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宝万岁杯”

“实然”的军政格局条件下，冯道选择的是平衡。

若干年后，到了后晋出帝石重贵时，冯道位居宰辅，但遇到决策，他往往“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办事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模棱两可，不拿大主意。于是有人对石重贵说：“冯道这人，可以是和平时期的好宰辅，现在正是国家艰难时期，他当宰相，就好比让参禅的和尚去飞鹰抓兔子，那可不是他擅长的。”石重贵认为是这么回事，就让冯道去做节度使，兼侍中，等于不再让冯道做朝官。

在此之前若干年，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时代，做秘书。李存勖刚刚拥有了河北三镇，麾下有一位中门使认为平时陪着晋王吃吃喝喝的人太多，这几乎就等于腐败，于是请求减少一些陪吃人数。李存勖大怒，他说：“我这是为勇士们准备的饭菜，他们都是保卫国家而不怕牺牲的人。这事我也不能做主？那就让军中另外选择河北的藩帅，我自己回太原去！”于是马上召见冯道，让他起草文书诏告诸军。冯道拿起笔，但就是不下笔，做出迟疑徘徊的姿态，一个字不写。李存勖催他，他就说：“大王您刚刚平定河南河北，算是安定了天下，中门使所请求的也不是多大的过错啦！大王您不听也就算了，何必这样惊动远近呢！如果让敌人知道这事，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可不利于提高威望啊！”

在后来，柴荣时代，冯道又曾严厉劝谏柴荣不能亲征河东。

诸如此类，可以看出，冯道不是“依违两可，无所操决”的人物。

那为何面对后晋太祖石敬瑭，他会主动承担责任；面对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周世宗柴荣，他会恳切劝谏；而面对后晋出帝石重贵，则做不负责任的姿态呢？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呢？

此即儒学所称道的“权变”。根据不同的情势做出不同的决断。石重贵时代已经将一个邦国做到了“无道”之境，在那个时候，任何正确的谏言都不会被采纳。景延广和冯玉等人的专权，甚至连老臣桑维翰都被排挤在外，冯道于是只好尽量将自己蜷缩起来，不再挥发能量。他能做的只有明哲保身——无道邦国中的明哲保身，是儒学肯认的重要价值观。

石重贵王朝付出的代价已经知道了：景延广大言“十万横磨剑”，导致石重贵对契丹宣战，最后国破家亡。

当然，按照儒学正道，他应该向石重贵提出至少三次谏议，不被采纳，可以辞职。这是“贞道”所在，“明哲保身”，按照程序，应该有这样一个环节。冯道欠缺的是这一步程序中的环节。

后唐明宗李嗣源得到一只玉杯，上镌刻文字“传国宝万岁杯”。明宗不认识汉字，问冯道这是怎么回事。冯道说：“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故曰：‘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这一番话，李嗣源不懂，等冯道走了之后，他又问左右侍臣，侍臣为他讲述其中的含义：仁义，是帝王真正的宝物。所以儒学有话说，“皇上的位子是大宝，如何守住这个位子要靠仁义。”

这个故实证明：冯道在辅佐帝王生涯中，推崇的是儒学之道：《大学》论“止于至善”，说帝王之“至善”“止于仁”。

当冯道以儒学最高价值理念“仁义”来教诲皇上时，他有了“帝王之师”的身份。他正在以传统儒学的圣贤理念一点一滴地影响着这位沙陀人。传统中国，就这样在血雨腥风中，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