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研究社会思想史
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是各种曾经流行过的或正在流行的重要的社会学说，研究者首先遇到的方法问题是如何准确地释读、理解各种载有这些学说的历代的或当代的文献或文本。解释学问题涉及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它本身早就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的“小学”便是一例。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义理之学”的“大学”不同，“小学”是专治文字考证、章句训诂、版本校勘等方面的知识的。现代的解释学方法更是发展为一种包括考据功夫、传记研究、语言解析、思想史的比较研究等多种分析手段在内的高层次的研究方法。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的解释学”可为例示。创造的解释学共分五个辩证的步骤或程序。（1）原谓，即“原作者（或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解释学家首先必须兼为考据家，培养起码的考证、版本等方面的功力。（2）意谓，即“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在这一层次，解释学家要从事于传记研究、语言解析、论理贯穿、意涵彰显等工作，设法消解原有思想在表面上的矛盾，力图彰显原有文句所可能含藏着的丰富意涵。但仅靠这种孤立的解释，还不见得能够完全寻出原有思想在那时代里所显示的独特理路，以及依它所能导致或推演出来的新理路、新线索。解释学家已到了“了解原思想家，必试图超越他”的阶段。（3）蕴谓，即“原作者可能说什么？”譬如“老子可能说什么”，通过庄子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答案，通过王弼、僧肇、河上公、憨山大师等更可以获取其他种种线索。解释学家在这里需要有严格的哲学史训练。（4）当谓，即“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真要了解思想家，一定要问：假定原思想家今天还活着，他会依然固执己说吗？或者他会愿意修正或扬弃他说过的话吗？困难在于，原作者已不在世，只有解释学家设法代表原作者回答了。由是，解释学家不得不摇身一变，而为开创性的新思想家。故进入（5），即在最高层次自问：“作为创造的解释学家，我应该说什么？”这里已变成新思想家的解释学家已不能代表原思想家说出原思想家本来应该说出的话；他已到了经由批判的继承开创新理路、新方法的地步(20)。
上述解释学方法不仅旨在正确理解原思想家或原文本的“实谓”和“意谓”，更在于提出深入发掘其“蕴谓”和“当谓”的任务，它的分析手段、思路及学术胸襟、抱负均属卓越非凡；但这种方法仍然有其适用范围的限定问题。解释学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或文本意义诠释的方法、程序及问题，它并不提出诸如“思想的社会成因、性质及作用”、“思想与实在的关系”、“评判思想的价值及真理性的标准”这样一些问题，或确切地说，不以解答这些问题为其任务，因为这些问题实已非解释学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和规范论的问题了，而它们正是思想史的主要兴趣之所在。不仅如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必定影响到解释学层面的问题。简言之，要理解原思想家，不但要有正确的解释学方法，还需超越解释学问题，在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的层面求取正确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典地阐述了唯物史观：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
唯物史观教导我们，社会思想，如同任何其他形式的观念一样，并不是历史过程的主要动力，它们只不过是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的“上层建筑”。它们本身不过是一定历史过程、社会生活环境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对社会思想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思想家提出的各种社会概念、理论的表面，而应当深入到更根本的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过程的层面。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这种反映绝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受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作用的影响的。产生意识形态偏见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占有的地位和利益。社会思想家与普通人一样都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都可归属于一定的阶级或阶层。这不是说思想家完全不能突破其家庭的、阶级的、自身的限制，思想史提供的反例并不少，而是说没有人能超越社会划分为利益分歧的阶级、等级、集团与人群的事实，因而没有人能完全超然于观点的、情感的、利益的及价值的党派性、倾向性、偏好性之上。思想家也不例外，他的情感、观点较之普通人的理应更强烈、更系统，因而能更集中地体现一定阶级、集团或人群的利益。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某一思想家代表哪一派的利益，而是思想家们的工作总会受一种利益取向作用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们会看到某些事物而看不到另一些事物，而且总是以一定的角度去看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环境因素、阶级利益及社会地位甚至还赋予观察者以一种下意识渴望看到某些事物和回避或歪曲某些事物。恩格斯精辟地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的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22)这就是社会分析中的意识形态偏见问题。这样，人们描绘出或暗示出可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画面来。例如，近代自然法学者设想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中的原子主义的个人，他们自以为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事实正相反，“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自然法学者的这种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23)。在马克思看来，他那个时代大部分经济学不是别的，全都是工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还把意识形态偏见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他写道：“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4)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拨去意识形态的错觉，以阐明思想与实在的真实联系。
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在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社会地位对于塑造思想家的思想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这一思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学的永久财富。与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社会学”方法就是在受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有力影响下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坚持个别思想家所表达的，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某个集团或集体的观点，其著作表达外在的社会潮流，知识具有集体的性质，这是全部认识论的基本点。知识划分为不同的“思想风格”，它包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保守主义”各种思想，也就是说，知识及思想风格是与一定的集团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分析的任务，一是把思想产品同一定集团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外在的历史环境分析；二是对思想产品的本身的内在统一性及其基本推动力进行内在的分析。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所用的方法是一种全景式的社会学透视，他的《社会学思想名家》的每一章都包含了这样几个部分：学说、生平、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他把知识社会学的思路与洞见贯穿于全书，将之与学说的、传记的及背景的分析熔为一炉，形成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所说的那样：“《社会学思想名家》并不是那样一部社会学思想史：仿佛所有思想均来自孤立的头脑，与时代、地域、历史、社会和文化的限制与影响全不相干。可以肯定，科塞教授追溯了每种社会思想的主要形式的文化前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了它们后来的命运。除了对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之外，他还从社会学自身的角度对这些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他把每一位理论家的学说与其生活经历（既有社会方面又有心理方面）联系起来，与其事业的曲折成败联系起来，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联系起来。这样，无论是韦伯的思想、涂尔干的思想，还是库利的和帕累托的思想，在与他们各自的生平、经历、社会结构等具体背景联系起来的时候，科塞教授就扩大和加深了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理解，同时不受其假说和评价的迷惑。”(25)
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1920—1980）的“反省的社会学”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社会分析方法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反省的社会学”认为任何社会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中，都与政治和人有关，作为“人的种族”的成员，它们也有与其他成员同样的弱点、偏见和曲解。因此，社会学绝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它也“绝不单纯是逻辑和经验例证的产物，而是社会学家的全部社会存在的产物。社会学家缺乏自我认识，是经院社会学的基本弱点”。“反省的社会学”主张根据社会—文化框架来对当代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必须去了解那些占支配地位的学说，了解理论深层的假设，不论这些假设是明确提出的，还是暗含着的，或者是背景性的。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现代功能主义，就不难理解该理论保守一面的由来。随着现代福利国家和高度集权的工业系统的兴起，“社会学家直接具有了‘顾问、承包商和顾客接待人’的含义，而社会学则充塞着强调社会秩序重要性的各种理论”(26)。
吉登斯的“双重解释”方法可视为对社会学运用于社会学知识本身的一种反省。社会科学面对的并非一个有待解释（与观念无染）的社会世界，而是一个渗透着普通行动者的解释的实在，社会学的解释无非是对被（普通行动者）理解的现实的再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舒茨（Alfred Schutz，1899—1959）将社会学知识界定为二级建构，是关于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所作的建构的建构(27)。而这些二级的解释和建构不会停留在观念的形态，它们还会卷入对社会实在的构成过程，并最终作为新近的理解了的实在成为社会科学有待解释的对象，因此，在吉登斯看来更确切的说法应是交互解释(28)，其核心就是一句话：解释世界就是在建构世界。
我们择要讨论了几种研究社会思想的方法，贯穿了一个基本意图，这就是：社会思想史不但要承担起社会学的认识功能，而且要承担起社会学自我认识的功能。在扩展和加深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的认识时，我们必须同时发展和深化有关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知识，而这种反思的和批判的自觉正是所能要求于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者的最重要的方法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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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7—8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1年。
(2) 同上书，第12页。
(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17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1年。
(4) 参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
(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17页。
(6) 参郑昕：《康德学述》，第1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年；约翰·华特生在其广受赞誉的《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的序言中强调，只有通过康德才能从旧哲学转向新哲学。
(7) 斯温杰伍德（Alan Swingewood）：《社会学思想简史》，第34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88年。
(8) 参波林·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第1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9) 参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第9页，商务印书馆，北京，2001年。
(10) Jerzy Szacki：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9, p.xiii.
(11) 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
(12) 无论韦伯本人，还是后来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都将马克思视为社会学头等重要的传统之一。
(13) 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第2页。
(14) See Anthony Giddens：In Defence of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p.66.
(1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15页。
(16) See Herbert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9, Chapter 1.
(17) 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352—353页，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
(18) 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第4页。
(19) 参波林·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第8页。
(20) 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51—5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8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25) 参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默顿写的序言，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
(26) 转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339页。
(27) Alfred Schutz: Collected Papers, Vol. 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p.6.
(28)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第54页，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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