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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的统一

时间:2022-05-1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罗马尼亚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米哈伊自己亲自管理特兰西瓦尼亚,让自己的儿子管理瓦拉几亚,授命瓦拉几亚的大臣会议临时管理摩尔多瓦,这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首次政治上的统一。马弗罗科尔达特1746年和1749年分别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废除了农民对君主、寺院或贵族的人身依附。

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的统一

一、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的统一

在东欧地区,最早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的是巴尔干半岛北边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时间都是在1878年。其中,罗马尼亚是由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统一而成。

关于罗马尼亚统一的背景,有中国学者指出:“在整个19世纪,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两种主要趋向:‘一方面,奥斯曼封建主义解体,奥斯曼帝国削弱和衰落,欧洲列强之间争夺奥斯曼遗产的斗争加剧;另一方面,巴尔干各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和建立巴尔干独立的民族国家’。”[19]斯特凡大公领导的反抗斗争结束后不久,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都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特兰西瓦尼亚交替着为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所控制。但是,与被土耳其统治的巴尔干其他国家相比,罗马尼亚这些公国不仅没有成为巴夏区,而且还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利。另外,罗马尼亚地处巴尔干半岛的东北端,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边缘地带,西北的特兰西瓦尼亚和东北部的摩尔多瓦已分别进入日耳曼人和罗斯人的影响范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尼亚社会发展的内容除了这三个公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外,还有它们之间的团结与联合。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罗马尼亚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们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在政治上则主要是在反对土耳其人扩张的斗争时互相支持以及建立统一国家的尝试。

16世纪末,瓦拉几亚大公勇士米哈伊(Michael the Brave,1558—1601年在位)在反土斗争中与摩尔多瓦、特兰西瓦尼亚结盟,多次打败土耳其军队,1599年解放了特兰西瓦尼亚,1600年解放了摩尔多瓦。在此基础之上,1600年夏,米哈伊在诏令中冠上了这样的称号:“朕米哈伊公爵,托庇上帝的保佑,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整个摩尔多瓦国家的君主。”米哈伊自己亲自管理特兰西瓦尼亚,让自己的儿子管理瓦拉几亚,授命瓦拉几亚的大臣会议临时管理摩尔多瓦,这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首次政治上的统一。“罗马尼亚三国的统一是它们为赢得完全独立而进行共同斗争的结果。但是,除当时的情况外,三国统一也是它们在历史上长期不断相互声援的结果。”[20]但是,罗马尼亚诸国这次统一的时间很短,1601年8月米哈伊遇害身亡后,它们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坚持着独立政策,但1611年左右又先后恢复了与奥斯曼帝国的隶属关系。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沙皇俄国的崛起,土耳其人不仅无法将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变成自己牢牢控制的巴夏区,而且对它们内政的直接干涉也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加强对罗马尼亚的渗透,开始同奥斯曼帝国争夺巴尔干半岛。

在这种背景下,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成了俄土争夺的重点。俄国对土耳其的胜利客观上削弱了土耳其对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促进了这两个公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推动了它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夹缝中求生存谋独立,就成了罗马尼亚此后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

从1711年到1821年,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实行了一种名为法纳里奥特(Fanariot)的政体,这110年也被称为法纳里奥特时期。奥斯曼帝国扩张到巴尔干半岛之后,希腊人在这个帝国里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由于这些人主要来自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居住区法纳尔,因而也被称为法纳尔人。许多法纳尔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里当官,有的还被苏丹任命为摩尔多瓦大公和瓦拉几亚大公,这便是所谓的法纳里奥特政体。关于奥斯曼帝国采取这种体制的原因,罗马尼亚的学者认为:“本地君主对参加反奥斯曼斗争太热心,因而不能再取信于土耳其人。由于不可能把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变成巴夏辖区(这种做法过去就证明不适用于罗马尼亚诸国),土耳其人就用君士坦丁堡法纳里奥特人充当使罗马尼亚诸国归顺的最合适的工具。”[21]

从根本上说,土耳其人实行这种政体是为了限制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自治权。在政治上,土耳其人就是要控制它们内部的政权构成。“在法纳里奥特统治的一百多年里,瓦拉几亚更迭了四十次国君,摩尔多瓦更迭了三十六次。”[22]根据土耳其人的规定,每个大公的任期只有3年,土耳其当局可以将他们调来调去。比如,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Constantin Mavrocordat,1711—1769年)就在瓦拉几亚当了六次大公,在摩尔多瓦当了四次。在经济上,土耳其人要两公国在战时无偿提供劳役和产品,在平时则要按规定的价格将粮食等经济产品卖给帝国政府。在外交上,土耳其人要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奥土、俄土战争期间,土耳其把许多罗马尼亚的地方割让给了奥地利和沙皇俄国。其中,奥地利1718年通过《帕萨罗维茨和约》得到了巴纳特(Banat)和奥尔特尼亚(Oltenia),1775年得到摩尔多瓦西北部即布科维纳(Bukovina)。俄国1774年成为当时依旧承认土耳其宗主权的摩尔多瓦的保护国,1812年通过布加勒斯特条约得到了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比萨拉比亚。另一方面,法纳里奥特这种体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多瑙河两公国之间的联系,如公爵们在两公国之间频繁调动有助于采取共同的组织措施和改革措施。马弗罗科尔达特1746年和1749年分别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废除了农民对君主、寺院或贵族的人身依附。在奥土战争和俄土战争结束进行谈判时,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代表也提出两个公国不仅政治权利要得到恢复和尊重,而且应当在一个“贤明的君主”领导下联合起来。

18世纪下半期的两次俄土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对多瑙河两公国的控制,也促进了两公国争取独立的斗争。进入到19世纪,外族对罗马尼亚的剥削和压迫在加重,而罗马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也在增强。不同社会阶层都想摆脱外来统治,1821年1月,奥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Andrei Vlademirescu)领导的起义就是这种民族意识的总爆发。起义最初开始于奥尔特尼亚,很快就遍及整个瓦拉几亚,对特兰西瓦尼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反对土耳其人的统治,而且也反对国内的封建势力,所有要求摆脱法纳里奥特体制、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社会阶层都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了。虽然被奥斯曼政府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是,这次起义意义巨大。《罗马尼亚共产党纲领》说,它“标志着罗马尼亚近代史的开始,是争取自由和社会正义、摆脱外国统治的奴役、确立罗马尼亚人民民族权利的斗争的一个转折点”[23]。这次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终结了法纳里奥特的政体,恢复了本土人的统治。1822年7月,奥斯曼帝国政府彻底放弃了将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变成巴夏区并通过军事长官进行统治的打算,任命了当地人作它们的大公。与此相适应,法纳里奥特政体连同罗马尼亚人供奉法纳里区贵族的义务也都结束了。

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实行法纳里奥特体制的时候,处于匈牙利统治之下的特兰西瓦尼亚实行哈布斯堡式的专制政体。这里的居民政治上没有参与权,信仰上面临着被迫皈依天主教的压力,经济上的赋税和社会负担越来越重。18世纪后半期,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fⅡ,1741—1790年在位)当政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罗马尼亚人境遇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罗马尼亚人民为摆脱他们所处的卑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而进行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越来越激烈。1784年10月,阿普塞尼(Apuseni)山区的农民在霍里亚(R0scoalalui Horea)等人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席卷了大半个特兰西瓦尼亚。起义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可是,统治当局也不得不于次年8月颁布特许令,“废除了人身奴役,恢复了依附农移居、学手艺和不经主人同意就可结婚的权利。起义和它促使采取的措施,标志着特兰西瓦尼亚封建关系土崩瓦解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24]

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1829年9月2日签订的《阿德里安堡和约》,土耳其要拆除在多瑙河左岸的要塞并撤出驻军,多瑙河下游地区全都归俄国;土耳其要将所占领的城市归还给两公国,无权干涉它们的内政;两公国不再向土耳其缴纳实物贡奉和货币税,享有建立自己军队的权利;土耳其有义务承认俄国在两公国所制定的行政法令;在土耳其按条约10年期还清1.25亿法郎赔款之前,俄国军队将驻扎在这个公国里。显而易见,对这里的罗马尼亚人来说,不过是换了个压迫者。有中国学者写道:“俄国侵略军一踏上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便开始了残酷的民族奴役和压迫,惨无人道的暴行发生了,名目繁多的捐税和徭役出现了,盗窃与凶杀也屡见不鲜。他们把罗马尼亚的男人和女人套在马车上,由哥萨克人赶车,残暴的哥萨克人用棍棒和枪尖像驱赶牲口一样地驱赶善良无辜的罗马尼亚人,约有三万多罗马尼亚人从耕地上被拉去作负重的牛马。那些侥幸逃到山里的人遭受着饥饿的折磨,他们唯一的食物就是树皮。俄国侵略者的残暴行为遭到了罗马尼亚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25]

罗马尼亚人与沙皇俄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在罗马尼亚已经上升为主导地位。

为了牢牢地控制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也为了削弱它们对土耳其的依附,《阿德里安堡和约》签订之后,俄国在这两个公国主持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1829年,俄国组建了两个由它实际控制的委员会,来起草相当于宪法的《组织法规》(也译作“组织规程”)。表面上,这两个委员会分别由瓦拉几亚的贵族和摩尔多瓦的贵族组成,可起主导作用的却是俄国将军巴维尔·基塞列夫(Bavier Kiselev)。该委员会1829年7月到1830年3月在布加勒斯特制定出《组织法规》,并于1831年7月1日和1832年1月1日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实施。《组织法规》对罗马尼亚的社会发展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的贵族色彩很浓,不仅把农民的徭役加大到了不堪负担的地步,而且巧立名目设立了许多苛捐杂税。农民除了要缴纳大量实物贡赋之外,还要向地主服名目繁多的劳役,两公国的封建农奴制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另一方面,《组织法规》又是罗马尼亚第一部成文宪法,对罗马尼亚近代化和统一都有很大的意义。“为了更彻底地统一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组织法规包含几乎相同的条例。不仅如此,罗马尼亚国组织法规第三百十七条和摩尔多瓦组织法规第四百二十九条还根据两公国居民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利益,宣布两公国‘不可分离的合并’是‘救世’的需要。”[26]此外,《组织法规》客观上也促进了两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

在席卷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中,身负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罗马尼亚人民也开展了规模浩大的革命运动。在这场革命中,罗马尼亚人民的共同目标是要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但在具体实施方面,三个地区还有所差别。

在革命运动的进展过程中,摩尔多瓦1948年先后出现了三份纲领性文件。第一份是一千多名不同社会阶层的人3月在雅西集会时拟定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并不反对《组织法规》,但提出了一系列改良要求,如改善农民的境况、改革学校、建立国民卫队、解散非法选举的国民议会等等。第二份是一些获释的革命领导者5月提出的6点纲领,提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联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三份是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Mihail Kog 0lniceanu)8月提出的摩尔多瓦革命青年的新纲领。它反对《组织法规》和俄国的保护权,要求摩尔多瓦自治,全体公民法律和政治平等,要求进行社会改革,主张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联合。

瓦拉几亚的革命运动1948年6月在罗曼纳茨(RomanaNi)首先开始。起义者在宣言中要求国家独立,反对外国列强干涉。由于军队、教会都和革命者站在了一起,大公比贝斯库(Gheorghe Bibescu,1842—1848年在位)在签署了新宪法并批准了临时政府组成名单之后宣布退位,这也意味着《组织法规》被废除。临时政府紧接着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如规定国旗为蓝、黄、红三色的法令,废除公民等级、肉刑和死刑、奴隶制的法令,取消书报检查的法令,释放全部政治犯的法令。这些法令带有很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色彩,对此,不仅内部的反动贵族心怀不满,外部的土耳其和沙皇俄国更是深感不安。土耳其的军队进占了瓦拉几亚的首都,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临时政府同意让位给由三位温和自由派组成的督政府。督政府同临时政府有很强的继承性,沙皇政府仍感不满,开始对瓦拉几亚的干涉,派军队占领了瓦拉几亚的东部和半个布加勒斯特城。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也加强了干预的力度,9月宣布解散督政府,代之以康斯坦丁(Constantine,1848—1849年)个人“摄政”的摄政府,恢复了《组织法规》时代的“法律和秩序”。摄政府成立后采取措施镇压革命运动,放逐了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至此,坚持了三个月的瓦拉几亚革命运动结束。

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运动开始于5月,其基本要求则是争取罗马尼亚民族独立和地位平等,反对同匈牙利合并。革命前,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都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1848年革命爆发后,拉什诺·科苏特领导的匈牙利革命一方面奋起反对奥地利并宣布匈牙利独立,但另一方面又决定将特兰西瓦尼亚并入新建立的匈牙利国家。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者在奋起反对奥地利的同时,还要求拥有与匈牙利人一样的民族平等权利。这样一来,在革命进程中,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两个民族的革命者之间也发生了冲突。1849年初,“匈牙利革命军给予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奥地利部队以沉重打击,占领了大部分领土;但他们无法进入阿普塞尼山区,这里由称为‘莫茨人’的当地罗马尼亚人据守着。阿弗拉姆·杨库领导的莫茨人在阿布鲁德、芬特内列村和波诺鲁同匈牙利革命发生了战斗,匈牙利人被击退”[27]。应奥皇之邀的沙皇俄国军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特兰西瓦尼亚打败了科苏特,同时也将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运动镇压了下去。对罗马尼亚来说,1848年革命的最重要的意义是推动了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进程,各地的罗马尼亚人建立统一国家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奥地利和俄国联手将罗马尼亚各地的革命运动镇压了下去,两国的军队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一直留驻到1851年,而特兰西瓦尼亚重新成为维也纳帝国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单位。但是,东西方这两个帝国之间的“和谐”并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就被克里米亚战争打破了。1853—1856年间,克里米亚半岛上发生了以俄国为一方,以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的战争。战争的直接起因是1853年7月沙皇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土耳其在英国的支持下对俄采取了强硬态度,10月对俄宣战。1854年3月,英法也对俄宣战。为了避免奥地利参战,俄国从两公国撤出军队,奥地利军队则于8月占领了它们。1856年2月,俄国接受和谈并最终签署了《巴黎条约》。除了俄国要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交出多瑙河口的南比萨拉比亚,黑海中立化,多瑙河向各国的船只开放等条款之外,这个条约还规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一同改组成为在奥斯曼宗主权之下的自治国家;在位于两公国交界的福克夏尼(Fossani)成立一个负责制定统一法律的中央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两国军队进行改组,必要时可建立统一的军队。不过,根据这个条约,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都有各自的大公和立法议会。

根据《巴黎协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先由执政官来管理,然后再选出两国的国君。1858年10月,两个公国各自任命了三名执政官。在接下来的君主选举中,属于温和民主自由派的亚历山德鲁·库扎(Alexandru Cuza,1820—1873年)于1859年1月被立法议会一致选为摩尔多瓦的君主。瓦拉几亚的选举则出现周折,保守派与激进派互不相让,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最后两派都撤回了自己的候选人,同意库扎兼任瓦拉几亚的君主。由于有法国、英国、俄国和普鲁士的支持,土耳其和奥地利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两个公国共有一个君主,这是罗马尼亚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库扎当政后,立即着手改变两个政府、两个议会和两个首都的体制,实现罗马尼亚的真正统一。经过努力,1861年12月建立了统一的政府、统一的议会并定都布加勒斯特。在正式文件中,“罗马尼亚”已取代了“联合公国”,行政上的统一已经实现。接着,库扎又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民主性质的改革,如将寺院的土地和财产收归国有,将土地分给农民,颁布国民教育法等等。这些措施一方面为近代的罗马尼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推动了罗马尼亚的社会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那些保守派的不满。1866年2月,库扎被迫退弃,流亡国外,原来的议会也被解散。新的议会于5月宣布日耳曼亲王卡罗尔·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Carol Hohenzollern Siegmagen,1866—1881年)为世袭的新君主,同时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规定,国家的名称为罗马尼亚,保护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和各种人身自由。

此时,罗马尼亚的独立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它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意义的独立是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之后。为了彻底摆脱土耳其,俄土战争爆发之前,罗马尼亚与俄国签订了协议,罗马尼亚允许俄国军队通过自己的国土进攻奥斯曼帝国,但后者要保证罗马尼亚领土的完整。俄土战争爆发后,罗马尼亚议会不仅批准了允许俄国的军队过境的协议,而且对土耳其宣战。罗马尼亚军队于8月渡过多瑙河,参加了对土耳其军队的作战。战后,俄土签订的《圣斯特法诺和约》第五条规定:“土耳其帝国政府承认罗马尼亚的独立,罗马尼亚提出自己有权得到补偿,此项补偿将由双方规定。在土耳其和罗马尼亚之间签订直接和约之前,罗马尼亚国民在土耳其应享有保证其他欧洲大国国民享有的一切权利。”[28]7月签订的《柏林条约》(the Treaty of Berlin)第45条又调整了罗马尼亚和俄国之间的领土关系:“罗马尼亚公国将根据1856年柏林条约自俄国取得的那一部分比萨拉比亚领土归还给全俄罗斯皇帝陛下,该领土在西部以普鲁特河床为界,在南部以基利亚支流的河床和旧斯坦布尔的河口为界。”[29]

罗马尼亚终于独立了,但它还不是完整的,因为后来属于其组成部分的特兰西瓦尼亚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被并入了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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