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岁月历程

书院的岁月历程

第二节　书院的岁月历程

回望书院走过的近千年的岁月历程，不仅记载着它本身的辉煌业绩与曲折历程,而.且也折射着中国政坛的沉浮与经济状态。

一、宋代书院的两次兴盛

宋代书院第一次兴盛在北宋，尤其是北宋之初。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所载：“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50〕28）这里的“乡党之学”，指书院在内的私学。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也说：“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亦。而问其乡校，惟兖、颖二州有之，余无闻亦！”，（〔50〕29）从这里可以看到，宋初书院的教学成绩显著，而官学则寥寥无几，只有衮、颖二州有一些。而南宋这一偏安一隅的封建王朝，虽然国力不强，疆域也不大，但是由于它占据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江南水乡，加之优秀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着儒家文化的正统思想，不愿在金朝政权下苟活，因而南宋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者。而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具有思想独立、追求学问、完善人格的理想追求。而书院这一独特的教育教学形式，正好与之相契合，这是南宋书院兴盛的主要原因。当然，两宋的统治者出于调适知识分子与自己的关系，对书院也予以承认并给予相应的政治和经济的支持，这也是两宋书院两度兴盛的一个原因。当然，主要的动力因素，是书院本身的创新与活力。

1.宋初六大书院

宋初著名的六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睢阳）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

①白鹿洞书院

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末五代时为学者自建的读书讲学之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同意时任江州知府周述的奏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并派明起为洞主，改庐山国学为白鹿国庠。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重修白鹿国庠，并塑孔子及十弟子像。黄佑五年（1053年），礼部郎中孙琛建房十间，供弟子居住和读书，并接待各地来学士子，供给膳食，遂定名白鹿洞书院堂。自此，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活动名冠中国书院之首。

②岳麓书院

书院在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西岳麓山抱黄洞下。该地曾是唐五代士人隐居读书的地方。马燧曾在岳麓山左坪舆衍建道林精舍。精舍建书堂，因藏有沈传师、裴休的笔札和宋之问、杜甫的诗作，故称“四绝堂”。因有藏书供人研读，故后人称其为“道林书院”。该地也是佛教活动的圣地。道林精舍旁有一寺，也称道林。五代时重建寺院，书舍为寺院所吞。后有僧人购书割地建屋，奠定了书院的基础。宋初，开宝九年（976年），彭城人刘嶅倡议，由潭州知州朱洞与潭州通判孙逢吉率地方民众共成其事：建讲堂5间，斋舍52间，并建祭祀先师圣贤的祠宇，集聚一批图书。书院的教学日臻完善。据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称：自此数十年里“教化大洽，学者皆振振雅训，行艺修好，庶几乎古。“（〔50〕39）不久，热心书院的地方官去职，书院陷于荒圮。直到咸平元年（998年），李允则知潭州，次年着手修复书院，“敞门屋”，“揭书楼”，“辟水田”，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于书院，并修孔子庙堂，选派义行著称的周式任山长。到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书院扩充规模之后宋真宗便殿召见山长周式，面授国子监主簿，仍掌岳麓书院，且按旧名“赐额”。于是，书院名声大振，生徒达数百人之多。

③应天府（睢阳）书院

书院在河南商丘县西北隅。该书院是在私人家馆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出资300万钱，在戚同文旧学舍的地方重建学舍，建屋150间，聚书1500册，广集生徒，讲学其中。宋真宗诏令“以曹诚为府学教授”“令同文孙舜宾主书院之事”，并赐应天府书院额。太常博士王渎掌其教，职方员外郎张吉甫领其纲，应天府书院不仅获其名，且教学兴旺。名儒戚同文人称睢阳先生，故应天府书院也称睢阳书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改称南京，应天府书院也称南京书院。天圣五年（1027年），南京应天府留守晏殊聘范仲淹掌教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南京留守夏竦重修南京夫子庙，奏请改应天府书院为应天府学，拨田40亩，以供束脩、膏火、修缮、祭祀之用。应天府书院一度成了官学。

④嵩阳书院

书院在河南登封县嵩山南麓太室山下，原为道教太一宫旧址。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七月，赐“太室书院”额，并赐国子监印本“九经”。后再次赐书院“九经”及子、史等书。景祐二年（1035年）敕西京重修书院，赐额改称“嵩阳书院”。该书院宋初极受朝廷重视，加之山形地势独特，因此声名远播。嵩阳书院在宋初与理学关系密切，程颢、程颐曾多次到书院讲学。为纪念二程，书院建二程祠。

⑤石鼓书院

书院在湖南省衡阳北二里石鼓山回雁峰下。旧为道教寻真观。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士人李宽结庐读书其上。书院正式建于宋初。定名为石鼓书院。景祐二年，宋仁宗赐书院匾额及学田。诗人范成大游石鼓山曾作《衡山记》，其中有言：“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50〕46）

⑥茅山书院

书院在浙江江宁（今金坛县）三茅山后，也称金山书院。宋仁宗时（约1063年）处士侯遗所建。江宁府曾奏请于三茅斋粮庄田内拨田三顷，供书院赡用。范成大曾将其与徂徕、石鼓、岳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2.“宋初三先生”与安定、泰山、徂徕书院

“宋初三先生”，是指宋初三位学者，即胡瑗、孙复、石介，他们都与书院教学有极密切的关系。

①胡瑗与安定书院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江苏如皋）人。因世居安定（陕西安定），人称安定先生。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谈，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50〕49）后从事私人讲学，先后受聘任苏州、湖州州学教授。创“苏湖教法”，首创分斋教学制度，提倡通今博古、明体达用、以敦实学。胡瑗逝世后，在他讲过学的地方，书院多以安定命名。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弟子孙觉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在浙江湖州创办的安定书院。

②孙复与泰山书院

孙复（992年～1057年）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曾入范仲淹之门，任应天府（睢阳）书院学职。后居泰山，与胡瑗、石介一起苦读讲学。孙复于泰山之阳筑室曰信道堂，聚徒讲学。后信道堂并入岱庙，学舍北迁，重整院落，扩建厅堂，石介称此堂为泰山书院，规模空前。

③石介与徂徕书院。

石介（1005年～1045年）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幼年笃志好学，清苦守志，自强不息，名闻乡里。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登进士第，与欧阳修、蔡襄等同科。先后任职郓州、商丘等地。父丧归故里居徂徕山下，以《易》援徙于家中。曾请孙复来山东讲学，率弟子共师事之。徂徕山下石介读书讲学之处，称徂徕书院，范成大称其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

3.宋初三所家族式书院

陈氏东佳书堂，胡氏华林书堂和洪氏雷塘书堂，史称宋初江南东西两路的三大书院。

①陈氏东佳书堂

也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为江州陈氏家族所建。江州即浔阳，今江西九江市。陈氏自唐僖宗时起至宋初，一直守护着家族所建书堂，不仅本族子孙在书堂读书学习，也供四方学子在此求学读书。《陈氏家法三十三条》中记曰：“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明代文德翼《求是堂集》载：藏书、帖“号天下第一”（〔50〕51～52）可见，陈氏东佳书堂的教学藏书极具规模。

②胡氏华林书堂

也称华林书斋、华林书院。书院在江西省奉新县西南郊华林山。据北宋学者徐铉在《华林胡氏书院记》中称：“华林山阳，玄秀峰下，建书堂焉，筑室百间，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学者常百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50〕52）宋真宗曾写诗称赞华林书堂：“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当然，此诗看到的是胡氏书堂中做官人数众多的功业，而真正的价值则在于书院中数以千计的学习者及他们的成就。

③洪氏雷湖书院

也称雷塘书院、雷湖书堂。是洪文抚在江西省安义县洪氏家族所居处雷湖北创建的家族式书院。该书院曾受宋太宗“义居人”书额的赏赐，同时朝廷还给予资助。书院不仅供本族子弟学习，且吸引四方学者到彼求学读书。该书院延续时间较长。直到南宋时，朱熹知南康军，还曾公开察访过。

4.朱熹自创书院

朱熹（1130年～1200年）祖籍安徽徽州（今属江苏婺源县）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

南宋书院的勃兴发轫于朱熹于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复兴岳麓书院。之后，各地争相效法，纷纷复兴旧有书院或新建书院，一时成鼎盛之势。南宋书院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南宋理宗（1225年～1264年）时代，这四十年里，建书院近300所。南宋书院主要分布在江南，且建筑规模都比北宋时期宏大，同时藏书也丰富得多。尤其是开始了书院自己编辑修订刊印图书的工作。另外，书院的组织与规章制度，也日渐完备。

朱熹不仅复兴了历史悠久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等，还亲自创建了一批有影响的书院。其中最著名者有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用以传播闽学，即考亭学派的学术思想，培养闽学弟子。

①寒泉精舍

在闽北建阳县城西20余里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名为“寒泉坞”。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母亲祝氏病故，葬于此。朱熹返里守墓，在墓旁筑室，匾额为“寒泉精舍”。朱熹在精舍边著述，边讲学，交友切磋学问，前后达8年之久。朱熹的首批门徒就是在此从其问学求教的，如高徒黄榦等等。朱熹的一批重要学术著作也是完成于此的。它们是《家礼》《论孟精义》《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太极图解》《通书解》《程式外传》《伊洛渊源录》等等，还与吕祖谦合作，撰成《近思录》。寒泉精舍时与云谷精舍并称，时有称为云谷书院者。

②武夷精舍

在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武夷山的五曲大隐屏峰下。朱熹幼年丧父后，曾随母亲定居崇安五夫里，从学于刘子羽、刘勉之、刘子翚和胡宪。武夷山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对朱熹的学问增进与精神磨砺有很大的作用。因此，他十分留恋武夷山。在他任职同安县主簿归来奉祠家居的十几年中，便在武夷山建家山堂，潜心著述和讲学。武夷精舍始建于南宋孝宗淳熙九年，朱熹迁台州主管崇道观时，在武夷山大隐屏峰下选址建精舍。精舍面溪背山，占地三亩许，在隐屏下两麓相抱之中有屋室三间，名为“仁智堂”，堂之左右各一室，左谓“隐求室”，右谓“止宿寮”。山麓外有一山坞，以石累为“石门坞”，坞内为生徒群居之所，称“观善斋”，外有墙门，悬匾额“武夷精舍”。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诗序》中说：“堂成而始未居之，四方之友来者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久留也。”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著述六七年之久，完成了又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易学启蒙》《小学》《中庸或问》《中庸章句》等等。朱熹去世后，其子朱在、孙朱鉴相继“葺而广之”。后几次扩建，使之规模扩大并更名为书院，加之宋理宗赐匾额，遂成南宋著名书院，吸引更多的人建书院于武夷山，武夷山也成理学名山，有“道南理窟”之誉。

③竹林精舍

朱熹曾于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为完父亲朱松“爱其山水清邃，欲卜居未果”的心愿，在原考亭买旧屋，重加修缮，构筑新居，室旁建一藏书楼。考亭者，相传五代南唐时黄子棱所筑，以望其父（考）墓，因名望考亭，简称考亭。朱熹亦喜欢此地的自然人文环境。不久，他离任归里，在藏书楼之东建竹林精舍。竹林精舍是朱熹晚年聚徒讲学的场所，其门徒与学者多聚此论讲交流。《朱子年谱》称：“先生晚归，学者甚众，至是精舍落成。”（〔50〕97）朱熹沿用白鹿洞书院揭示，规范书院学风习俗。朱熹去世后，淳祐四年（1244年）理宗赐额，改名为考亭书院。

5.朱门弟子与南宋书院

朱熹一生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上。而这两者，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门人与弟子，或是耳提面命的亲传，或是学术思想的承继，其中一些佼佼者，大都仿效着朱熹淡泊功名、轻看利禄、倾心教育的典范，尽全力创建书院，传播思想、栽培人才。在南宋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朱门弟子与书院身影，随处可见。

①黄榦与书院

黄榦是朱熹的首批弟子中的一员，他追随朱熹20多年，“闻其言语，观其举指”，是获朱熹思想真谛与教学真髓且有创新的知识者之一。朱熹健在时，黄榦就自创书院，传播朱学，并请恩师亲临书院指导。如在今福建建阳崇奉里建的潭溪精舍，朱熹就多次到此给予指导，并为草堂题名为“潭溪精舍”。黄榦一生还建过多所书院，这些书院都在闽赣地区。如在建阳城内建的龟峰精舍，后改名为环峰精舍，黄榦在此讲学著述多年。其子曾对此书院进行过修整扩建。这也是承受父业使书院继续发展的原因。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理宗曾赐环峰书院额，并诏立祭田。还有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黄榦知临川县时，捐俸与李壁同建莪峰书院。该书院在州临川城（今抚州市）内。黄榦亲自讲学于书院中，传播朱学，培养才俊。

②蔡氏父子与书院

蔡元定，今福建建阳人，以学问著称，人称西山先生。自幼受理学陶冶，对朱熹很崇敬，前往求教，朱熹以友人相待。朱熹在闽北建阳县城西20余里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曾建寒泉精舍，而蔡元定则在崇奉里距寒泉精舍不远的西山建精舍，两精舍遥相对峙，相距不远，往来论讲探究甚为方便。朱、蔡两位学者，分别在精舍建灯台，晚上悬灯相望，灯明无事，灯灭则有疑，约次日相聚研讨切磋，两人常对塌讲论探讨诸经内涵深意，每至夜半。四方求学之士来从朱熹问学者，往往先从蔡元定质正。两位学者彼此敬仰，相互借鉴吸纳，不仅增加学识，也促进两座书院的整体教学。朱熹在《宋元学案·西山蔡氏学案》中就称蔡元定：“处家，以孝悌忠信仪刑子孙。而其教人也，以性与天道为先。自本而末，自源而流，闻者莫不兴起”。（〔50〕99）蔡元定之子蔡渊、蔡沅、蔡沈，都是朱熹的学生。蔡元定逝世后，其子继父业，长子蔡渊主西山精舍，使该书院仍有昔日的繁荣景象。南宋宝祐三年（1255年），理宗御书“西山”二字，又赠庐峰书院额。

③饶州朱门弟子与书院

饶州即今江西鄱江、信江两流域。朱熹在这一带弟子众多，继其志建书院讲学者也有不少。著名者有金去伪，在饶州鄱阳县建鄱江书院，不就官，不著书，专心致志于书院的教学。还有程端蒙，在饶州德兴县建蒙斋书院，在教学中探究学问，著有《性理学训》一书，深受朱熹赞赏。另有董铢，讲学于建盘涧书院，一边讲学一边研究学问，著有《性理注解》一书。程端蒙与董铢合订《学则》，对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予以具体化。朱熹对《学则》十分肯定，并作跋推广。该《学则》不仅应用于程、董讲学的书院中，而且为后世的教育教学有深远的影响，书院大多采用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和《程董二先生学则》，用以规范书院中的教学秩序。

④陈文蔚与书院

陈文蔚经同乡余大雅引见，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前往闽北建阳县朱熹亲自创建的寒泉精舍，师从朱熹攻读研修，学问大增，深受朱熹赏识。陈文蔚仿效朱熹，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饶州州学、信州州学、袁州州学、丰城尤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景德镇双溪书院、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讲学。他在双溪书院讲学时，订有《双溪书院揭示》，仿《白鹿洞书院揭示》并进一步具体化，对双溪书院的教学极有作用。另外，他在居家讲学处，号“克斋”，并订有“克斋揭示”，提出了简明扼要的学习研读规则。他公开宣称教学读书的目的是“立身之大节，修为之次第。”（〔50〕104）

6.陆九渊、吕祖谦、胡安国与书院

南宋书院的兴盛，与理学诸多派别的争鸣论辩、借鉴、吸纳有极大关系。这些派别，创建书院，以书院为阵地，聚徒讲学，借以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借鉴吸纳他学派的优长，从而达到学术思想与书院发展的相互促进。

①陆九渊和象山学派与书院

陆九渊（1139年～1193年）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字子静，号存斋。

其一，陆九渊自创学派与书院。陆九渊从小随其兄读书，其兄、弟中九韶、九龄均有相当高的学术造诣，时称“三陆子之学”。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著有《象山先生全集》，创立象山学派。34岁举进士后，41岁才任建宁崇安县主簿，后在国子学主讲《春秋》。不久归故里，在今江西贵溪县西南应天山建象山精舍讲学。陆九渊建书院讲学与朱熹建书院讲学有不同的原则目的。象山精舍，不先建斋舍，不提供饮食，不立学规，根据学生兴趣，不拘一格地进行教学。“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1〕187）即做个“天理纯全，仁、义、礼、智俱全的人。”（〔100〕373）象山精舍或称象山书院，是南宋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

其二，江西陆门弟子与书院。陆九渊的弟子和象山学派传人很多，其中建书院讲学者不少，在江西形成陆学研究传播的中心。著名者有傅梦泉、邹斌、晁百淡、董德修、吴绍古等等。傅梦泉，是陆九渊的得意弟子。他登进士第后，教授澧州、衡州的州学，曾修石鼓书院，主讲其中，从学学生人数较多。知宁都，在市南的曾潭讲堂讲学，从学者甚众。朱熹、张都曾与他有过学术的交流切磋，彼此敬佩。邹斌，初从学于陆九渊弟子李德章，后从陆九渊学习。所居号南堂，藏书万卷，弟子甚众。晁百淡，从学陆九渊，南宋理宗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授吉州教授，曾到白鹿洞拜谒。虽然家无余财，但聚徒讲学不断，在临川铜鼓山建碧润书院。董德修、吴绍古，均是陆九渊学生和门人，他们均在其居处建书院，一为心斋书院，一为濯缨斋。

其三，浙东陆门弟子与书院。陆九渊在槐堂、象山讲学先后数十年，弟子数千，而浙东影响超过江西陆学门人。著名者有明州慈溪杨简、鄞县袁燮、奉化舒璘和定海沈焕。因甬江流经浙东，故号称甬上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四明四先生。杨简曾筑室于慈溪德闰湖畔，更名慈湖，聚徒讲学，后人建慈湖书院以为纪念。杨简被誉为陆氏之功臣。“自象山既殁之后，而自得自学始兴于慈湖，其初虽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独见，开明人心，大功于后学。”（〔50〕111）袁燮，号絜斋，曾受陆九龄教诲，与同里杨简、舒璘、沈焕同聚，朝夕切磋，精进研习。曾学于吕祖谦，后归宿于象山门下。居家讲学建城南书院，又称絜斋书院，曾与杨简、舒璘、沈焕联讲会，四方请益之士众多。嘉定初，全力支持同门友人丰有俊创建东湖书院。舒璘，曾问学于朱熹、吕祖谦、张栻，最后受业于陆九渊。长期任徽州教授。被誉为“天下第一教官”，其居家讲学的书堂称广平书院。王应麟在《广平书院记》中称舒璘“之学始于张而成于陆，考德问业于朱、吕。心融神会，精智力践，其躬行有尚絅之实，其诲人有时雨之泽，沈（焕）、杨（简）、袁（燮）三先生道同志合，化东海之滨为洙泗，位不配德，而教行于乡，声闻于天下。”（〔50〕114）这段话中，把浙东甬上四先生的学术造诣与在书院中的教学活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洙泗”者，原指山东的两条水流，古时曾在山东泗水县北合流西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两水之间，是孔子聚徒讲学之处。后世便以洙泗代称鲁国文化与孔子的“教泽”。此处讲化东海之滨为洙泗，比喻甬上四先生在浙东聚徒讲学、创办书院，传播象学，使东海之滨的教学状态达到了孔子教化的程度。沈焕，在太学读书时，与杨简、袁燮、舒璘为好友，同师事于陆九龄。在乡里与史浩友善，史浩在月竹湖为之建讲舍，称沈端善讲舍，或竹州书院。沈焕与杨简、袁燮会讲年余。居家讲学的地方建南山书院。（〔50〕114）

②吕祖谦和婺学书院

吕祖谦（1137年～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治今浙江金华）人。是金华学派即婺学学派创始人与主要代表。吕祖谦的学术思想是兼容各家，博采众长。吕祖谦27岁时进士及第，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参加重修《徽宗实录》，编撰《皇朝文鉴》。30岁时其母亲病逝，护丧返里，在浙江省武义（今县驻壶山镇）明招山建庐守墓，讲学读书。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父亡再次归故，仍在明招山聚徒讲学。讲学之所，称“丽泽”，人们便以丽泽书院相称。丽泽书院教学独特，学术突出，学者甚众，影响久远。该书院与当时南宋朱熹复兴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创立的象山书院、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并立为四大著名书院。吕祖谦十分重视书院的组织，从制度建设入手，予以加强。他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九月为丽泽书院所订规约，比朱熹亲订《白鹿洞书院揭示》（1180年）还早12年。该规约对治学育人、处事应对、讲学切磋等无不有明确要求。“凡预此集者，闻善相告，闻过相警，患难相恤。……讲会之客，端而肃；群居之客，和而庄。”（〔50〕118）

③胡安国父子和湖湘学派与书院

胡安国（1074年～1138年）字康侯，号文定，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北宋哲宗绍圣年间进士，撰《春秋传》30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等。他与儿子胡宏创湖湘学派，至南宋中期，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学术派别，与朱熹的闽学学派（或称考亭学派）、陆九渊的象山学派、吕祖谦的婺学学派并立为南宋四大学派。湖湘学派重要人物是胡安国、胡宏和张栻。碧泉书院是胡氏父子于南宋建炎（1128年～1130年）间，避战乱离荆门抵湖南，至湘潭西南衡岳一带，见此地景色优美，“苍染群木之下，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碧泉’。登山四顾，乃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盖太古夷荒未辟之墟”。（〔50〕122）于是与同行弟子一起动手，建书堂一座，授徒讲学，研究学问。胡安国逝世后，其次子胡宏继其业，在初创书堂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修建而成一座较大规模的碧泉书院。胡宏写的《碧泉书院上梁文》中，不仅正式称书堂为书院，而且提出了办书院的宗旨：“期圣奥以繙经，立壮图而观史，由源逢委，自叶穷根，明治乱之所由。”自此，碧泉书院声名远播，“远邦朋至，近地风从”，一派教学繁荣景象。胡氏父子还创建文定书堂和道山书院（也称云峰书院）。文定书堂，以胡安国号命名。该书堂距碧泉书院并不十分遥远，据胡宏《文定书堂上梁文》，“由湘潭碧泉徙南岳紫云峰下筑室居之”。该书院与碧泉书院，相辅相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道山书院，是胡宏在南宋高宗绍兴中期（约公元1146年）建于湖南省长沙市西北、湘江支流沩水流域的宁乡道山之阳的一座书院，也称云峰书院。著名学者张栻此时就学于胡宏门下，并共同主持道山书院。

④张栻与岳麓书院

张栻（1133年～1180年）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也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迁于衡阳，曾任礼部侍郎兼侍讲，官至右文殿修撰。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力主抗金，指斥时弊。著作有《论语解》《孟子说》《南轩集》。张栻从学于胡宏碧泉书院，后继学于道山书院并与胡宏同主道山书院。学成归长沙后，便着手自创书院讲学。于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主持并讲学于岳麓书院，达七年之久。张栻在教学过程中，继承前人和他人经验，创立了“讲会”的教学形式，提倡师生论辩，质疑问难，重视躬行践履，要求学生自学思考为主，教师予以精心指导点拨。朱熹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自福建武夷山到湖南长沙，在岳麓书院与张栻共同讨论《中庸》之义，这就是著名的朱张会讲。两位学者在岳麓书院切磋讨论探讨学问长达两个多月，专注倾心达入迷状态，竟至“三日夜而不能合”。会讲中，意见分歧很大，双方都不放弃己见，然而双方又都彼此尊重并虚心学习，使聆听讲学的学生不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而且从中领略做学问的至要与师长的人格魅力。朱熹在赠别诗中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张栻也有同感：“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这次会讲，“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50〕126）

二、元、明、清书院的起落消长

元、明、清三代，是书院近千年沧桑岁月中占三分之二时间的历程。由于元与清，都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这些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兵马刀枪武力的征战，他们战胜了汉族统治者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但是要想长期稳定地统治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的整个中国，单靠武力是不行的，还须思想文化引领下的经济、道德、教育、宗教等等诸多缺一不可的上层建筑。元世祖忽必烈说的话很具代表性：“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50〕131）因此，鼓励知识分子兴儒学建书院，便是元、清两代长期的“文治”政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书院教育教学形式，政府既少花钱，而知识分子们又有一些自由与创造性，对整体文化传统的保持与传承极为有利。因此，统治者们大都予以鼓励、支持书院教育。如清乾隆元年（1736年）谕：“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于学校所不及。”（〔50〕181）但是，头脑糊涂、目光短见的统治者也层出不穷，不仅有少数民族皇帝，也有汉族天子。他们视知识分子的一些自由与创造性为洪水猛兽，书院便是洪水猛兽，因而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更有甚者，设文字狱，毁天下书院，无所不用其极。如明代三次毁书院，清代数次大兴文字狱。元、明、清三代，书院也曾有过短期的辉煌，同时也数次遭殃。但是书院这一事物，在半个多世纪里，仍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展示着它高傲的身姿与巨大的活力。

1.元代书院的卓绝风姿

①赵复与元代首创太极书院

赵复是宋元之际的著名理学耆儒，德安（今湖北安陆）人，字仁甫，世称江汉先生。元军攻德安时被俘，元军倍加优待，请他北上燕京传授程朱理学，并在燕京（今北京）专为之建太极书院，供其讲学。赵复一边讲学一边著述以其学传授弟子，先后著有《传道图》《伊洛发挥》《希贤录》等等。赵复的弟子郝经在《太极书院记》中说：“乃于燕都筑室，贮江淮书，立周子（敦颐），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50〕143）伊洛之学，指宋代著名的学者程颢和程颐，就学于周敦颐而又有所创新，从而建立起完整的理学体系。因程颐居临伊川，伊水是洛河的支流，而洛河横贯洛阳。二程在伊洛地区讲学传道数十年，伊洛地区是二程理学的发祥地，世称二程理学为伊洛之学。太极书院是元朝设立的第一个书院，又有着像赵复这样的学问家讲学其中，因而对全国书院及其教学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另外，加之元代政府的支持鼓励，如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明文规定，“凡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书院。”（〔1〕169）元代建国仅仅91年，新建书院143所，兴复原有书院65所，改建书院19所，加之宋代原有书院600余所，元一代有书院近千所，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中就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禀饩以养之，几遍天下。”（〔50〕137）

②程端礼与书院及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程端礼（1271年～1345年），字敬书，浙江鄞县人，他活了74岁，他去世后23年元王朝灭亡。程端礼一生从事教育教学，尤其注重书院教学。他先后任稼轩书院和江东书院山长以及衡州路儒学教授，并在讲学之余，编订家塾读书计划即《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是一份总结宋元以来书院教学经验，尤其是朱熹书院教学管理与教学实践的完整的教学指导纲领。这份纲领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全录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是为书院教学纲领。第二部分按照朱熹读书法规定教学读书程序并加以解说。第三部分详细陈列分年读书计划。这一读书计划，是兼顾人童幼年至青年不同年龄的生理状况与知识结构由浅入深的特点，予以制定安排的。第四部分是程端礼自撰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100〕750）这一讲义，进一步集中阐发了程朱的为学之道和治学方法，概括出朱熹读书法的精要。它们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静持志。他说：“惟景庐（即书院）初建，端礼荒陋匪材，夫岂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与同志讲之，期相与确守焉，以求共学之意，使他日义景仁熟，贤材辈出，则朱子之训不为虚语，精庐不为虚设，顾不美欤！”（〔50〕145）程端礼总结概括书院教学与管理的这一纲领，对其他私学乃至官学，都有指导借鉴意义。元代曾由政府颁行各学校，明初，士人读书大抵以此为参照。

③吴澄与南方书院

吴澄是元代南方理学的主要代表与学者，与北方赵复的弟子许衡齐名，人称“南吴北许”。吴澄对书院的教学十分热爱，他长期以“草庐”为名从事教学，不仅在家乡，还多次应邀到外地书院讲学。如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曾到获赐额江东书院的王氏义塾讲学并订义塾规则，延祐五年（1318年）讲学于永丰武城书院，次年又讲学于江州濂溪书院。吴澄的弟子众多，其中不少人也效其讲学于书院的行为，或自创书院讲学其中，或游学会讲于他人书院。江南书院及其教学的再次兴盛，与吴澄及其弟子的不懈努力分不开。如吴澄最得意的弟子虞集，自15岁至25岁，随吴澄游学10年。离师后，他自己自号书屋为“邰庵”，授徒讲学研修探索不断，晚年讲学于江西崇仁山中仍以“邰庵”为名。闻名从学的士子日众，书院房舍不能容纳，弟子们便与虞集共同扩建规模，成邰庵书院。虞集不仅在书院讲学不断，而且对书院教学有理论创见，他先后撰写了书院及相关的文章10多篇，给后世留下了研究书院的宝贵资料与视界借鉴。

2.明代书院的大起大落

明代历时276年之久。在这276年里，书院沉寂到焕然一新，又在这焕然一新的高潮中，竟然祸起萧墙，官府四次毁书院。然而，在这灭顶之灾的毁坏之后，书院仍然以它旺盛的生命力绽放着傲人的风姿。

①书院近百年的沉寂

明建国后，经过百年的休养生息，采取了提高待遇增加名额等各种办法，促使官学与科举迅速发展。《明史·选举志》：“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数，教养之法备矣。……盖无地不设学校，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问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50〕155）正是由于官学与科举的兴盛，造成书院的沉寂。这期间，不少书院被并入地方官学或社学，剩下不多的书院，也仅作祭祠之所。

②王守仁与书院及其讲会制度

王守仁（1472年～1528年）字佰安，别号姚江，因筑室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28岁举进士，任刑部、兵部主事，因遭宦官刘瑾等人排挤，贬谪至贵州龙场任驿丞。在此任上，王阳明潜心学术并大力倡办书院聚徒讲学。先后创建贵州龙岗书院，主讲贵阳书院，修复濂溪书院，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讲学。从34岁开始，前后讲学达25年之久。他创龙岗书院后，就颁《教条》警示学生：“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倡导并实践讲会制度。在他及其弟子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形成了明中叶以来书院教学的新特点。

王守仁倡导的讲会制度，由于他的弟子、门徒与再传弟子众多，而且有一部分不仅得其真传而且也热心书院与讲会，因此使书院与讲会在明中叶与后期得以发展壮大。如学者徐阶（1503年～1583年），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受业于王门弟子聂双江。他曾与严嵩同朝为官并于嘉庆四十一年（1562年）代严为首辅，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在他的提倡与支持下，不仅讲会得以发展，书院数量也有增加。《明史·王守仁传》载：“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披，倾动朝野。”（〔50〕158）有人统计，明代共建书院1600所，而明前140年里，所建书院仅占总数的30%，仅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之后不到140年的时间里所建书院占总数的70%。

③湛若水与书院和明政府四次毁书院

湛若水（1466年～1560年）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属广东）人，弘治进士。曾任编修、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官至南京礼、史、兵三部尚书。他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志笃而力勤”的教育家，55年间无一日不授徒讲学，“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陈白沙，湛若水之师），从游者殆遍天下”。（〔50〕158）湛若水与王明仁同时讲学，各立门户。著作有《湛甘泉集》。湛若水在书院讲学时有创新之思，常作深刻之讲。他在《心性图说》中说：“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此说不仅与墨守成规的儒学不同，也有别于王明仁的“心学”，湛若水说：“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45〕中2532）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即明建国169年，终于引来了朝廷第一次下令毁书院的厄运，湛若水及其书院首当其中，同遭厄运的还有王守仁及其书院。第一次毁书院之后，紧接着第二年第二次毁全国书院。这次禁毁书院的矛头指向了全国各类书院。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当时书院的声望甚高，人心所向，尽管朝廷连续两次下令禁毁书院，但不少书院仍然保存完好并继续着讲会与教学。

明代第三次禁毁书院是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距前两次毁书院四十二三年。时张居正（1525年～1582年）入阁任首辅，他对书院讲学特别反感，《野荻编》载：“张居正最恨讲学，言之切齿。”他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书》中说：“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1〕208）张居正讲的这些，从他当首辅的角度看，无疑是书院遭毁的原因。然而现在来看，正是书院提倡创新、培育人格的特长。这次毁书院，较之前两次毁书院的遭遇更为悲惨。有史可查的正定府崇正书院、青州府松林书院、成都府大益书院、太原府三立书院、五山县怀玉书院、武进县龙城书院等均被毁禁。但是，尽管张居正采取了较严厉的措施，不少书院仍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改换书院名号便是一法，如安福县复古书院，易名为“三贤祠”，贵溪县象山书院易名为“象山祠”。张居正死后，书院便陆续复兴了。

明代第四次毁书院，是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这一年距明王朝灭亡只有18年。当时，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政治极度腐败。在朝臣工与士大夫均不满意。而当时的书院以徽州、江右、关中、无锡四处最盛，其中无锡的东林书院更为著名。兴盛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东林书院由知名学者顾宪成所复建，并有高攀龙等学者讲学其中，而且建立了书院的规章。二是东林书院讲学研习，不仅重视思考探究，破旧立新，而且与当前的形势紧密结合，“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使书院学风具有活力。慕名到东林书院听讲学习的人一日多似一日。《明史·顾宪成传》说：“当时是，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也多。”（〔50〕172）终于，在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便罗织东林党人反朝廷罪名，视天下书院均是东林同党，一律严令禁毁。同时，杀害弹劾魏的大臣杨涟、左光斗等，高攀龙在被追捕时投水自杀。直至崇贞即位，魏忠贤畏罪自杀，书院才被停止禁毁。

3.清代书院的晚霞夕照

清王朝自1644年立国至辛亥革命爆发结束其封建统治，共计267年。在这267年中，欧洲资产阶级从兴起到独掌大权，教育教学功不可没。然而清王朝在其闭关锁国晕乎乎做着东方封建帝国的美梦里，就有着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的蒙太奇。而历时已达700多年的书院，便被纳入了科举蒙太奇的剪辑组织中，被扭曲了身子，又被推上了最后的晚餐桌。但是，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历练着书院的内功，排演了其晚霞夕照的金鸡独立雄姿。

①清对书院采取限制、鼓励和改造的政策

清王朝从入主中原至嘉庆之初的150年里，前四位皇帝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理解，他们自己也是饱学之士。尽管他们做了一些糊涂事，但整体上看仍不失为有头脑的统治者。对书院所采取的政策，好坏参半。限制、鼓励、改造和利用，书院从秀山俊水的野外，走进了大都市。随着嘉庆皇帝上台以及他之后几个皇帝，文化底蕴减退，加之封建制度整体性的故步自封状态的加深，书院被统治阶级挤压干了最后的膏血。

限制。清立国之初，政府对书院就采取了限制的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1〕210）统治者把书院看成是“群聚徒党”的场所，讲会教学是“空谈废业”的活动，把书院学生当成“游食无行之徒”，这显然是对书院的歪曲。直到清立国80多年之后，雍正皇帝还说：“至于设立书院，择一人为师，如肄者少，则教泽所及不广；如肄业者多，其中贤否混淆，智愚杂处，而流弊将至于藏垢内污，如释道之聚处寺庙矣。”（〔1〕210）他用这样的借口拒绝不少大臣提出扶植书院的奏议。朝廷的限制，也是压制，书院只能在压力中艰难地前进。

鼓励。但是，清王朝并不是一味地限制乃至压制书院，而是限制中有鼓励，压制中有支持，不仅是有识之康熙是这样，顺治和雍正也在这样做。如顺治十四年（1657年），根据抚臣袁廓宇的请求，修复了衡阳石鼓书院。到雍正十一年，皇帝的调子也变了：“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钓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利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1〕210）而鼓励支持尤甚者则是康熙皇帝。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手书“学达性天”匾额赐给朱熹当年所建武夷五曲书院、婺源华阳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康熙二十年（1690年）手书“大儒世泽”匾与“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传”的对联，赐给福建考亭书院。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手书“学宗洙泗”匾额赐苏州紫阳书院。在此鼓励支持政策的作用下，康熙年间书院又兴盛起来。以江苏为例，康熙元年（1662年）建扬州安定书院，康熙四年（1665年）建常熟养贤书院，康熙十年（1671年）建常州延陵书院，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建睢宁桂林书院。清初黄宗羲、颜元两位著名学者与书院的讲学活动就在此种形式中获得显著成绩的。

改造利用。政府采取了三种措施对书院进行改造，使书院成为服务于科举的官学。一是政府出钱修复扩建书院掌握书院的财权，从而控制书院；二是政府委派政府官员兼任书院山长或听政府调遣的人任山长，从而领导管理书院；三是凡入书院学习的学生，要经地方政府筛选录用，从而把书院学生的选拔权也掌握了。这样，清代之初乃至整个清王朝，书院数量虽多，但基本是朝廷掌握控制的为科举服务的官学性质的书院。

②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州，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浙江余姚人。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被魏忠贤陷害。黄宗羲青年时代继承父志，成为复社领袖。一生著述很多，有《宋元学案》《名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三十八种，八百多卷。清王朝建立后屡次征召黄宗羲，终不出仕，坚持书院讲学与著述。他创建的书院著名的有甬上证人书院。甬上，指宁波为中心的浙东一带。证人书院原为证人讲社，又称甬上讲经会、甬上五经会。甬上证人书院不设固定的院址和讲堂。多借僧寺、祠堂，或学生家中讲习。甬上讲会是一个流动的讲学团体、学术团体。黄宗羲在甬上证人讲学，强调穷经、读史、经世，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发挥、不唯司讲者从，不专主一家之说，而要“参伍而观”，“积思自悟”。力改明中后期的“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学风。甬上证人书院不仅重视以语文为基础的经史、文学的学习探究，而且也重视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的传授学习。

③颜元和漳南书院

颜元（1635年～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初思想家、教育家，博野（今属河北省）人。他的著作有《四书正误》《四存篇》《习斋记余》等等。二十四岁开始设塾授徒直至终生。他在漳南书院讲学时，第一天便讲读了精心准备的《习斋教条》，提出“昔周公、孔子，专以艺学教人。近世士子惟业八股，殊失学教本旨。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土、火、工、虞。予虽未能，原共学焉。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只在二七日习八股举业。（〔50〕187）这既是一个教学计划与培养目标，又是一个有某些现代学校分科的萌芽设想。而在他为漳南书院制定的远景规划中，更有一种对人有启发意义的近代教育的早期蓝图。颜元强调的是实文、实行、实学、实用，因而要建立习行、习动的学风。

④姚鼐与官方书院

姚鼐（1732年～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榖，室名惜抱轩，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官刑部郎中。参加《四库全书》的修编。中年辞官，专心讲学著述。他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四十余年。在担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并讲学的16年里，以古文文法教弟子，著名弟子有管同、梅曾亮、东方树、刘开、姚莹等等，而听讲从学的弟子更多，使桐城派的影响扩大到大江南北，他本人也成为继方苞、刘大櫆之后的桐城领袖。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缺一不可”。他强调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101〕417）这也是姚鼐提倡的为文八要素。另有《惜抱轩文集》。

⑤阮元和诂经精舍、学海堂

阮元（1764年～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是清代考据学派的代表。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年间发展到高峰，故又称乾嘉学派。该派的学术宗旨是“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以六经为根底，以古籍字音训求义理，也称汉学或朴学。阮元先后在嘉庆五年（1800年）任浙江巡抚时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创立书院，名为“诂经精舍”，在道光元年（1812年）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上建“学海堂”，“选高才生读书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阮元在书院中讲学授课，内容以经史为主，小学、天部、地理、算法等兼顾。讲学学习方法有不少创新。首先，强调师生共同研究学问，“各用所长，协力启导”，以免门户派别之偏见。其次，教学以学生自学与独立探研为主，辅以共同讲论辩难解疑，求同存异，“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再次，注重培养学生虚心、务实的学风。阮元不仅重视书院教学，而且组织学者从事编辑刊印书籍。他自己主编《经籍纂古》，校刻《十三经注疏》，刻《黄清经解》等等。

清后期百年里，不仅科举腐败，书院也日益衰落，师资猥杂，生徒“往往专力膏火奖赏而来”，“动辄计较锱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50〕193）而阮元依然坚持固守书院的本源与宗旨，实在难能可贵！也许，这是中国古代书院行将结束其历史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