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师友波普尔和拉卡托斯的批评

对师友波普尔和拉卡托斯的批评

（一）对波普尔的批评

作为波普尔的学生，费耶阿本德对老师的理论进行了无情地驳斥，甚至因为理论分歧拒绝了老师提供的助手职位。

费耶阿本德认为，波普尔仍然停留在实证主义哲学的框架之内，只不过是对实证主义的技术性修正。实证主义的证实或意义问题在波普尔这里转变成他所强调的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问题。这个问题波普尔用证伪原则加以解决，能够被证伪的就是科学，证伪度越高就越有科学价值。实证主义的归纳问题在波普尔这里转变成大胆猜想与严格检验相结合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费耶阿本德认为波普尔的理论完全不符合科学史的真实进程，甚至说：“波普尔重复了前人所说的东西，但是他的重复很糟糕而且没有对他的先驱进行历史透视。”^[16]

费耶阿本德否认波普尔关于理论始于问题的观点。他指出，实际的理论活动往往开始于某些不相关的活动甚至游戏。并且，从问题开始的主张没有考虑到问题本身就可能是一种错误，可能人们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发现这些问题可能根本就不是困扰，用不着解决。科学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伪问题”，比如地球的绝对速度问题、电子运动轨道的问题等，最终都被证明它们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纯属虚构，是不存在的，因而不可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费耶阿本德反对波普尔不准增设“特设性假说”的方法论原则。所谓特设性假设（假说）是指新理论与已知事实不相符的时候，抛开感觉材料和观察结论，运用假说的形式对矛盾做出猜想和解释，同时也就提出了一系列可以进行研究、验证的问题和预测，从而为新理论辩护，并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确定方向。波普尔反对特设性假设，认为抛弃了感觉观察的假设是一种倒退，是与科学方法论不相容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史上，特设性假说比比皆是，并且起着积极的作用，“它们给予新理论回旋的余地，并指示着未来研究的方向”^[17]。因此，特设性假说不仅不能取消，还要大力提倡。

费耶阿本德重点批判了波普尔的证伪原则。首先，科学史上科学家并不是因为新假说与已知事实不相符合就加以否定，事实和理论不是无关的，事实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理论的污染。事实与理论冲突时，常常不是理论的错误，而是事实的错误，或者是已知事实背后的理论与新假说之间存在冲突。因此，事实不能作为否定理论的根据。其次，不同的理论起源于不同的问题，在其讨论域中也包含着不同的问题，旧理论的核心问题在新理论中可能没有什么地位甚至被遗忘，新旧理论重复的部分往往很少。于是，用旧理论框架下的事实来判决新理论未免很片面，并且，费耶阿本德还对波普尔论证其证伪原则的科学史证据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证据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此，他总结道：“严格证伪原则即拉卡托斯所称的‘素朴证伪主义’，将取消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并且根本不允许它产生。”^[18]

总而言之，费耶阿本德对批判理性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观点都持相反的立场，认为它们都是与科学史史实相违背的理论，他指出：

总之，无论考察什么场合，无论考察什么例子，我们都看到，批判理性主义的原则（认真地看待证伪；增加内容；避免特设性假设；要“老实”——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如此等等），更不必说逻辑经验主义的原则（要精确；把你的理论建基于测量；避免含糊的不稳定的思想；如此等等）对过去的科学发展作了不恰当的说明，并且有可能阻碍了未来科学的发展。它们所以对科学做了不恰当的说明，是因为科学远比其方法论来得“邋遢”和“非理性”。它们所以有可能阻碍它，是因为如我们已看到的，使科学变得比较“理性”和比较精确的尝试必定会消灭科学。^[19]

（二）对拉卡托斯的批评

费耶阿本德与拉卡托斯私交甚深，《反对方法》一书原本是要与拉卡托斯合写的，由于后者早逝才让该书没有了拉卡托斯“赞成方法”的部分。总的来说，费耶阿本德对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评价很高，并把他引为同路人，称他的理论是“一种伪装的无政府主义”^[20]。

但在费耶阿本德眼中，拉卡托斯远比看上去的更为非理性，是无政府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论，退化的理论并不立刻退出科学舞台，还可能在下一个历史时期以新形式复兴，研究纲领对待与之相左的新理论很“宽容”，新理论不因与已知事实不符就被理性否定。这些观点被费耶阿本德看作拉卡托斯的理论的优点，并认为这实际是放弃研究纲领在所谓科学进步中的判决作用而主张多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21]对此，费耶阿本德评论道：“虽然拉卡托斯厌恶非理性和无政府主义，但根据他自己的标准，他用来排除非理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措施之只能是非理性的。这不会使他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非理性主义者，而是成为一个不幸以非理性而告终的理性主义者。”^[22]

尽管费耶阿本德对拉卡托斯评价甚高，但仍然对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了诸多批评。在理性主义问题上，费耶阿本德认为拉卡托斯“伪装的”理性主义（拉卡托斯肯定是不接受这个评价的）虽然是攻击理性主义的天才策略，但是这种伪装也给理性主义者以苟延残喘的机会，实际上起到了宣传理性主义的作用。在科学研究纲领方面，费耶阿本德反对拉卡托斯提出的所谓“基本价值判断”的观点。拉卡托斯认为在科学研究传统中、在学科发展中存在某些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被领域内的研究者所遵从。费耶阿本德认为，在实际科学史上，并没有始终如一的“基本价值判断”，研究传统的基本观点不断发生变化。由于学科不断分化，理论不断增生，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学派，不同学派学者的“基本价值判断”不同，不同学科学者的“基本价值判断”更不同。比如，玻尔学派与爱因斯坦学派看待量子理论的修正根本不同。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原理、方法不被挑战和废除，甚至每一个科学家都存在各自不同的判断。并且，“基本价值判断”是模糊的，只能给出不太充分、不太具体的根据和理由，不能作为具体的竞争理论比较的标准。实际上，上两个世纪中“基本价值判断”根本没有在实际科学评价中占统治地位。因此，拉卡托斯提出的“基本价值判断”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重建，为理性主义进行辩护，没有真正抛弃理性主张，因而与传统认识论者没有什么不同。

费耶阿本德反对拉卡托斯对科学史研究内外史的划分。大致地说，“内史”研究科学理论的演化历史，“外史”研究科学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变迁历史。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某个理论被认为是科学的、进步的，那么科学史上支持它的活动被确认为“内史”，而反对它的史实被认为不是以真理名义进行的，而是动用了社会学因素，因而被划为“外史”。“科学的、进步的”似乎是以理性为标准的，但按照这个标准，哥白尼学说应该不属于“内史”（据费耶阿本德的分析，哥白尼学说的成果恰恰是因其支持者伽利略采取了非理性的方法）。所以，内外史的划分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无法确定的，并且内外史划分“阻止了对科学变化的研究”^[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