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在喜马拉雅山发现了化石

寻找古人类

19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得到更广泛的接受，但绝不是普遍接受，于是，许多科学家开始寻找化石，希望能够为达尔文的人类进化理论提供肯定或者否定的证据。对于“进化论者”来说，这种寻找活动基本上寄希望于找到所谓“空缺的环节”——一种化石，许多人相信通过它能在人类与其类猿祖先之间建立起直观的联系。与许多人对达尔文理论的误解相反，达尔文其实并未宣称人类是猿的直接后代，而是说人类和猿通过共同的祖先相联系。于是，化石的搜索者假定，如果人类和猿类有共同的祖先，就有可能发现某种具有中间形式的化石，当然它已灭绝，从而把人和猿联系起来，这种中间形式将会具有双方的某些特征。

一个由达尔文的强硬对手，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欧文领导的“反进化论者”团体，尽管人数不多，也不算活跃，但一心希望找到远古人类化石。他们相信，这类化石可以证明人类没有经历任何进化过程，相反，人类一直是“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变化或者完全没有变化。简言之，尽管大多数反进化论者已经接受了古老地球的思想，但他们还是相信，人类打一开始就是“人类”。因此，我们祖先的远古化石如果能够找到，应该与其现代后裔非常相似。

至于人与猿之间所谓的相似性，欧文等人也强烈反对。欧文主张，人与猿之间尽管有某些结构上的相似性，但重大差别却有更多。他最关心的是那些与外界和环境影响无关，可以世世代代传递下去不会改变的差别。他乐于引用的论据之一就是大猩猩突出的眉脊。欧文论证说，既然眉脊上没有肌肉，并且大猩猩的行为中没有任何迹象暗示，眉脊会被世代起作用的外界原因改变，所以，眉脊应该出现于所有的大猩猩的祖先及其所有的后代中。欧文论证说，这样一来，如果人与大猩猩共享同一祖先，则人也应该有这样凸出的眉脊，而实际上这在人的身上非常罕见。于是欧文主张，人与猿不可能共享同一祖先。

反进化论者欧文相信，人类没有经历进化式的演变。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早发现的化石之中，正是这样的眉脊成为主要又扰的特征，因为这些化石被认为正是早期人类的化石。

尼安德特人

1856年，正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附近的石灰石洞穴里劳作的采石工人，偶然挖掘出了欧洲第一块可疑的人类化石。遗骸包括一个沉重的颅顶和一打以上的骨头。化石引起当地学校一位教师的注意，于是他把这些化石收集起来，送给波恩大学解剖学教授夏夫豪森（Hermann Schaaffhausen，1816—1893）。夏夫豪森在对这些有趣的骨头作了研究之后，于1857年在波恩的下莱茵医药与自然历史学会会议上报告了他的结论。他说，骨头是人骨，非常古老，但是它们与德国目前已知的任何人种都不同。肢骨非常粗壮，以畸形的方式与发达的肌肉连接，那些形状奇特的颅骨具有发达的眉脊，“这是大型猿类面部构造的特征”。夏夫豪森教授的结论是：骨骼一定属于古老的北方野蛮部落，这个部落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被德意志人征服过。

其他科学家很快听说了这一消息以及夏夫豪森教授的结论。1861年，尼安德特人（人们后来这样称呼那些引起争议的骨头）成了激烈争论的中心。谁是尼安德特人，或者尼安德特人到底是怎样的？他是不是像进化论者相信的那样，非常古老，处于人类早期阶段？他那近似于动物的、类猿的额眉和结实弯曲的骨头，果真提供了显著的证据，表明人类与某些类猿祖先具有联系？或者，像反进化论者相信的那样，他只不过是畸形的现代人，极有可能是一个高度扭曲、外貌丑陋、与世隔绝的隐士，死于发现残骸的洞穴里？在这个洞穴里，没有发掘到其他有助于确定年代的化石——动物或者植物，而今天用来测定年龄的复杂技术当时还没有研制出来。所以，反进化论者的看法对许多局外人来说极有说服力。依据外貌以及由外貌得到的暗示，要相信这样一个生物以某种方式与现代人有所联系，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即使某些进化论者，在面对尼安德特人似兽的外貌时也感到困惑。一位著名的进化论者叫威廉·金（William Jing），爱尔兰戈尔韦女王学院的地质学教授，他对尼安德特人的外表尤其感到困惑——这一外表给他的暗示是，一种“思想和欲望……绝不会超出兽类水平”的生物。威廉·金建议把尼安德特人专门分成一类，叫穴居人（homo neanderthalensis），以便与给予人类的名称“智人”（homo sapiens）相区别。

这些化石骨头是1856年在尼安德特山谷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名字由此而来。头胃说明尼安德特人有着前倾的发达的眉脊和厚壁的颅骨，而现代人（智人）的头骨具有更平的面部和更薄的壁。

尼安德特人真是进化论者所谓的空缺环节吗？赫胥黎，一位出色和好斗的进化论者，所谓“达尔文的斗犬”曾精辟地概括了进化论的主要观点。赫胥黎论证说，尽管这些头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接近猿的遗骸，但它不是来自介乎猿与人之间的生物。赫胥黎还论证说，决定性的因素是大脑容量，尼安德特人的颅容量几乎为最大的猿的两倍，处于现代人的范围之内。尼安德特人非常古老，近似于兽，但却是人。它不是那个空缺的环节。尼安德特人肯定非常原始，许多人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但它却还不够原始，不足以充当猿和人的共同祖先。

在以后的年代里，世界范围内发现了更多这类奇特的人类化石，有男也有女。通俗出版物中的漫画迅速传播了这种蹒跚而行近似于兽的“猿人”形象，具有发达的下巴和眉脊，后来还成了低成本拍摄的好莱坞电影中的角色。即使在今天，它们的身上依然笼罩着神秘。后来的发现证明，第一批尼安德特人化石并不十分典型。科学家的结论是：许多骨头扭曲变形也许是由于关节炎；有一位人类学家认为，典型的尼安德特人如果穿上现代人的衣服，头上戴一顶帽子，走在今天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不会招来行人的回头率。

然而，尼安德特人究竟与现代人是什么关系呢？现在估计，尼安德特人大约生活在距今350 000年至40 000年以前（甚至也许是30 000年以前）。多年来研究者曾相信，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直系祖先的一部分，但是最近更令人惊讶的化石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现代人）显然曾经生存于同一时代。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怎样和为什么尼安德特人竟消失了？是现代人把他们杀掉了吗？21世纪初发现的一些证据，甚至暗示有同类相残的行为。难道他们由于异种交配，已逐渐融入现代人基因库里？或者他们只是在生存斗争中失利，逐渐走向灭绝？

如今越来越明确的是，尼安德特人并不是空缺的环节。但是许多科学家，包括那位好怀疑的赫胥黎，都相信真正弥补空缺的化石证据可以找到。尽管当时化石证据缺乏，但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乐观主义依然深得人心。化石的形成过程充其量只能看做是一个随机过程，即使在今天也难以完全理解该过程。化石的形成是由于，在某些环境中，一株植物，或者一个昆虫，或者一根骨头，在死后没有分解成化合物。相反，它被掩埋了，并且逐渐被泥土中的矿物质所渗透，这些矿物质缓慢地以自己的分子代替遗骸中的分子，直到原来的有机体被石头替代和复制。这里的关键词是“在某些环境中”，这些环境是如此的罕见，以至只有微乎其微的骨头才会成为化石。

赫胥黎理性、平稳、善辩地捍卫达尔文主义。

到了19世纪末，尽管大多数科学家已经转向进化论这一边，但分歧仍然存在，主要集中于人类如何和什么时候与他们的古代祖先相分离。达成共识的是，有三个基本属性可以看成是明显属于人类的特性，大脑的扩大、持续的直立行走以及小前牙与大后牙的排列方式，但同时仍有争论，针对哪一种属性最先出现。早期许多寻找所谓空缺环节的尝试都带有这一争论的影响。在尼安德特人首次披露之后大约30年间，没有发现新化石可用于确定到底什么时候人“变成人”，也没有发现任何标志性事件。

直 立 人

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是德国的进化论者和进化论的普及作家，他对听众的吸引力甚至超过杰出和雄辩的赫胥黎。但是，海克尔也常常令科学界感到尴尬，因为尽管他是一位超凡的演说家，他的公开讲演富有魅力，但他的研究和科学却是错误百出。海克尔论证说，人类最重要的特征是语言能力，如果空缺环节能够找到，它应该是处于人类刚刚学会讲话之前的某一进化点上。1868年，他出版了一本书，题名《自然创造史》（The History of Creation），这是最早一本完全拥护进化论的动物学教科书，其中他还给出了第一幅系谱树图。在海克尔看来，生命的进化从单细胞开始，经过22个台阶，最后是人，人高高站立于树梢上。当然，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海克尔的“树”是高度误导的，因为它把人类看做是进化的最终“目标”，描述的是一条直接通往人类的进化道路。

然而，在海克尔的时代，他的著作激励了许多想要成为化石探求者的人，特别是因为海克尔预言人与猿之间的中间环节将会在系谱树上的第21层台阶发现。他甚至给这一中间生物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无语猿人”。更有甚者，他在书中和讲演中屡屡提及，他甚至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海克尔相信，不会说话的猿人起源于一个古老的大陆，名叫莱默里亚大陆，后来沉入印度洋海底。他说，从这一“人类的摇篮”里，那不会说话的猿人最先散布到非洲、亚洲，然后到地球的其他地方。他宣称，有些地方，也许在东南亚，在婆罗洲或者爪哇，有可能发现这些著名的空缺环节。

海克尔，杰出的演说家，进化论的合理设想有时被他过分热心的方法和误述的事实所破坏。

海克尔本人没有去寻找他那无语猿人，而是鼓动学生和化石寻找者去做这件事。荷兰解剖学教师杜波伊斯（Eugene Dubois， 1858—1940）就是其中的一位。出于对一成不变的教学生活的厌烦，他迷上了寻找空缺环节的设想，于是他向同事们宣布，他要离开阿姆斯特丹的教学岗位，追随海克尔的建议，动身到亚洲去追逐进化论大奖。由于他的探险没有得到经费支持，他应募参加了荷兰的东印度军队，答应参军 8年，但是要按他的要求把他派到苏门答腊。1887年秋天，他带着妻子与小女儿起程。这是这位年轻的进化论者一生中的转折点。

杜波伊斯发现的颅顶和股骨的铸件。他把它们归属于后来命名为直立人的原始人类。

由于在苏门答腊只需做些轻微的医务工作，杜波伊斯抓紧分分秒秒的空余探索这一地区的石灰石洞穴和采石场的堆积物，以便实现他那不可思议的目标。 由于疟疾，他的身体变得虚弱不堪，于是，他设法说服荷兰的东印度政府免除他的军事义务，转而任命他掌管爪哇的古生物学调查。他筹备这一远征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人们猜测政府自始至终知道他的目的，事实上，接纳他服役、给他提供运输条件，甚至提供囚犯劳力，都是在隐秘资助他的行动。无论如何，在1890年3月，他出发去了爪哇，他长期梦寐以求的寻找空缺环节的远征终于可以启程了。

杜波伊斯发现他的第一块化石是在1891年，或者至少是他的囚犯劳力为他发现了这块化石。他的工人沿着索罗河费力地搜索层积的堤坝，终于找到了一块微小的颚骨碎片和一个臼齿；几个星期后又找到了一块颅顶骨，大约十个月后，在同一地点发现了一块股骨化石。牙齿像是黑猩猩的，颅顶骨的脑容量较小，有突出的眉脊，股骨虽然比现代人的更粗壮结实，却肯定是人骨，因为它显然已经具有习惯于直立行走的姿态。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证据，但杜波伊斯却反复加以思考。颅顶骨对于猿来说过于大了，然而其脑容量却很小，而且具有眉脊。颚的小碎片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不足以说明这个生物是否会说话，于是杜波伊斯无法运用海克尔的理论。但是股骨却很有分量。他确定，这些化石表明有一种小脑猿人，是用两条腿直立行走的。

他认为，他已经发现了空缺的环节！正如他在　1894年写的：因为“这是一个类人的动物，显然在人与其最近的已知哺乳动物亲戚之间构成了这样一个环节，正如进化理论所假设的那样……”

由于他基本上以股骨作为证据，没有足够的颚骨来支持海克尔的论点，于是，他把他的化石称为“直立猿人”，而把海克尔的化石称为“无语猿人”，然后他把证据公之于科学界。

1895年，在莱顿召开的第三届动物学国际会议上，科学界成员对此情况极为重视，无论是乐意还是不乐意看到这一情况的人。几乎没人不同意，杜波伊斯的发现令人惊讶，又极具重要性。到此为止，化石人只发现了很少几例，任何更多的发现对于研究来说都具有重大价值。但是，很少有人认同杜波伊斯的论点，认为他确实发现了人与猿之间的中间环节。有些人，对原始发现的记录不全以及发现物缺少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记载感到不安，由此质疑化石所代表的是否确是同一个体。有些人感到化石更像猿而不是人，还有人说它们更像人而不是猿。有些人理直气壮地认为，没有足够的化石证据对此作出评判。

当在其他会议上收到类似的祝贺（“好发现！”）和反对（“坏解释！”）时，杜波伊斯变得越来越失望和愤怒。他认定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他已找到了空缺环节，只有忌妒或愚蠢才令那些人对此视而不见。他对自己的发现满怀激情，带着他的爪哇人（科学家开始这样叫它），从一个会议转到另一个会议，寻找知音。他用一个手提箱来安放化石，就好像它是可爱的宠物一样。但最后，他筋疲力尽，只好带着他的化石远离科学界。

杜波伊斯的故事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他的余生是这样度过的：隐居在一个远离科学界的地方，拒绝任何人再研究甚至看一眼他的宝贝——直立人化石。根据一则流行的传说，他甚至把化石藏匿在他家的地底下，偶尔拿出来自娱自乐。然而最后，当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中国开始找到一系列令人惊奇的发现物时，杜波伊斯化石的真正性质才凸显出来。

中国的这些发现物后来就叫北京人，它的故事很离奇。20世纪20年代初，有一位名叫赫伯勒尔（K. A. Heberer）的德国博物学家得知中国的药店里卖过一种药，叫“龙骨”，磨成粉后用于民间医药。他非常好奇，开始遍访药店并考察各种骨头。在四处搜寻的过程中，他收集到　90种以上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一颗牙齿化石，从中发现了标本，这些样品要么属于人类，要么属于猿类。

有关赫伯勒尔发现的消息很快传到世界各地那些热衷于寻找化石的人们的耳朵里，自从海克尔的“人类摇篮”理论流行以来，他们早就蜂拥进入中国各地。在以后的几年里，可以看到那些人竞相穿梭于商店、洞穴和山坡之间。

最后在1929年，继各种发现之后，第一个人科动物的颅骨从深埋的周口店村附近的石灰石洞穴里被发掘出来。（人科动物是指两条腿的灵长类中的任何成员，包括人类，有灭绝的和活着的）它的骨头很厚，具有突出的眉脊，脑容量小于现代人。这里可真是风水宝地，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这里发现了14个以上的颅骨以及11个颚骨和100颗以上的牙齿。某些现象格外奇怪：发现物中大部分是头骨以及头骨一部分，大多数颅骨显示出大脑曾被挖空的证据。但所有颅骨都跟杜波伊斯的爪哇人惊人地相似，实际上，是如此的相似，以至爪哇人和北京人无疑属于同一物种——已经灭绝的直立行走人，其脑容量比现代人略少，生活在180万年以前。1950年，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迈尔（Ernst Mayr，1904—2005）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直立人，目的是把这一物种定义为既不是猿，也不是空缺的环节，但显然属于早期人类形式。

直到1940年去世，杜波伊斯都拒绝接受北京的发现和他自己的发现有类似之处，尽管今天爪哇人已被公认为最早发现的直立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可怜的杜波伊斯甚至推翻了他自己过去的声明：他所钟爱的不会说话的猿人与人类至少有那么一点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它与人类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是化石猿的一个变种。

解剖学家凯斯爵士（Sir Arthur Keith，1866—1955）在他为杜波伊斯所作的悼词中，总结了杜波伊斯的一生：“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是如此坚定，以至于他不惜扭曲事实，而不是改变思想以顺应事实。”

辟尔唐人骗局

这是凯斯爵士的一则讽刺性声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被自己的偏见所蒙骗，从而参与到一起科学骗局中臭名昭著的事件，为其提供确证。

和他的许多英国同事一样，凯斯属于进化论学派，相信脑容量的进化，而不是直立行走，是区别人系的首要特性。在反思尼安德特人和爪哇人化石时，凯斯曾如此告诉听众：“　……我们拥有的知识——知识非常不完全——仅有两个人，它们都出现在更新世初期。一个外貌类似动物，另一个肯定智力低下。”他论证说，如果这些化石真的代表了现代人的祖先，那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在更新世时初期，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跨度内，人类大脑以令人惊奇和几乎难以置信的速度得到演化”。

凯斯相信尼安德特人和爪哇人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真正祖先，而是现代人祖先的近亲和同代人，他们比现代人有着更大的脑袋。所以，当英国苏塞克斯郡辟尔唐公共地附近的一个沙砾坑中发现令人吃惊的化石时，毫不奇怪，凯斯会积极参与验证活动。

故事要从一个名叫道森（Charles Dawson，1864—1916）的英国业余地质学家开始说起。1912年　12月，在一次地质学会议上，道森宣读了一篇论文，描述他的活动和在辟尔唐的发现。他说，几年前，他接触了某些不寻常的褐色燧石，于是追踪找到了沙砾坑。想到此处也许还会藏有其他有趣的标本，于是他要求常在这个坑里工作的工人多长个心眼，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出现。

据道森说，不久后他们果真找到了一件标本，看上去像是椰子壳的一部分，在挖掘过程中已经破碎。于是，他们扔掉了其中的某些，但是后来想到道森也许会感兴趣，又找回了一小块带给道森看。道森说，他立刻认出这是化石颅骨的一部分。他返回到坑地试图寻找其余的碎片，但是没有找到，直到1911年秋天，才终于发现另一块颅骨碎片。

辟尔唐人颅骨的重建，它的大颅骨和类猿的下巴似乎表明，更大的脑袋正是人类出现的标志。后来证明，辟尔唐人颅骨来自人，而下巴来自猿——两个被拼凑在一起，使它们看上去以乎是来自同一生物。

道森说，这时他才把这些碎片拿到不列颠博物馆，向博物馆的地质学保管人伍德沃德（Arthur Smith Woodward， 1864—1944）出示这些标本。伍德沃德极感兴趣，开始跟道森一起，每逢周末都到坑地去工作。不久又有一个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这就是德日进神甫（Father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他是一位业余地质学家和耶稣会传教士，也开始把部分时间花在挖掘上。

当时大多数颇有名望的英国人类学家都被辟尔唐人“化石”愚弄了。在这幅约翰·库克（John Cooke） 1915年制作的绘画中，道森（左三）和几位杰出的研究者正在观看凯斯（左四）检验颅骨。

1912年夏天，他们找到了更多的颅骨碎片和一组哺乳动物牙齿化石，并且得到了他们最大的发现物：类猿颚骨化石的一部分。

在人数众多的1912年会议上，道森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发现的是一个新物种，取名为道森的曙人。更令人兴奋的，是曙人或者辟尔唐人（它迅速闻名于世）所具有的含义。将其复原后，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辟尔唐人已经具有极为古老的大脑袋和突出的类猿下巴。

这正是许多英国进化论者希望找到的，特别是对那些相信大脑袋才是早期人类明显标志的人来说。于是，辟尔唐人身上所见的大脑袋颅骨和类猿的下巴，成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发现物见于英国，这些英国人类学家　自然认为，智能生物显然最　早必定在此出现。

凯斯爵士对最初的复原曾经有过一些挑剔，但还是表示欣赏。于是，英国其他许多重要的解剖学家和进化论者立刻集合在凯斯周围，一起检验辟尔唐人并且宣告它是可信的。其中也出现过一些异议，特别是当宣布从坑下发现的其他化石证据确证了大脑袋的辟尔唐人应该超前于尼安德特人和爪哇人时；但是很快这些声音就被淹没了。那些质疑人的颅骨和类猿的下巴似乎过于完善的声音也遭到同样的下场。颅骨太接近人，下巴太接近猿：它们怎么可能真是属于同一个体？

回答当然是不可能。辟尔唐人是一个骗局。颅骨来自人类而下巴来自猿——两者曾被仔细加工、折断、拼合和染色，以便看起来像是来自同一个体。

遗憾的是，过了40多年才发现这一点——直到　20世纪　50年代，当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他不囿于前辈的观点，对化石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检验和运用新的科学试验方法，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凯斯和他的同事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要看的，而忽略　了明显的事实。

是谁一手打造了这一骗局？是道森、他的同事中的一位，还是别的什么人？由此招来许多猜测和谴责，但答案仍然是一个谜，并且看来难以破译。

非洲宝地

正当辟尔唐人坐在不列颠博物馆显赫的位置上等待其垮台的命运时，其他惊人的发现正在世界其他地方陆续出现——但由于辟尔唐人受到误导的吹捧，这些发现竟可悲地被嘲弄了许多年。

在20世纪头25年里，广为流传的看法往往随同海克尔理论一起出现，这个理论认为人类家族的发源地可能位于亚洲的某一个地方。但显然，从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发现来看，包括有争议的辟尔唐人，欧洲曾经是人类变迁史中的重要地区，但很少有人听从达尔文的建议，他曾指出非洲实际上是最有可能发现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

1923年，30岁的澳大利亚出生的解剖学家达特（Raymond Dart， 1893—1988）来到南非，开始在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做教学工作。达特曾在英国受教于一些杰出的英国进化论学者，并且对进化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尤其对寻觅早期人类感兴趣。他的重要贡献是1924年发现了人类进化的特征，当时有一位学生带给他一具狒狒颅骨化石，她是在一个朋友的起居室壁炉架上看到的。这个房子属于北方石灰石公司（一家露天采矿公司）的经理，而颅骨来自一个名叫汤恩（Taung）的地方，离此地约200英里。这个颅骨和以前见过的任何其他狒狒颅骨明显不同，达特大有兴趣，他请采石场工人把其他发现送给他看。几个星期后，他收到了两大箱包装好的化石！就像圣诞节早晨的儿童一样，他开始兴奋地研究起他的宝贝。

当把箱子里的化石一件一件进行分类时，他真的找到了宝贝！全世界的进化论学者讨论得很多的是大脑和大脑容量，以及直立行走或大脑容量这两个性状究竟哪一个最先出现。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发现过达特突然握在手中的这一标本：一个颅腔模型——一块变成化石的物质，精确地复制了颅骨的内部形状，保存了大脑外部的细节、血管以及所有的结构。它虽然不是脑化石，但却是仅次于脑化石的最好标本！它对于猿有些大，对于人又有些小。但他认识到，确实有某些特征更接近于人而不是猿。

他的好运还只是个开头。他激动地继续进行研究，发现有一块石灰石，里面嵌有变成化石的前额背部和部分变成化石的面部。那块颅腔模型正好与这块石灰石严密吻合！这是同一标本的一部分！然而整个面部是什么样子呢？在后面的73天里，他仔细剥离岩石，一点一点地，慢慢呈现出石化后的面部，“钻石切割机都未曾这样爱护或者这样细心地针对无价的宝石……”，他后来这样描写自己的工作。1924年12月23日，他的礼物展现在他面前。“我可以从正面看到面部，尽管右侧仍未完全展露……出现的是一张孩子的脸，一个婴儿，满口的奶牙和正在萌出的臼齿”，他写道：“我怀疑，可曾有过父母如此为他的作品感到骄傲，那就是我在那个圣诞节得到的汤恩宝贝。”

化石来自于一个儿童，死时也许只有三四岁。达特肯定，这是一项重要发现，它就是某种早期的人科动物（该名词也用于这一类群，包括人、长臂猿和猿），但又是哪一种？它不像是森林猿，因为南非在数百万年前，气候相对干燥。还有，尽管化石显示一张幼猿的脸，它的脑子却更像人——不是在大小，或者成年后它会长到多大（比起完全的人来还是小得多）——而是在它结构的某些特点上。更重要的是，达特注意到，脊髓离开颅骨进入脊柱的孔，在汤恩颅骨上要比现代猿更为靠前，表明它和直立动物一样，头部可以在脊骨上保持平衡。再有，前额的倾斜不像猿那样突出。达特对他的发现物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思考，反复核对他的化石和他的想法，终于作出结论。他的汤恩代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科学家今天估计汤恩大约生活在100万到200万年前），它的脑子只比猿大一点点，但是大脑结构在某些方面已经具有类人而不是类猿的特征。再有，尽管这一生物具有一张猿的脸，但它走路时已习惯于像人一样地直立。

1925年2月7日，达特在权威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发现和结论，在这篇著名的论文里，达特提出，他的汤恩是“介乎现存类人猿和人之间已灭绝的一种猿类”。

不像杜波伊斯，达特没有寻找空缺的环节。他是一位老练的进化论学者，不会相信存在一个单一、清晰的“环节”，通过它可以回答有关人类过去的所有问题。但是他肯定他的发现（他称之为“非洲的南方古猿”），代表了以前从未碰到过的一个完全新的科，也许是部分的环节，在人类进化之谜中肯定是重要的一部分。

他的论文立即引来一片强烈的反对声。来自科学共同体的质疑就像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肩上。不仅因为达特工作的这个区域——非洲，人人都知道不是恰当的搜索地区，毕竟亚洲才是最有希望的“人类的摇篮”，那里才有可能提供需要的化石，而且还因为他的解释大胆地越过了界线。所以，“专家们”高声反对。凯斯爵士在那年夏天检验了汤恩的石膏模型，提出了最权威的意见，发表在《自然》上，对达特把汤恩当做猿与人之间的中间环节提出了挑战。他写道：“对模型的检验可以使动物学家认识到这一说法是荒谬的。颅骨属于一个幼年类人猿——大约生长了四年的类人猿，它与两种非洲类人猿——大猩猩和黑猩猩，相似的地方是如此之多，以致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它归入这一现存的群体之中。”至于达特关于颅腔模型表明其大脑具有某些类人特征的观点，凯斯以“猜测性的说法”而加以拒绝。

此外，难道辟尔唐人不是已经表明，早期人脑很大，并且领先于直立行走？ 自命不凡的达特大错特错！在非洲起源就是个错误。

于是，在权威之手的操纵之下，达特和非洲南方古猿立刻销声匿迹了。

但是，达特不像杜波伊斯，他没有使他的发现或者他的思想归于沉寂。尽管没有资助和官方认可，他依然致力于发现更多的证据，坚信最终定会找到证据，他的汤恩会得到平反。

这个故事有了愉快的结局。

“这个故事催人泪下……这个人作出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的重要性也许可以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然而英国的文化却把他看成是一个淘气的小孩……，”苏格兰古生物学家和医生布卢姆（Robert Broom，1866—1951）就是这样写的，他后来在达特的故事中添加了新的一章。

布卢姆决定加入达特与其汤恩的事业时，已经是一位知名的南非化石寻觅者。布卢姆出生于苏格兰，先是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段时期，然后大约在1900年到南非开始行医。作为骨骼搜寻者，布卢姆主要寻找南非的早期哺乳动物化石。他意志坚定，精力充沛，也很成功。1920年，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28年，由于在哺乳动物方面的工作，他被授予学会的皇室奖。当布卢姆读到《自然》杂志1925年2月号上刊载的达特的论文时，他立刻写信给达特，祝贺他的“辉煌”发现。两个星期后，在未作通报的情况下，突然闯进达特的实验室，跪在摆放汤恩颅骨的平台前。这正是爱作戏的布卢姆一个典型的戏剧性动作，在用了一个周末检验颅骨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后，他承诺尽力找到其他的化石来确立其真实性。

布卢姆

遗憾的是，先前的任务使布卢姆难以抽空来寻找其他的南方古猿，直到　1936年他已经69岁了，才全力以赴投入一系列探险活动。一切准备就绪，他豁出命地工作。他赞赏达特，但是“达特不太像斗士”，他后来这样写道。

结果惊人。

搜寻的消息一旦传出，他就从达特的两个学生那里得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斯特克芬坦还有另一个大型商业石灰厂。他与这个工厂的经理取得联系，请他们随时留意情况，而他自己则继续到其他地点去寻找。1936年　8月，他到石灰厂察看情况，这时离他开始探寻还不出几个月，经理们已经把可能让他感兴趣的碎片收集在一起，于是他在这些碎片堆中翻寻。令人惊奇的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漂亮的成年南方古猿颅骨和一个完整的成年颅腔模型！

他的好运和探险还在继续。1938年，他得知距斯特克芬坦一英里远处有一个名叫科隆德拉的地方，有一个男孩持有一些形状特殊的牙齿。于是他在上学途中跟踪这个男孩，闯进教室，当场买下了这些牙齿，并且得知，该男孩在附近还藏有其他一些宝贝。这时还有一个小时才放学，布卢姆怕跟少年失去联系，就说服了学校校长，让他给学生作一次讲演。在接下来的一个钟头里，他在黑板上一边画画，一边向4位老师和120位学生讲解化石和洞穴。下课铃声响了，他马上和这位学生一起去附近的山坡，在那里该男孩藏着一个南力古猿的下巴，上面还附有两颗牙齿。

他继续在更多的地址挖掘，发掘出了更多的南方古猿化石，更多的颅骨、下巴、牙齿，几乎完整的盆骨，肩胛的一部分，以及臂骨和腿骨。

20世纪40年代末，达特在经过几年的沉寂之后，又回到“战场”，在玛卡彭斯伽也发掘了一个现场。1948年，达特和布卢姆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化石证据，来说服大多数曾经一度怀疑的科学组织，让他们认识到南方古猿不仅存在一种类型，而是两种——一种纤细，另一种更粗壮。但是这两种类型都具有小型的脑袋、像猿的脸和直立走路的习惯，和达特的原始发现一样。这两种类型都是人类的远古亲戚。即使原先持怀疑态度的凯斯，也不得不根据非洲大量出现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重新考虑他原先的评价。

“达特教授是正确的，而我错了”，布卢姆在一封给《自然》杂志的信中这样写道。在1948年出版的《人类进化的新理论》 （A New Theory of Human Evolution）一书中，他继续热情地写道：“在所有已知的化石类型中，南方古猿是最接近人类的，最适于站在人类祖先直系这一位置上。”他甚至建议把南方古猿改名为“达特人”，以示对其发现者的敬意。

南方古猿并没有重新命名，但是在科学界出现这一转向则毫无异议，即肯定它的可靠性和在人类进化史中的重要性。南方古猿至少作为重要的早期人科动物而被接受。随着舆论的转向，人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人脑的出现是在直立行走之后，而不是之前。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戳穿了辟尔唐骗局之后，仍然有一些进化论学者坚持认为，是大脑袋，而不是直立行走，引导人类的进化。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利基（Louis Leakey，1903—1972）就是这样一位坦率的批评者，他对南方古猿在人类进化路线中的地位提出批评。利基当时甚至还在非洲工作——主要是在奥杜韦（Olduvai）峡谷和附近的坦桑尼亚所属地区——试图寻找化石证据，因为他相信，人类早在几百万年以前就已经定形，并且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变。利基相信，南方古猿、爪哇人、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所有的种类，都不过是失败的进化实验，顶多不过是已经灭绝的似人动物的亲戚或后代。

非洲的早期原始人类发现

20世纪后半叶，利基和妻子玛丽（Mary， 1913—1996，也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以及他们能干的女儿玛爱娃（Maeve， 1942—　）和儿子理查德（Richard， 1944—　）作出了一系列精彩的发现。这些发现，再加上年轻科学家约翰森（Donald Johanson，1943—　）等人的发现，因其对人类起源的挑战而不断震撼着科学界。

争议再次集中于南方古猿。它究竟是最终变成现代人的直接祖先，还是人类的旁亲，曾与人类平行演化，并来自于同一个未知祖先？

在20世纪剩下的岁月里，研究者不断尝试揭开人类家族进化的谱系树，争议仍在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