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内容与形式，不仅是用来指称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结构形态的关系范畴，而且是人类的头脑掌握世界的思维范式。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或困境，就是政治学和传播学相互缠绕在“政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割裂和撕扯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治学认为政治传播是传播政治，离开政治就没有所谓政治传播。在政治传播中，政治是主体，政治传播的内容要依赖政治学来提供。传播只是工具、是形式，而内容为王。因此，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必须仰赖于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传播学认为政治传播的“落脚点”是传播，没有传播，政治也就原地不动、死水一潭，所以，政治传播应在传播上猛下功夫。
这种缠绕和撕扯的结果是，在政治传播的研究中，政治学施展身手，但却并不顾忌所说所论是否便于传播，很多的时候是高调自唱、自言自语，抽象而高远的高谈阔论只飘荡在自己的耳旁；而传播学，则不太顾忌自己传播的究竟是什么，比如，可能连自身都没有吃透其精髓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传播学研究者用数以万计的所谓学术论文诉诸同样数以万计的“策略技巧”而传播，“蔚为壮观”的景象之下是冷冷清清的传播效果。
从哲学上讲，这两种情况当然都是未能正确理解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或者说，不能用内容形式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来思考和把握政治传播。就政治传播具体而言，内容决定与其内在一致的形式的这一原理，决定被传播的“政治”有其本身内在的形式，比如，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其本身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如果换一种“形式”来表达，就不再是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因此，例如对“协商民主”的传播，并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传播的形式”来包装，就好像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不取决于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尽管衣服也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学在政治传播中的“使命”决然不是仅研究内容，而是同时研究内容和形式。同理，传播学亦然。内容本身“无理”，说得再多、再好、再花哨也不能使之变为“有理”。形式固然对内容有反作用，但是，形式却不能脱离内容而被随意“创造”。故此，传播学更应注重对政治传播内容的深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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