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是输家？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毫无疑问，中国工人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想赚更多的钱。但理解下面这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20年中，中国工人是输家，因为“改变收入结构是和一大堆政治与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过去2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在出口领域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但是，创造就业机会是一回事，谁从中受益是另一回事。

数据显示，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37%。也就是说，中国数以亿计的工人劳动收入同政府和公司的收入比例失衡，而后者按人头计只是中国大量人口的一小部分。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为“中国奇迹”摇旗呐喊，但对中国老百姓而言，这一奇迹远比看上去的黯淡。现在工人想从经济发展中获得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不仅完全有这个权利，而且在道德上占据制高点。

我相信，提升工资早该兑现，而中国已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这值得赞赏。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仍旧充满各种风险。工资增长的滞后现象不仅限于富士康和本田，事实上，这两家工厂的薪资水平要比中国工厂的平均水平高。

廉价劳动力是个全国性问题，随着停工引致加薪的成功，其他员工也会提出相似的加薪要求。理想情况是：工资的增长幅度与GDP的增长幅度一致，既不大幅滞后于GDP的增长，也不会超出GDP的增幅。

而风险在于，当前的中国政府面临着突然的政策转移，从抑制工资水平转为积极推进提高工资水平的政策。这种突然的剧烈震动不是最佳方案，因为中外之间存在大量长期的供应关系，而这些都是按照之前预定的工资水平来设计的。经济上要求工资水平逐步增长，但政治上也许不会允许。

有人主张，因为美国公司在劳动力方面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担忧生产成本。这大错特错。在成本结构中，美国公司本身的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也许不高，但它们的供应商就不是这样了。美国公司虽然处在食物链顶端，但它们对处于底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依赖程度却很高。

贯穿整个供应链的这种连锁效应，将会对现存的业务模式及供应链带来巨大影响。商业权威人士称，所谓的中国优势并不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供应链。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供应链本身就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若加薪没有导致大面积的劳动力市场动荡，重构工资结构的潜在好处将非常巨大。美国公司应该试着开辟中国市场，而不仅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同时，若广东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促使企业把产品生产转移至内地，这些地区的工人就能同时享有家庭生活和工作。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关键在于工资的增长要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且这种过渡是有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