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兵黩武又赫赫荣光

穷兵黩武又赫赫荣光

不可一世的元帝国大汗——忽必烈，在军事上，嗜利黩武，宠用阿合马等人二十多年，流毒天下。元朝统治期间追歼南宋，两征日本，两征缅甸，三伐安南，又攻占城，攻爪哇，三十年间，年年大兴兵事，好大喜功，至死不悔。在政治上，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粪土；外兴无名之师，视民命如草芥。所以，忽必烈能避免亡国丧生的下场，实仗蒙古暴力的余威。

乃颜是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代，其祖父是著名的塔察儿国王也速不花。忽必烈统治后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抑制东北诸王的势力，免去北辽东道等宣慰司，在东北设行省进行统治。由于乃颜的利益受损，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于是勾结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动叛乱。

“时西北诸王多欲从之，帝以为忧”。忽必烈采用了侍臣出的主意，对骑墙的西北诸王大加赏赐，用金钱收买了部分王，暂时分化了乃颜的联合阵营。虽如此，依然有胜纳合儿、也不干等蒙古宗王与乃颜合谋，共同造反。忽必烈在军事方面很有头脑，他派伯颜先据和林这一有利地盘，割断乃颜与海都等人的联系，使乃颜置于孤军之地。然后，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御驾亲征，从上都出发，征讨乃颜。

同为黄金家族成员，本是骨肉兄弟，现在成为敌人。双方对阵，“时将校多乃颜部人，或其亲旧，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这种战场情景很滑稽，元朝蒙古军中高级将领都和乃颜部有关系，交阵之时，不打不杀，反而唠嗑叙旧，这在战争史上真是罕见。忽必烈知此情况后，“深以为忧”。最后，还是汉臣叶李出主意，让汉将李庭（其实是女真人）、董士选两个人统率汉军当前，摆汉阵先与乃颜部队开战，“而联大军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忽必烈依照这个主意行事。

当时蒙古诸汗国，实际上都已经处于独立状态，要想重新统一谈何容易。更何况，其他蒙古汗国的大汗皆认为忽必烈违背“国俗”，已不再是草原精神的代表。特别是他在汉地施行的“定居”政策，与游牧民族的蒙古人的性格格格不入。忽必烈在名义上是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的“共主”，实际上，那些“亲戚”们，早与他貌合神离，各自独立。

对于汉人来讲，“世祖混一区夏，虽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利”。自南宋灭后，忽必烈觉得汉儒已不具备利用价值，根本就不再重用汉人，所谓“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实是汉儒的白日梦。忽必烈根本没有“以夏变夷”，更没有“因俗治用”，反而把汉人列为辽阔帝国的最低等民众，民族歧视极为严重。

◆蒙古草原风光

忽必烈的时代，元帝国是辉煌的、不可一世的，其实是给下一个动荡时代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帝国无数灾祸与动乱的祸根，都是在忽必烈时代深深种下的。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阴历春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在上都紫檩殿驾崩。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岁。历时不足百年的元大帝国，几乎一半的时间在忽必烈的统治之下。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来说，元朝的赫赫荣光不能不令人叹服。有史书记载：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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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疆域辽阔，富有四海，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边患的帝国。然而为了征讨四方，称霸世界，终元朝一世，每年都有大规模的远征。沉重的税赋、残酷的统治使“幸福”在百姓心中只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如果理智地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个古老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其他民族的衰落，或者黯然退出，或者被踩在脚下。想想华夏民族从小小的中原，跨过了黄河，渡过了长江，又消灭了多少古代部落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