼古拉一世是一个极端憎恶西方自由主义的著名的反动分子，他组建了一个秘密政治警察系统，其专横和审讯方法在欧洲前所未有。然而，就连尼古拉一世本人也曾采取过一些认真的措施去缓和农奴制的矛盾。亚历山大二世对待俄国事务的态度基本上是因循守旧的，但也不得不着手建立一个政府的特别部门去研究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政府并不想把整个劳动制度和国家的经济秩序搞乱，也不想毁灭贵族阶级，因为没有这个阶级的支持，进行统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经过不计其数的讨论、建议和提出备忘录之后，1861 年，帝国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农民从此获得了自由。

根据这个伟大的法令，从西方的意义上说农民获得了合法的自由；从今以后，他们成了政府的臣民，不再隶属于他们的主人。人们希望他们会被一种新的人类尊严感所激励，正如一位热心的官员在农奴解放后不久所说的：“人民挺起腰杆来了，样子变了；面貌表情、步履姿势、言论谈吐，一切都变了。”地主们失掉了他们在村子里的准庄园司法权，他们再不能强制施行无偿的强迫劳动，或是获得由奴役产生的收益了。

土地的分配重要的在于了解《解放法令》已经做了什么和还有什么没做。大致来说（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它把大约一半耕地分给了地主，另一半分给了从前的农奴。但后者必须为他们所获得的土地付赎金，以及赔偿前者所损失的费用。俄国的贵族远未被削弱，失去了农奴所有权（这些所有权已被大量抵押），如今他们手上反而有了一半土地的明确的所有权，还有了赎金，并摆脱了对农民的义务。

在另一方面，农民现在手头有了另一半可耕地的所有权——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标准来衡量，都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然而，他们并没有按照在欧洲已经很流行的私有财产或独立耕作的原则来支配土地。农民的这些土地一经赎回，就变成为古老的农民村社（即米尔）的集体财产。村庄作为一个单位，负责从它的个体成员那里征集必要数目的赎金，然后缴给政府。一旦有人拖欠赎金，村社有权对欠款者或其家庭的某一成员实行强迫劳动，而且它还可以阻止农民从村庄里迁走，免得那些留下来的人负担全部赎金。它能够（从前也是如此）把一定的土地分配和重新分配给它的成员去耕种，或者当作大家的事对耕作加以监督。为了保持村社的完整，政府不久就禁止把土地卖给或抵押给村子外面的人。这样做有助于维护农民社会，反过来也阻止了外部资本的投入（因为外部资本可能将固定资产收买），同时也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

农民中的不平等在村社组织里，并非所有的农民都是平等的，同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有的人有权比其他人掌握更多的土地，有的人只是做做短工而已。另外有些人有土地继承权（并非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公社再分配的），或是再租几块属于地主的土地。他们雇别的农民来耕种，然后付给他们工资。但是没有哪个俄国农民在解放后享有充分的个人行动自由，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法律义务上，都受到他们村子的约束，就象当年曾受到他们的主人的约束一样。

亚历山大二世开始彻底检查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并着手使它西方化。随着地主失掉对农民行使的司法权，一个崭新的地方法庭体制无论如何都是不可缺少的，而这个机会遂被利用来对法庭进行“完完全全”的改革。权力的专横，国民的无保障，这些根深蒂固的弊病，因 1864 年的法令而大为减轻了。从此，审判公开进行，老百姓有权让自己选择的律师代表出庭。尽管农民实际上还是处于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利地位，但在司法依据上，所有的阶级差别都废除了。一个低级法庭和高级法庭的明确程序制定出来了。法官按规定要进行专业训练，今后一律领取国家薪给，并要防止他们受到来自行政方面的压力。同时，法庭上采用了一套英国式的陪审制度。

一套自我管理的体制就在沙皇试图全力建立一个法律秩序的时候，沙皇实际上也在朝着允许自治这个方向前进。他希望争取自由主义者，并希望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肩负起一定程度的公众责任。他又根据 1864 年法令创立了一套地方的和区域的议会制度，称为“地方自治会”。由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种人推选出来的地方自治会逐渐发挥了作用，它们开始处理当地的教育、医疗救护、公共福利、食物供应和道路养护各项事务。它们的巨大价值正逐步从那些参与其事的市民们的感情上显现出来。许多自由主义者都强烈要求有一个全俄国的代表机构：杜马，可是亚历山大二世无论如何都拒绝对此作出让步。1864 年后，他的政策变得更加谨慎了。1863 年在波兰发生的一次起义，使他倾向于听取那些主张镇压的人的意见。他开始抚慰那些早就对改革不满、怨气冲天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减少了一些已经许诺的让步。但是，改革的实质仍然被沿袭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