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很少面对“原始问题”

宋明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很少面对“原始问题”

二、宋明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很少面对“原始问题”

孔夫子是大学问家，他面对着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社会问题，构建了“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体系。《论语》中所说的话，正是对当时一系列“原始问题”的回答，博大精深。但是，宋明理学，特别是八股文取士之后，儒家文化呈现为像数学那样的演绎体系。

孔孟经典成为不可动摇的公理，朱熹的注释成了必须遵循的定理与推论，而读书人“代圣贤立言”则是一个习题而已。于是，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只要“按朱熹老夫子的标准答案”说话便得，没有自己的话，只能“代圣贤立言”。

那么，儒家文化给我们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吗？不！它也有许多积极的因素。请看1992年在加拿大公布的国际数学教育调查结果：

21国参加的国际教育进展评价调查（IAEP）

（13岁学生数学成绩[部分]）

中国大陆　　80　　　　法　　国　　64

中国台湾　　73　　　　英　　国　　61

韩　　国　　73　　　　美　　国　　55

瑞　　士　　71　　　　巴　　西　　37

苏　　联　　70　　　　莫桑比克　　28

许多国际数学教育调查都表明，凡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小学生的数学成绩都位于世界前列。1996年TIMMS调查，前四名依次为：新加坡、日本、韩国、香港，这些成绩用政治和经济的理由都难以解释，只能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分析。比如，家庭管束、善于心算、熟能生巧、强调背诵等等。今天，我想从中国的“考据文化”作些阐述。

清朝中期以来，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派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重实证，讲究逻辑推理，因而贴近数学，清末以来的学术界崇尚“严谨治学”的文化氛围，恰与西方数学要求严密逻辑推理的层面相吻合。此外，考据学派对中国传统算学有过重要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戴震、阮元等自己就是算学家。考据和数学联姻，并非偶然。

考据学派慎重求证的治学态度，极力反对那种空泛而粗放的论文方法。戴震批评以往的研究方法“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由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如果说，儒家学说从宏观上看是一个演绎系统，显然，这种重证据，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方法，是考据学派能够通向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的桥梁。考据学派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作用可以概括为梁启超的以下论断：

“自清代考据学派200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慎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基本要素。我国对于形的科学（数理），渊源久运。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头脑，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⑤

这种源自考据文化的“遗传”基因，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胡适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曾是中国一批近代思想家的治学态度。不过，在我看来，大胆地猜想很少，小心求证则有些过分。如果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都是“考据”式的问题，一味地做“逻辑求证”，那么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原始问题，也就无暇顾及了。依考据学派的学术观，知识分子往往成为善于“精雕细刻”的高超工匠，至于培育成统观全局的设计大师，则有些勉为其难了。

在中国的数学教育上，则崇尚“演绎式”的思维方式，善于逻辑推理，会做“已有标准答案的数学问题”。但是，面对“原始的数学问题”，构建新的数学理论，似乎“小心有余，大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