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亲可敬的孩子和老人

可亲可敬的孩子和老人

可亲可敬的孩子和老人

商友敬

商友敬，已故语文教育专家。

有些书，放在书店里，你不注意，就一晃过去了。譬如这一套《开明国语读本》（小学初级学生用），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最近影印的70年前的小学教材。珍贵的是所有课文都是叶圣陶先生亲自编写的，更为珍贵的是大部分课文都是丰子恺先生亲自手写和绘制插图的。我把它当作“老古董”捧回家，想重新做一回20世纪30年代的小学生，想不到扑入我眼帘的文字和图画，竟然失去了时间的距离，使我惊异地发现：那时的作者和读者、先生和学生竟是如此的亲密无间，大家都以自己赤诚的心来相待——这一切，真是久违了。

就举这两篇课文为例吧：

一封电报

今天上午，先生接到一封电报。他按照数目字翻译出来，是“父病重速归元”六个字。他的脸色立刻变得灰白，双手捧着头说：“父亲病重，弟弟来了电报。我得赶十点钟的火车回去！你们的功课，我请徐先生代我教。”先生说罢，就到房里去了。一会儿，他提着一只柳条箱出来，慌慌张张对我们说：“再见！”我们送他到校门口，看他两步并作一步在路上跑去，可以知道他心里怎样地着急。他一定恨不得生出两扇翅膀，坐火车回去实在不够快。我们希望他的父亲的病马上减轻，等他走进门，他的弟弟拉着他的手告诉他：“天大的幸运，父亲的病轻得多了！”但是我们又想，这个希望恐怕不很靠得住，那边发电报是一点钟以内的事，才说病重，怎么会马上减轻？那么，先生一到家，看见病重的父亲，他的心里要有多少难过呢？

两　句　话

先生来了。他第一句对我们说：“我从此没有父亲了！”他的声音很凄惨，泪珠儿留在他的眼眶里。我们觉得心里一阵酸，似乎也要流泪了。先生又说：“我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断断续续对我说了两句话：‘要尽力做事！要尽力教你的小朋友！’以后再也听不见父亲的话了，我要终身记着这两句。我教你们要比以前更尽力！”先生从柳条箱里取出一张相片来，自己看了一歇，就翻过来给我们看，他说：“这是我的父亲！”相片上一位慈和的老人，微微地笑，白胡须飘在胸前。一个同学说：“太先生爱我们，请把他的相片挂在教室里，作为纪念吧。”大家齐声说：“这个提议好！”先生眼眶的泪珠儿掉下来了，他说：“依你们的……”以下说不出来了。

当年读过这样课本的人，现在已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叶圣陶和丰子恺两位先生则早已不在人世，连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先生都已80多岁了，他在《老开明国文课本始末》一文中回忆他父亲的话说：“给孩子编写国文课本，当然要着眼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过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

小学语文课本必须是儿童文学，那么什么才是儿童文学呢？当然是儿童自己的文学，而不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它必须说的是童言，表现的是童真和童趣。即使是大人写的，也必须使自己回到儿童的心态中去，也就是沈从文在教汪曾祺写作时所说的：“要贴着人物来写。”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家，个个都是“大孩子”、“老孩子”，没有一个不怀着一颗童心，没有一个不说一口童言，没有一个不保持着一份童真和童趣。

你看，课文里的主人公主要是孩子，是用孩子的眼睛来观察、孩子的心来体验、孩子的嘴来说话，是孩子自己在思考。他们的情绪随着老师的遭遇而变化，他们的心随时贴近着老师的心，他们的愿望能伴随想象的翅膀跟着老师一起回家，而他们小小的理智又在提醒他们回到现实中来。叶圣陶先生没有华美的词藻，没有冲动的激情，也不作精巧的构思，他就是这么实实在在地贴着孩子的心来写，他在写的时候就是一个孩子，我想他一定也为自己（笔下的孩子）而感动。

这是真正的语文课，我们在被吸引被感动的同时，也在发展着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叶先生是一位具有浓厚语文教学意识的人，他处处不忘帮助孩子获得语感，提高语文素养——我称之为“智慧”。

由此，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这70年来，小学的语文教育是在哪里走岔道的？据我看，语文教育有两个魔障：一个是在文本里寻求抽象的“意义”，一个是在文字中归纳更抽象的“规律”。后来的老师如果教这两篇文章可能“分析”出许许多多的“教益”，诸如“父子之爱”、“师生之情”、“传统的师德”、“敬业的精神”、“优良的家风”等等。而它在表达上则又可以“发现”：语言的简洁、语气的亲切、首尾的呼应（从老师含在眼中的泪珠，到最后掉下来），当然还可以挖空心思制作出几十道单项练习题，让我们的孩子做得七荤八素。这样一来，文章本身的力量消失殆尽。有些人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叶圣陶先生自己说课文不过是个例子，我就用这个例子来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训练他们的语文能力。”

我想，70年前是绝不会这样教的。

正巧在这时，我读到了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的《百岁新稿》（三联书店2005年1月出版）。周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长期从事文学改革的工作，想不到他活到100岁，头脑还那么清醒，思维还那么清晰，文笔还那么简洁清新。你看他在《周有光耄耋文存》的前言中说：“作为20世纪的来客，我要访问21世纪的青年们，同他们作‘世纪接轨’的谈话。我要了解他们将如何建设21世纪，我要告诉他们20世纪的事。20世纪是一个光明的世纪，但是又很黑暗。20世纪是一个智慧的世纪，但是又很愚昧。遗憾的是，黑暗不比光明小，愚昧不比智慧少。20世纪一些军阀以美好的言词残害千千万万善良的百姓。这就是‘万物之灵’的行径吗？大规模破坏河海湖泊，使一年洪水泛滥，一年赤地千里，灾难频仍。这就是‘现代文明’的表演吗？教育家们喜欢隐恶扬善，青年们容易听到历史的英雄故事，不容易知道历史的悲惨场面。20世纪的人在世纪接轨的时刻，有责任告诉21世纪的人，不要轻信神话，要牢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21世纪的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近来常听人说：“人生在世，只有两头是真的：一是儿童时代的天真，一是老年之后的真诚。”我读这位百岁老人的著作，时时感到他有一颗天真而又真诚的童心，这就是“赤子之心”。他没有任何顾虑了，他再也不必左顾右盼了（想想我们的种种顾虑，一辈子的左顾右盼，是多么滑稽可笑，又多么可悲，甚至是可卑）。他就这么直截了当地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而他的心是多么真纯，更珍贵的是他的思想是多么的深刻，是一辈子的经历和一辈子的思考，才铸就了他如此真纯而深刻的话语。

应该说，在这世界上，最可亲可敬的，与我们最亲密无间的就是他们——孩子和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