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和心理学

格雷戈尔·孟德尔与此同时，奥地利神父格雷戈尔·孟德尔，在他的奥古斯丁教派修道院里极有耐心地进行豌豆交叉授粉试验，对遗传是如何起作用的、杂交是怎样进行的，给出了一种解释。不像达尔文，孟德尔的发现发表于 1866 年，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直到 1900 年才被人重新发现并成为遗传学新理论的基础。孟德尔的思想预示了 20 世纪下半世纪及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在遗传科学研究和基因物质控制方面出现的令人惊异的重大突破。

人类学家开始研究人类所有分支在肉体上和文化上的特征。体质人类学家对好几个人“种”感到兴味十足，他们认为，它们当中有一些从达尔文学说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有利的”，那就是遗传优势和较高的生存价值。这一时代的某些欧洲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辩解道，白种人是最有能力的种族，他们当中又以北欧人，或者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秀。公众或多或少夸张了这类观念，结果是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有种族意识。在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者以科学的无私态度，全面地研究了原始社会和复杂社会所有的风俗习惯，有时他们好像是在讲授一种比较使人泄气的学说。从科学上来讲，仿佛没有什么文化或社会比别的文化或社会“更优越”，大家都是在适应这个环境，或者只不过是一个风俗习惯问题而已。关于其他的方面，正如人们所说，微妙的差别来自“精神方面”。其结果又是一种相对论或怀疑论——一种社会准则的否定，一种信条，即认为不管对与错，都是社会习俗、心理上的条件作用、纯粹的看法或观点问题。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我们正加以说明的，并不是科学历史本身，而是科学在当时对欧洲文明的影响。

人类学与宗教宗教方面也强烈地感到了人类学的冲击。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在他的多卷著作《金枝》中已然论证，基督教一些最神圣的惯例、仪式和思想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可以在大量前现代社会中找到的。此外，在巫术和宗教之间只有一条最模糊不清的界线。人类学，一如达尔文进化论，大大扰乱了传统的宗教信念。

心理学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彻底推翻了有关人类自由和理性本性的含义。它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由发展了各种新实验技术的德国心理学家威尔海姆·冯特在 19 世纪 70 年代开创。俄国人伊凡·巴甫洛夫进行了一系列有名的实验。他在实验中让一些狗在一个时期内养成把喂给它们的食物与铃声联系起来的习惯，从而造成狗在铃响时无意识地过量分泌唾液这样一种“条件反射”。巴甫洛夫的观察结果是重要的，它启示了动物——以及人——的大部分行为，能够在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就人来说，这些应该是条件反射：人由于环境和早年教育的缘故，已经养成自动作出某些反应的习惯，而他们作出这些反应并不是通过选择或是进行自觉的推理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刻划重塑了人类心理学的现代观念，不仅对心理疾病的医治，而且对艺术、文学和社会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然而，正如这张照片所展示的，“革命的”弗洛伊德博士也是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20 世纪初维也纳职业阶层——的典型成员。（Culver Pictures, Inc.）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所有进展里面最有意义的要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受其影响的那些人的工作。弗洛伊德是维也纳的一位内科医生，他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他相信，精神紊乱的某些形式，如歇斯底里，是可以追溯到病人一生中那些已经被遗忘的早期轶事的。在最初试用过各种技术以后（比如他很快就放弃了催眠术），他应用了自由联想，即自由回忆。倘若病人能在指导下把这些被压抑的经历带进自觉的回忆里，病症往往就会消失。

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就从这儿开始探索无意识在人类整个行为里所起的作用，他本人则强调性的驱策力。在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梦的解析》（1900 年）里，他强调要把梦当作了解无意识行为的钥匙。另外，他还把他的发现与宗教、战争、教育、艺术及文学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思想对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量弗洛伊德学说的词汇后来被吸收进日常用语和大众文化中去。由于揭示了人类行为中非自觉控制的广阔领域，心理分析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人类在本质上并不是完全有理性的生物。尽管弗洛伊德认同启蒙运动的科学传统，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关于明智的、自由的人是如何展现、如何解释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信仰并如何依之行动所作的假设，他的无意识理论还是表示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