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福州船政局

三、创办福州船政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在侵略者的威逼下，清廷派奕和英、法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当时咸丰皇帝已经逃往热河承德避难。根据《北京条约》，奕在北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逐步形成一股势力。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热河，由五岁的太子载淳登极，尊生母慈禧为太后，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顾命大臣。慈禧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暗中和在北京的奕勾结，并在回到北京后，发动政变，捕杀顾命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改元同治，由奕为议政王，慈禧以太后名义垂帘听政，这就是有名的“北京政变”。由于奕是个听命于外国侵略者的人，政变自然使清政府和侵略者进一步勾结起来。因此外国侵略者认为，这个政变是“令人满意的结果”。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在一份手谕中也讨好侵略者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是因为“载垣等复不能尽心议和”，“失信于各国”所造成的，完全是颠倒黑白，替侵略者的罪行开脱。议政王奕于同治元年正式提出借洋兵“助剿”太平军李秀成部。这一年春天，李鸿章从安庆率部来到上海。李鸿章所部兵员一部分是曾国藩调拨的，一部分即奉曾国藩之命在安徽老家征集的，这就是称这支军队为淮军的原因。部队的装备大多是英国侵略者提供的洋枪洋炮。为了修理和仿制洋枪洋炮，李鸿章在上海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上海炮局，这是洋务派开办军事工业的第一个工厂。

向西方学习，创办近代化工业，这是历史进步的要求。魏源、林则徐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便认识到外国侵略者还有可以“师效”的一面，于是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就是学习坚船利船，目的是用这些坚船利炮抵制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李秀成也提出过利炮思想，并亲自在苏州仿造过，在被俘之后又提出“防鬼反为先”的主张。而洪仁玕更提出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向西方学习，是历史的趋向，但不幸的是太平天国失败了。重新兴起的洋务运动却是为解决“心腹之患”而兴起的，奕、李鸿章等著名的洋务派都是早就和侵略者勾结的，他们的政治倾向对内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对外则代表了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利益。不过，在洋务派中情况并不一样，左宗棠也是当时著名的洋务派，但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使他承继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左宗棠在办洋务的活动中，更多的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和富强。

同治五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州造船厂，当时称福州船政局。他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对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必要性作了充分陈述。他认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的兵舰之所以能长驱直上天津唐沽，就是因为敌人有先进的轮船，可以纵横海上，而我军因没有此种轮船，无法抵御。如果没有先进的军舰，沿海藩篱便如同虚设。他计划在福州船政局建立之后，“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在他看来，如果认真筹办，五年便可以建立一支像样点的船队，不但可以“巡洋缉盔”，还可以有点力量和侵略者抗争；比较可贵的是，左宗棠在这分奏折中还把造船和发展经济联系起来，所造船只可以在海上运输货物，沿海各省利益在海上而不在陆地。即使用船来运输漕粮，也方便得多。这样一来，便可以达到“百货萃诸廛肆，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认为，广东三山六海，只有让百姓出海经商，才能富裕起来。左宗棠的以船运货思想和林则徐是颇为相似的。

左宗棠下定决心开办船厂，当然主要是为了国防。但当时要不要办造船厂意见并不一致，有一种意见认为造船费用太大，不如租船或买船便利。但左宗棠认为，租船和买船不但工费贵，而且受制于外人。外国侵略者绝不会为中国的事业着想，因此在关键时刻，这些船不但调遣不能自如，而且也不能按我们的意思去办。轮船用过一段，就得检修，照样还得求外国工匠来修，不修就不能用。在左宗棠看来，从长远利益看，买船、租船都不如造船。而且造船还要配套，即培养自己的驾驶和检修机器的人员，这样才不会“授人以柄”。

左宗棠认为，只有开办学校，才能培养自己的制造、驾驶、检修一整套人员。他主张免费招收学员，请外国教师来教，首先要学会外语，因为图书、机器都是从外国引进的，不会外语就无法工作。继之是学算学及有关造船技术。因此，当时船政大臣沈葆桢说，福州船政局“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从这点可以看出，左宗棠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只要有自己的技术人员，造船就不会有困难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福州船政局办了许多学校，分为英文部、法文部两个部分，下属学校有造船学校、海军学校、计算学校、工程学校、航海实习学校等。这是中国最早培养海军和造船技术人员的学校，后来不少重要的海军将领，如邓世昌、严复、萨镇冰、刘步蟾等等都出自这些学校。当时有个英国海军军官寿尔参观了福州船政局之后赞叹说，船政局的整个制度表现了创办者的天才和才能。有人把福州船政局和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对比，认为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条件远比福州船政局优越，但李鸿章没有创办一所学校，目光不如左宗棠远大，这个说法当是事实，办自己的军事工业，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步骤，而向西方学习，重在“学”字，只有学到造船知识、制造枪炮的知识以及管理经验，才能创造性地发展，不办学校，就永远得聘用外国工匠，工厂办起来，技术仍操纵在洋人手里，仍然是不会有大的发展前程的。

由于船政局很重视“学”，因此把培养中国的“匠徒”，即技术工人，放在重要位置上。船政局聘请日意格当技术监督，双方协议，按规定时间把中国工人培养到能独立工作，如果教学有方，提前教会中国工人，酬金从优。而且还规定，一旦中国工人掌握技术之后，洋匠一律遣散回国。就这样，福州船政局培养出一批批技术熟练的工人来，这对造船厂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治五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船政局由左宗棠推荐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负责经营。沈葆桢严格按左宗棠的思想办厂，几年之中发展较快。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沈葆桢奉命督福州水师去台湾作战，迫使日本政府派员到北京议约，不敢用武力强攻台湾。这次沈葆桢带往台湾的舰只大多是福州船政局自造的。中法战争以前，中国建立起北洋水帅、闽江水师和南洋水师。闽江水师十一艘兵舰除两艘是从美国购进外，其余九艘均为福州船政局自造的，北洋水师的康济、威远、眉方、泰安、镇海等也出自福州船政局，占全部北洋水师舰只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师的澄庆、横海、镜清、开济、靖远等也出自福州船政局，占全部南洋水师舰只的三分之一。这些船只大多是在光绪元年以前建成的。十年时间造出这么多舰只，成绩是很大的。中法战争的失败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李鸿章投降主义所造成的。用中法战争马尾港遭受法舰突然袭击而导致闽江水师全军溃败，来说明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错，理由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