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赢家与输家

①低成本产生的大部分利润将会落入稀缺资源所有者手中。

②未来的职场里, 吸引更多眼球将继续是工作的核心，并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和技巧。

③严谨自律性在职场中日益重要，这导致很多女性会有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

④综合智能高的年轻人将在金融、法律和咨询领域获得高额回报。

为了尽可能直接地表述问题，假定机械智能帮助我们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更多的东西——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那么，低成本产生的大部分利益将去向何处呢？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它们将会前往稀缺性资源的所在。在如今的全球经济中，稀缺性资源是以下这些：

1. 高质量的土地与自然资源；

2. 知识产权，或者有关产品的好点子；

3. 拥有特殊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

非稀缺性资源是以下这些：

1. 非技术型劳动者——随着更多国家加入全球经济，非技术性劳动者也越来越多；

2. 银行存款或是政府债券形式的钱，也可以理解为简单资本，也就是并不与任何特殊所有权相联系的资本（我们知道这样的资本并不稀缺，是因为他们的实际收益率小于或等于零）。

资源所有者获得高回报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巴西、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以新能源发家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还有苹果公司和同行业其他知识财产大亨得到的巨额利润。目前稀缺和过剩资源的分布状况意味着，技术型和创造型劳动者将得到高工资和高资本回报，而普通劳动者和普通储蓄只能得到很低的回报。我们应该记住这一整体图景，但本书只会着重探讨等式的劳动力市场这一端，以及这一端的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现在的情形与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形一样：机器并没有使我们全都失业，正如它们摧毁旧的工作一样，它们最终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些新机器将会创造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工作环境，以及一系列新的赢家与输家。

美国空军副参谋长菲利普·布里德洛夫（Philip M. Breedlove）上将的工作与无人机有关，他最近表示：“我们的空军面临的第一号人员问题，就是为我们的无人驾驶平台提供人员配备。”这些人员配备包括修理和维护飞机的工作人员，还有整理录像和监控记录的分析师。

据空军人员所说，一架“掠夺者”（Predator）无人机在空中飞行24小时，需要将近168名工作人员在幕后工作。一架更大的无人机，例如“全球鹰”（Global Hawk）无人侦察机，则需要大约300名幕后工作者，才能确保任务的执行。相比之下，一架F16战斗机在一次任务中只需要不到100名工作人员。

随着智能分析机器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普及，最明显和直接的受益者就是那些能熟练使用电脑以及相关通信和信息处理设备的人。在重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一个劳动者即使只增加一点儿这一技术的价值，也能挣到很多钱。

这就意味着受益者将是这样一些人：有很强的数学和分析技能，理解电脑的运行所以能熟练操作，或者能靠直觉把握如何把电脑用于营销和其他非科技任务。能否成为受益者的关键不仅在于编程技能，还常常在于：开发与软件相配套的硬件，理解哪些类型的网络广告能吸引观众，或者是理解哪种形状和颜色使苹果手机在某一特定市场上更受欢迎。电脑狂人们确实会有很好的表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电脑狂人。

“搞定”电脑的人将获得高收入——这一趋势影响了硅谷之外的很多部门。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有关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专业（合起来简称“STEM”）的故事，因为现在仍有很多科学家找不到工作，特别是如果他们没有从事“正确”的科学的话。比如说，谁会羡慕一个普通天文学博士的就业前景呢？另一方面，以创办脸书闻名的马克·扎克伯格大学时的专业是心理学，心理学中的很多洞见帮助他把脸书变得更具吸引力和诱惑力。因此，关键在于将技术性知识与解决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能力，而不只是数值计算或编程本身。数值计算的技能迟早会由机器接手。

尽管前面讲了很多关于STEM的事，我认为市场营销才是未来经济中至关重要的部门。

一个推销员可以利用电脑和工程知识，把一项复杂的技术产品卖给熟悉技术的用户。事实上，如今这类知识的出售必须及时有效。这个过程需要一些STEM技能，但同时也是一种市场营销。

娱乐行业的重要工作就是市场营销，尤其在网络时代，文化产品供给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按摩师的工作看似不太会受电脑影响，至少在你对按摩机器人心怀疑虑的情况下是如此。然而，按摩师们其实也越来越多地在谷歌和网络上进行自我推销。这些按摩师正好是我的模型中所说的受益者——既是电脑专家，又善于与人交流。还是那句话，关键是融合人类与电脑各自的优势。

可以预计，在私人服务领域，工作机会将大量增加，即使这些工作并不直接与计算能力相关。高收入者赚得越多，人们越会竞相为他们提供服务，工资有高有低。其中包括给高收入者当女仆、司机、园丁等，但也有一些是非传统的服务工作，这些工作可以被看作在“创造消费者体验”。例如，你有没有在走进餐厅的时候受到女招待的热情欢迎，并且注意到她长得十分迷人？你有没有助手曾经在开会前为你端来一杯咖啡，并且在放下杯子时碰一下你的肩膀？你有没有在进行重要商务谈判的时候受到接待者笑容满面的欢迎，他们还希望与你成为朋友并保持合作关系？所有这些人都在努力使你感觉更好，他们在努力进行市场营销。

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不过，使高收入者几乎在各方面感觉都更好，确实将成为未来工作机会增加的重要源泉。总有一天，你很难再卖给高收入者更多的物质产品，但通常能找到一点空间使他们感觉更好——对世界感觉更好，对自己感觉更好，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觉更好。

市场营销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这一现象背后，是两个看似无关的现代世界的特点：收入不平等和日益加剧的对注意力的争夺。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上涨得越多，吸引他们注意力的竞争就会越激烈，市场营销也就越重要。

如果两个亿万富翁坐在一起共进午餐，那么他们对彼此注意力的需要将大致持平。毕竟每个人都有一亿美元（或者更多）可花，他们并不需要刻意讨好对方。双方得到和付出的注意力将会（大致）相等。当然，有的亿万富翁比其他的更为重要，或者有的亿万富翁会为了成为更大的富豪而讨好对方，这种情况我们暂且不提。

我们再来看这样的情况：同样的亿万富翁坐在开着窗户的豪华轿车里，经过加尔各答的街道。这时大量乞丐会争相吸引这个亿万富翁的注意，但这个富翁可能并不需要乞丐的注意。富翁会对这些人的要求感到厌倦，而这些乞丐则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取富翁哪怕一瞬间的注意。

这一场景正是当代世界面貌的缩影，只不过在现实中，扮演亿万富翁角色的是更广泛的高收入阶层，扮演乞丐角色的人们也会比印度的乞丐更富有一点。社会中还有一大群人并不是祈求获得关注，而是试图用现代技术来控制我们的注意力，这些技术包括正常邮件及垃圾邮件、针对人工智能的广告、优惠券、团购、直邮、信用卡账单里的附加广告、网络上的弹窗广告以及其他数百种类似技术。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我们的虚荣心并且承诺某种形式的绝妙用户体验。

高收入者将觉得生活前所未有的美好，同时也会更加匆忙，并且淹没在信息过剩的海洋之中。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些现象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毕竟当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时，每个不在金字塔上层的人都将拼命争抢那些上层人士的注意。

这并不意味着向最高收入者推销的产品毫无价值或是必然腐化堕落，事实上，那1%顶层人士下面19%的人群收入并不完全依赖于得到或给予恰当的注意。然而，吸引注意在新时代的工作中将继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努力和技巧。

当然，高收入者还需要扮演很多其他重要角色。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很多巨额收入都来自纽约，其中比例最高的是纽约上西区（Upper West Side）。此外，纽约上东区（Upper East Side）、斯卡斯代尔镇（Scarsdale，纽约市的一个郊区），旧金山的库比蒂诺（Cupertino），以及华盛顿附近的波托马克（Potomac）和贝塞斯达（Bethesda）也表现良好。这反映了最高收入者中有多少来自互联网公司和金融行业，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政府和法律部门的人。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都来自互联网相关部门，但金融也是最高层收入者财富的普遍来源。举个极端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2007年，从事对冲基金的25名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加起来，比世界五百强首席执行官（CEO）的总收入还要多。现代金融行业的核心正是电脑、电子交易、套利交易、超高速通信，以及电子化风险评估。

但是千万不要只注意这些电脑因素，管理也很重要。公司高薪聘请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经理人，是为了让他们来组织和指导那些每天从事机械化智能分析的人。如果你善于发现、招募、指导电脑专家，那么即使你自己并不擅长操作电脑，现代世界也会让你发家致富。据统计，1979——2005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增加值中，总监、经理、主管及金融专家所得占了70％。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这世界，人们越擅长评估价值，对很多职业的要求就越苛刻。我说“欢迎来到超级精英时代”的时候带着一点讽刺意味，原因就在于此。公司、雇主以及管理人员将能以极高的精确度来测算经济价值，有时甚至是严苛到近乎残暴。

我描绘的即将到来的超级精英时代并不一定有很好的、公正的经济运行方式。它会有更高的生产率，而经济生产率确实与很多好处或是表面上的好处相关，包括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健康状况（通常情况下），还有给家庭更大的经济支持。然而，生产率更高的人是否总是更幸福呢？他们是否总是更善于创造和思考呢？他们是否总是会给别人带来更多欢乐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努力追求高效率这件华丽外衣，却不管它是否合体呢？我并不试图在任何道德层面上解决这些争议，而是要探讨高效率的人在今后的就业市场中会有何等境遇。我们将会在下文看到高效率和低效率群体特别好或坏的结果，但是在情绪化地涉及整体道德评判之前，让我们先调查一下这些结果都是从何而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我多次提到的一些词汇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例如“聪明的”“智慧的”“严谨自律的”和“有才能的”。毋庸置疑，这些总的来说都是很好的品质，但是我们没必要总是认为他们高于其他一切人类品质。我们如何评价这些品质确实涉及道德问题，但这类道德判断可以留给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做。

无论怎样，一个拥有英语专业学士学位的懒鬼，就算毕业于很好的学校，也不再确定自己能实现中上层的生活水准。与此同时，在互联网行业，脸书、谷歌、星佳（Zynga）^（1）是如此求贤若渴，以至于他们可能不是为了产品而是为了人才而收购其他公司。比起试图复制招聘方式和挖走最好的员工，直接收购整个公司会更加简单和便宜。买到手的产品线则常常被弃而不用。一份近期的报告展示了这些收购都是如何发生的：“脸书的企业开发副总裁沃恩·史密斯（Vaughan Smith）说道：‘工程师的价值是50万到100万美元。’脸书在过去四年中有近20项人才收购，沃恩·史密斯曾经协助谈判并促成了其中多个项目。”这一行为在技术类博客中被称为“收雇”（acqhired），并且增长迅速。相比之下，其他劳动力市场则发展缓慢。但对于那些利用智能机械进行工作的人来说，一切并不缓慢。

在收入金字塔中，顶层收入者和亿万富翁之下，普通工人的就业人数增长正好体现了就业市场的两极分化。根据2011年秋季的数据，一年之中就业人数增长的有电子购物网站（增长11%），“网络出版、广播与检索门户”这一大类（增长20%），还有“计算机系统设计、编程及相关”（增长5%）。在美国，基于STEM的职业是增长第二快的群体，这再次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对技术能力的强烈需求。

无论是在谷歌还是在麦当劳，普通收入者不断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管理者应得的收入比他们的属下高如此之多？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优秀经理人在新时代的就业形势如此光明，让我们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作为一个教授，我每年都能得到一名研究助理。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从很优秀的工作人员、学生、同事及合著者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帮助。

大概每年都会有人提出无偿为我做研究助理的工作，他们往往是通过邮件联系我的。这样的邮件内容看起来也合理而友善，通常都会附上一份个人简历，而且大部分看起来都非常不错。

但我往往会拒绝这些请求。并不是我认为申请者都是蠢材，而是对我来说，研究助理有一个就够了，至少优秀的研究助理有一个就够了，事实上我的研究助理通常都很不错。至于我有时间管理的这个助理，我最在意的也只是有一个严谨自律的人能随时为我所用。

与研究助理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团队关系。关键问题是，就算不需要任何金钱投入，我也没有时间再去组建另一个团队。我没有时间去和另一个人共事并且对他进行管理。把这一点放在更广泛的商业情境中来看，在雇用到另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之前，雇用另一个研究助理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管理者才是稀缺性投入，这是解释管理者工资大幅上涨的角度之一。管理者在协调复杂性大规模生产过程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智能机器革命使现代工作场所变得更具团队导向。机器、电脑及网络使我们得以组建大型合作团队，有时成员甚至来自世界各地。当苹果公司生产平板电脑的时候，它以一种几乎是奇迹般的经济合作模式将一系列生产者组织起来，包括加利福尼亚库比蒂诺的设计师，东芝（一家日本公司，主要在菲律宾和中国进行生产）的硬盘，中国台湾的电脑芯片，还有中国大陆的组装流水线，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销售人才。

这类化整为零的团队合作是为了通过专业化而得到更好的结果。这类合作几千年前就曾被柏拉图和色诺芬讨论过，并且从那以后一直都是成功的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现在事情有了一些变化，亚当·斯密在1776年曾写道：“劳动分工的限度是由市场的广度决定的。”从那以来，市场已经扩展了很多；相应地，劳动分工也细化了，所以劳动技能越来越精细狭窄，也越来越需要协调一致——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失误可能会损害一个极大规模和价值昂贵的生产链。如果没有一个称职的监督者，无论工资多低，雇用一个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工人根本不值得。因此许多工人都很难被选中并纳入生产团队之中。

这一情况导致公司需要雇用管理者来让生产更有效率，它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将变得愈发重要，从而构成管理者收入越来越高的原因。

举几个例子，我们的许多服务部门、大量的精密制造业、医疗和教育部门、政府机关，还有创意产业，都越来越不需要增加单纯的体力劳动了。即使是军事部门，也不再只是用枪瞄准射击，或者用刺刀冲刺，而是更多地使用先进技术进行操作。一个不合格的士兵或者工程师可以使很多其他人的努力付诸东流；一个人对飞机程序的设定出了错，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遇到这类复杂任务时，人们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必须愿意并与同事合作。这意味着工作场所的士气和执行的合力将会日益重要。

团队生产使得工人身上“严谨自律”这一品质变得愈发重要。管理者需要可以信赖的员工。如果你有一个5人的团队，那么一个不可靠的员工就能毁掉其他4个人的工作。如果你有一个25人的团队，那么一个不可靠的员工就能抵销其他24个人的努力。管理者会避开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员工，并且会花很多精力建设和维护他们的团队。

问题并不只是差劲的员工会怠工或者可能搞破坏，而是低素质的工人可能将不好的工作态度传染给其他人。在工作场所闹事的人总是导致所有人都吵得不可开交。现在的雇主确实希望把这些麻烦的人全都赶出公司，或者派他们从事边缘的独立型工作，例如开着卡车往来于各个仓库，而不是站在冷却器旁边。

严谨自律性在职场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就导致女性在工作中和高校里的表现都比男性要好。在我女儿最近的大学毕业典礼上，我发现，包括科学和数学在内的所有专业和学院的最高成就奖都颁给了女性。

一个在人格心理学中广为人知并且已经得到经验证实的规律是，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更加严谨自律。她们更有可能精确地遵循指示和命令，同时不会产生怨恨。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新时代，很多女性会有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而男性的状况则没有同等程度的改善。大量证据表明，女性对直接的职场竞争兴趣更小，更可能在团队工作中表现良好，同时也更愿意进行团队合作。你可以认为男性工作者拥有“更大的方差”，也就是说，有些男性更可能成为顶层收入者，并且对待工作极其敬业，甚至可能达到偏执的程度。在最高层的职业中，会有过高比例的男性担任首席执行官、顶级厨师及国际象棋选手。而更多的其他人，则会更不负责任，更可能在工作中醉酒，更可能最终进入监狱，也更可能变成无可救药的失业者。

当供应链的有序、连贯以及可靠成为特别重要的因素，你会选择哪些人来担任中层职位呢？我们已经看到，在就业机会方面，年轻男性是受经济危机打击最大的群体。例如，在2012年，20——24岁男性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14.16%。

还可以从另一个更普遍的角度来看待教育和部分职场中性别间势均力敌的变化。我们越富有，在面对彻底失败、饥饿及其他令人难以承受的变故时，就有越大的缓冲空间。在这样一个更富有的世界中，男性和女性都会容忍一些原本应该被扼杀或控制的习性，这些习性的后果在500年前或是100年前还是人们所无法承受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习性极具毁灭性，并且会使他们变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失败者。

严谨自律在劳动力市场的另外两个重要领域中特别宝贵：医疗保健和个人服务。大部分医疗工作者都不是医生，其中很多人也并不是天才精英，但你需要确定这些工作者在必要的时候会洗手，在病历表上记下正确的信息，并且正确测量实验数字。这些工作再次关系到严谨自律的品质。由于人口老龄化，医疗保健类工作的数量将会持续增长。女性工作者在这些领域占据优势并非偶然，正如她们在教育方面占据优势一样。

随着工人在制造业和其他领域被智能机器所取代，更多人将从事个人教练、侍从、私人教师、司机、保姆、室内设计、木匠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个人服务工作。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客户——通常是家庭或个人——会期待服务人员按他们的委托或要求行事。“接我的孩子放学”，“修好电线”，“六点替我上课”，大部分这些工作都要求一些实用技能，但并不要求争取世界第一所需要的那种狂热投入。重要的是严谨自律，也就是工作者是否能以极大的可靠性和基本的能力来完成一些直接、简单的要求。如果你想要雇用一个礼宾主管，那他的确必须值得信赖。

如果你是一个无法乖乖遵循指示的冲动的年轻人，你对每件事应该怎么做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大概会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中感到愈发艰难。那里不会有太多空间留给“无理由的反叛”；同样，有理由的反叛也不行。远在最近这次经济衰退之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青少年就业率就一直在下降，这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

我们现在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列表，来说明现代高科技工作场所的一些重要特征：

1. 与不断增加的简单体力劳动相比，一丝不苟的执行力更为重要；

2. 不受时间影响的一致协调性是一个显著的优势；

3. 士气在鼓励生产和合作方面非常重要。

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些原则。经济学家蒂莫西·布雷斯纳汉（Timothy Bresnahan）、艾瑞克·布雷约尔夫森（Erik Brynjolfsson）及罗林·希特（Lorin M. Hitt）对管理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后续的采访。他们发现，对管理者来说，电脑的使用更需要熟练工人，电脑倾向于增加工人的自主性，同时也增加了管理者监督工人的必要和能力。所有这些特征都会增加对某一类工人的需要，也就是那些更聪明、更训练有素、更严谨自律的人。

工人独自在现场挥舞锄头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至少这已经不能作为养家糊口的方式了。想象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公共工程，例如修路。一个健康的工人总是能发挥体力的作用，在工地上把砖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工人不需要很聪明——他们的工作只需要最基本的训练；尽管责任感确实有作用，但监督和执行的问题都相对简单，工人有没有搬砖一目了然。

为了继续对比这两种组织工作的方式，我发现回顾过去的一个时代很有帮助。那时候收入差距很大，而且许多人没有接受高收入工作所需要的培训。对那时候的情况，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的一段话令我感到震惊，他这样描述19世纪中期的伦敦劳动力市场：

街上男孩们和女孩们出售的东西包括：钱包、“魔鬼”（Lucifer）火柴盒、皮带、腰带、柴火、捕蝇纸;各式各样的果类，特别是坚果、橘子及苹果；洋葱、萝卜、水田芥、切花和薰衣草（这些主要是女孩们在出售）;甜味野蔷薇、橡皮、袜带，以及其他同样材料的小物件，包括用来装订乐谱册的弹性圈、小型玩具、蛋糕、钢笔，还有带玻璃把手的笔盒、纪念徽章和卡片、明胶卡片、玻璃制品和其他廉价密封器皿、黄铜表带、手链、戒指；小型锡制品、肉豆蔻磨砂器，以及其他类似的方便携带的物件；铁叉、耐风火柴、衬衣纽扣、靴子和束腹带、别针（还有更罕见的针）、棉线轴、圣诞饰品（冬青和其他圣诞节常见的常绿植物）、五月花、外套饰纽、陶制玩具、黑莓、千里光属植物、卷耳、衣夹。

在肮脏的街道上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对这种生活至关重要。市场营销最多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而且大多数这类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少得出奇。没有福利津贴，也不用缴租金，除了站在街角大声吆喝产品名字，没有太多其他广告形式。没有人力资源部，也没有法律纠纷的风险。这些前途黯淡而且报酬极低的工作一点也不浪漫，却与现在的工作方式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与之对比的场景之一就是谷歌的工作场所。在这里，员工们可以得到健康保险、大量培训、很多关注，还有装饰精美的办公室，其中包括一个摆放着趣味玩具的专用休闲室。餐厅里的食物品质一流，其中包括辣度正好的印度咖喱、美味的蔬菜和精选的素食。这些工作无疑需要大量的经费。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走进去随便坐在一张桌子前，因为公司很关心什么人是这个团队的一分子。想要到谷歌工作，你必须通过严苛的面试。下面这三个在面试中出现过的问题充分代表了面试的严格程度。

时针和分针一天会重叠几次？

你需要计算出在一幢百层高楼里，最高可以在哪一层扔下鸡蛋而保证它不被砸碎。问题是：你需要扔几次才能算出结果？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多只能砸破两只鸡蛋。

20分钟内有车经过某个十字路口的概率是0.9，那么5分钟内有车经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概率是多少？

足够简单吗？威廉·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写了一本书，叫做《去谷歌工作，你够聪明吗？》（Are You Smart Enough to work at Google?）。只要有人花上几分钟读一读这本书，就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书名里的“聪明”用得不一定对——毕加索就是个天才，但我怀疑他能不能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谷歌总部获得一份工作。

这里的工作场所与前文提到的伦敦街道大相径庭，那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并且出售胶质卡片，看看有没有人需要。

会不会有老板想要结合这两种工作方式呢？谷歌可以让现有的全职员工继续待在他们的办公桌前，以此为据点，同时圈出办公楼的一部分，让几乎任何人进场兜售。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创业者向谷歌的工作人员推销新点子，也可以在午餐时间找到卖墨西哥玉米卷的移民。这栋楼的某一层可以完全用来发展这种来者不拒的商业模式。

谷歌并没有混合这两种工作方式。因为它希望控制麾下发生的所有事情。混合方式将会极大地分散注意力，会使谷歌的定位变得模糊。这种方式需要相应的有力措施，才能保证楼里的传统业务井然有序，而且它迟早会让公司官司缠身。

在很多成长型公司里，围绕个体员工所投入的资本正在增加。公司的福利津贴支出更多，对士气和工作环境更重视，对整体声誉（对外，员工就代表了公司）更关心，并且面临更高的诉讼风险。相比过去，员工更有能力损害一家公司，因此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变得越来越挑剔。破坏总是比创造更容易，而且，一家公司越有价值，越依赖于精确标准，越害怕员工会对其价值造成损害。

每次有人讨论管理策略，你大概都会听到类似于“团队合作”“员工士气”“忠诚正直”之类的词。这些词听起来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用“排斥”来替换这些美好温暖的词汇呢？管理策略并不会发生变化，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诠释，也就是从那些圈外人的角度。没有排斥就没有士气高昂，没有忠诚正直也就没有公司文化。如果说，今天优质企业的管理风格看起来如此亲切、友好，有时候甚至感人至深，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管理文化极度挑剔、势利，而且精英主义。他们总是大门紧闭。

基本上很多工作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谷歌的工作——达不到特定标准就会出局；还有一批更低层次的工作正在变得有点儿像梅休笔下1850年的伦敦街头，虽然工资水平比当时要高。一部分人必须从一种工作模式转向另一种工作模式，结构性失业正是这一转变途中出现的颠簸，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谷歌工作。

你也许会认为，只有谷歌和几家精英公司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事实上，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了劳动力市场的多个角落。举例来说，如今消防队长拥有硕士学位已经成为普遍的要求。这听起来或许很蠢，也许你认为硕士学位和灭火并没有太大关系。然而，人们常常会希望一个消防员能接受紧急医疗服务、反恐练习及火灾科学（也许和工业火灾有关）等方面的培训，也会要求消防员在担任领导角色时能够胜任诸如公开演讲、社区交流以及提交项目申请等任务。硕士学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具备这些方面的能力，但是这样一想就不会再觉得学位要求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有一大批工作现在常常要求大学学历，虽然还并不经常要求硕士。这些工作包括牙医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化学仪器的操作人员、医疗设备的准备者、采购代理，等等。

我们已经看到被称为“劳动力市场两极化”的现象出现，这一概念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劳动经济学家大卫·奥托（David Autor）的关系最为密切。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是指劳动者正越来越分化为两个阵营：他们不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极好，就是极差。美国并没有在2013年失去它的中产阶级，我也奉劝读者不要相信那些言过其实的判断，例如说中产阶级已经被“大批消灭”了，但是未来的趋势十分清楚：中间阶层的比例正在变小，而且这一过程似乎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恕我直言——虽然我无法证明这一点，我怀疑很多中产阶级来自政府或受保护的服务行业，他们的产出事实上远远小于他们的收入。

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人，60%都来自被我们称为“中等收入”的职业。那么，危机结束之后增加的工作又是哪些呢？新增工作中，有75％属于较低收入的职业，也就是平均每小时收入不到13.52美元。1999——2007年的数据都体现了这一低收入工作迅速增长的趋势，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原因归结于金融危机或者现在的特殊问题。

在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工人的标准工资仍在持续下降。从2009年6月（衰退正式结束的时间）到2011年6月，经过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了6.7%，甚至比在衰退期下降得还要多（衰退期下降了3.2%）。2011年收入的中位数比2007年下降了8%以上，而事实上，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在1999年之后就开始下降了。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他们确实体现了长期的结构性趋势。很多工作不如以前值钱了，这些失去的工作也并没有被同样数量的高收入工作所取代。

在通用电气或者卡特彼勒（Caterpillar）这样的公司，常常会有新的工作出现，这些新工作包含的任务与以前的工作大同小异；然而员工的时薪却减少了10——15美元，而且公司也允许因拥有两类不同员工而引发的士气问题。

数据也表明，劳动报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正在下降。1990年，美国国民收入的63%都是劳动收入的形式，但到了2011年年中，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58%。大部分发达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日本——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这些趋势大致始于1980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上升了大概五个百分点。

下图体现了美国劳动收入的发展趋势：

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

注：阴影表示经济衰退期。

来源：劳动统计局（BLS），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IPA）^（2）。

©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由丹尼尔·拉京重绘）

要是有一幅图能够总结当下经济的困境，那只能是这一幅。

当然，劳动收入的类别也在发生很多变化。较长期的趋势是：中等技术、白领职员、行政以及销售类工作会变少；对低工资、低技术工作的需求正在增加，对高工资、高技术工作的需求也在增加，其中包括科技类和管理类的工作，但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工作，报酬并没有上涨。

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类似的事情也在发生。1993——2006年，在16个主要的欧洲国家中，中等收入的职业在整体就业中的比例都有所下降。在其中的13个国家中，高收入职业在整体就业中的比重有所增加。在所有这16个国家里，与中等收入职业相比，低收入职业在整体就业中的比重都有所上升。现在有更多非常好的工作，也有更多非常差的工作，也就是使人疲惫不堪的低收入工作——这种工作甚至可能会缩短你的寿命。

很好的工作和高收入职位的变化趋势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回顾过去10年，把人口按受教育程度来分组，那么只有一组人在收入方面遥遥领先，就是那些具有更高的研究生学历的人。如果你有一个博士学位，那么你的平均收入大概上升了5%多一点；如果你有一个医学博士（MD）、法律博士（JD）或者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那么平均收入就上升了将近5%。即使是普通硕士学位的拥有者，工资也平均下降了7%左右。至于只有学士学位的人，平均工资下降了约8%；对于接受了一些大学教育但没有拿到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平均工资则下降了10%。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这个世界对文凭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并且把大部分的高收入都送到了少数认知能力很强的精英手中。毕竟前两类收入上涨的赢家——也就是那些拥有更高学位的人——只占了美国总人口的3%左右。

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在获得良好教育之后，还需要决定未来的职业方向。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选择进入金融、法律和咨询行业呢？

人们普遍的印象是——这并不是错觉——顶级学府毕业的聪明人即使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也可以相对容易地进入高收入行业。他们初入职场的工资就已经高于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而且在短期之内就可以升到六位数以上。在金融行业，至少在行情好的年份里，他们在几年内就可能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奖金。在这些传言背后，人们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么高的薪水也许只是无功受禄或是分配不公。用我父亲（他曾经是一个传统生意人）的话来说：“我不会放心让他照看我的糖果店。”如果你把一些年轻员工从咨询公司调到工厂车间里，他们大概会一头雾水。他们似乎确实是没有实践能力的一批人。

就业机会在金融、法律和咨询领域的增长是有特殊原因的。比起我父亲的时代，如今的法律更加繁杂，这就造成了对律师的需求增加，至少在高端市场上如此。全球性经济活动意味着更长的供应链，在这种情况下，咨询人员可以帮助公司了解和评估这些链条中复杂的业务运作。金融业发展的部分原因是提供紧急援助的银行变得更大和更愿意冒险。但是我打算把这些（确凿的）事实放在一边，先专注于一些更一般化的原因，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聪明但是不够专业的年轻人能在这些部门找到如此多的好机会。

一般来说，由于专业化程度的增加和知识量的增长，人们取得成就的年龄也应该越来越大。过去的数学家在20岁就能证明定理，但如今有太多需要事先学习的东西，所以这一成就通常发生在30岁。如果你是一个有才华的22岁的年轻人，并且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那么你大概不能直接走进一家家具工厂并很快设计出更好的家具。年轻人已经在一些与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相关的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能是因为这些领域还不成熟。马克·扎克伯格也许需要对聚友网（Myspace）有很深的了解，但他不需要掌握过去几十年中前人在社交网络上的努力。他几乎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在这类产业中，年轻人倾向于占据业内主导，但是家具工厂当然不属于这类情况。

现在我们以一个并不熟悉家具制造的年轻人为例，比如一个哈佛经济系的应届毕业生。她和她的父母都会期待她获得很高的收入——刚毕业就很高，并且与其他高学历的聪明人一起工作，说不定哪天还能和他们中的一个结婚。到代顿（Dayton）^（3）花四年时间学习怎么造出咖啡桌，是不足以帮她实现这些目标的。

这些应届毕业生会试图找一份工作，让他们较高的综合素质或者智能可以得到回报，金融、法律及咨询就是这样的工作。在这些领域，毕业生可以很快地发挥作用，他们与其他聪明人建立起很好的联系，并且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表现出来，以期获得更好的发展。事实上，发挥和表现综合智能是他们最擅长的工作，超越这一阶段可能需要很多年。

就说咨询行业吧。你去问一个聪明但是没有专业技能的22岁年轻人，“你能不能制作一份精美的幻灯片”，或者“你能不能研究一下这个新的会计实务或者国会法案”，甚至“这份商业计划有什么不妥”，也许都能得到相当不错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公司才会需要这些综合才智很高的人。时机一到，这个被雇用的年轻人就可能成为公司的领导者或合伙人，在此之前他们会积累经验，学习如何把综合智能运用到具体的商业问题中去。

我们总是容易美化这些高收入工作。如果能把光环或者嫉妒放到一边，我们也许就能注意到，除了让他们做这些工作，我们的社会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人，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不一定具备生产能力。

幸运的是（对他们来说），社会确实需要他们。其他领域的分工越细，他们的综合智能就越能创造某些价值。不要再计较工厂车间的细节知识了，那些代顿的专家们并没有看到整体图景。试试一些简单的问题和告诫吧：“喂，想想你在做什么！你确定吗？那这样呢？你确定这是对待员工的最好方式吗？”“你真的明白世界市场上正在发生的事吗？来看看我做的幻灯片吧。”

这些话在外人听来像是毫无意义或者随意编造的陈词滥调，但业内人士往往不得要领或者并没有概念化地看待其运营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同时他们的专业性过度集中在某些日常工作上——例如掌握如何经营一家家具厂。有时候，从综合智能的角度提出的问题确实能够有所帮助，并且产生较高的预期收益。那些日益流行的管理学书籍对于外人来说或许是陈词滥调，但它们试图提供的正是专业领域之外的关键性综合智能。这涉及一系列沟通技巧的概念化，还有如何将其用于现实之中。因此，在短期之内，对咨询师（包括年轻咨询师）的需要都不会消失。商业和管理类书籍大概会一直层出不穷。

劳动力市场形势艰难，而且并不总是公平公正，但在遥远的未来，智力都会得到回报。STEM、金融、管理、营销等方面的有关技能也会得到回报，这些领域把分散的智能结合在了一起，既包括人类智能，也包括人工智能。

（1） 美国一个社交游戏公司。——译者注

（2） 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译者注

（3） 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