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竟然可以这样考

试竟然可以这样考

四、试竟然可以这样考

提到考试，真是欲哭无泪。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位校长说他曾带了三十几名学生赴澳大利亚参加一个联谊活动。其中有一个节目是中澳学生手工制作比赛，组织方提供了一套材料和一份有关制作的说明书。当中国学生全部完成后，外国的多数学生还在捧着说明书看呢。他讲的这个例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并非动手能力差，而是我们没给他们提供动手的机会。为什么没给呢？因为有考试这只无形的手在牵制着我们的教学思想。

据说北京大学1932年的国文试题是这样的：整个试卷总共一页纸，共有六道题目。第一道题是要求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译成散文白话，第二道题是说出《文史通义》、《后汉书》、《论衡》、《说文解字》、《红楼梦》等十部书的作者或编者，第三道题是解释何为“四书五经”、“四部”、“三通”、“唐宋八大家”，第四道题是举出五部秦以前的书，第五道题是解释“之”的不同用法和含义，第六道题是作文，要求在“艺术与人生”和“科学与人生”中选做一题。其“简单”如此！

西南联大1946年的国文考题就更“简单”得匪夷所思了，一共只有两道题，而这样的题目居然要从三万人里选出一千人来。这两道题目是：1.作文（语体不拘，但须分段，并须加标点）题目：学校与社会；2.解释下列成语的意义：（1）指日可待；（2）变本加厉；（3）隔岸观火；（4）息息相关。

相信读到这些题的人都有一种脑袋给砖头猛拍一下的感觉。这怎么行？我们已经习惯了“哈达卷”，似乎只有这样，覆盖面、区分度、主干知识、双基……这些因素才能得以很好的体现。

记者王丽也有这样的困惑，于是她煞费苦心地采访了当年使用过这些试卷的人，如宗璞先生、文洁若先生、英若诚先生等。英若诚先生的回答似乎很有代表性：“国文考试嘛，肚子里有多少东西就考多少。”

再来看看过去中学国文试题的情况。据谢泳先生介绍，他曾得到过一本20世纪30年代太原各中学的《报考指南》，几乎都以作文这种形式来考查学生的国文程度。而从命题情况来看，多能结合学生实际和社会生活：如学校对于学生不外宽严两种，究竟何者为善，试各就所经历及其所推测，切实言之；如民国十九年的我；如善人者，不善人之师；如用极短的词句形容夏天的景致；如用“不但”、“而且”、“然而”联成一篇短小的文章等等。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过一场大范围的争论，就是语文考试可不可以只考一篇作文。后来，上海首先废除基础知识的考查，仅考阅读和写作，也是引起了不少的异议。以史为鉴，真是不必大惊小怪。我以为试卷的长短、题量的多少、题目的难易并无多大意义，关键是能否考出学生的实际语文的素养。

不敢读史，无法相信，前人竟用这薄薄的一张纸便轻松地超越了我们苦心经营的长长的“哈达卷”的分量。

顾颉刚先生在二三十年代便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历史”的观点，所谓“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很有见地的，他提醒我们辨伪存真的重要性。历史不是过去了的生活全貌，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也说过，“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历史不是史料的堆砌，也不是史实的罗列，而是人们对过去的一种记忆和解释。本文中所谈到的历史是那些对当代教育仍发生作用的有益的部分，也不排除历史中有糟粕、有垃圾。

还是应该读点历史的，以语文教育为例，虽历经了多少的嬗变，但正如一条流淌了多年的大河不会轻易改变其河道、流向一样，悠长的语文教育长河中一定会蕴藏着无数珍宝，一定会积淀着某些有内在恒定价值的东西，一定会存贮着“深澈猛烈的事实”（罗丹语）。

失掉了过去，也便失掉了现在和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