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岁月中的艰难探索

第四节　动荡岁月中的艰难探索

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刚刚开始步入正轨的中国科技事业遭遇到了空前打击。但在此艰难时世，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仍然坚守工作岗位，为中华民族科技事业的发展保持了最后一点火种。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忆及费正清、陶孟和及林徽因等在李庄时的生活时曾感慨：“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确实，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无不发挥自己的专长，尽自己的能力，为战争的胜利和日后科学研究的重入正轨做着踏踏实实的工作，同时，中国也并未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一、国统区

全面抗战期间，李约瑟受英国皇家学会派遣来到中国援助抗战，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四川李庄迎接了他。为了保存民族科学，像实业界纷纷内迁一样，科学界和教育界也大举迁往内地。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金陵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术机构和高校在抗战时期便驻扎在四川李庄。以中研院为例，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在代理总干事傅斯年组织下，把能够拆运的仪器、药品、图书、资料并员工等内迁至西南后方，行程万里、辗转经年，最后才在川、桂、滇、黔诸省，分散觅址，因陋就简，着手恢复工作。并尽条件之许可，增设与调整了部分研究机构：1941年3月，增设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于昆明； 1944年夏，将原动植物研究所调整为动物研究所与植物研究所，将原历史语言研究所下属人类学组扩展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4年冬，增设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于重庆，并于1945年改原工程研究所为工学研究所、改原心理研究所为心理学研究所。

此时的大后方，物资缺乏、物价飞涨、生活艰难、经费奇缺。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中研院的各研究机构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转以对西南地区物候、地矿、人文、民族等方面的调查、探求为主，为以后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积累了一些有益的资料。

中研院评议机构并未因战争而有所变动，原设之评议会仍照常活动。首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原定于1938年4月召开，因为抗战的缘故，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及总办事处、评议会秘书处均在疏散迁移，故未能如期举行。1939年3月13日，在昆明举行的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作出四项决定：

(1)本院应在西南各省广置永久研究机关，以求文化之平均发展，而利内地之开发。

(2)本院理化研究所，应与政府及社会之实业机关切实合作，以增加效能。

(3)参照上届会议之决议，联络国内各研究机关，厘定战时工作计划，以求于抗战前途有所贡献。

(4)由本院发起，并会同教育部、经济部检讨全国研究事项之方针及其分工合作之办法。

这次会议还推定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陶孟和、叶企孙、任鸿隽等七人组成第二届评议员选举筹备委员会，以翁文濒(评议会秘书)为筹委会主任委员，筹备评议员换届选举工作。1940年3月22日，首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在重庆举行，因时任院长蔡元培于3月5日在香港逝世，故该次年会有两项重要任务：依法选举院长候补人和选举第二届评议员。该次年会除了推举推选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三人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候补人，呈请国民党政府定夺外，还完成了评议会的改选换届工作。该次年会选出第二届评议会评议员30人，物理、数学方面有姜立夫、吴有训、李书华；化学学科有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工程方向有凌鸿勋、茅以升、王宠佑；地质学则是翁文灏、朱家骅、谢家荣；天文学是张云；气象学是吕炯；历史学方面有胡适、陈寅恪、陈垣；其他还有语言学：赵元任；考古学：李济；人类学：吴定良；心理学：唐钺；社会科学：王世杰、何廉、周鲠生；动物学：秉志、林可胜、陈桢；植物学：戴芳澜、陈焕镛(后改钱崇澍)、胡先骕。

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政府特派朱家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翁文灏担任总干事。

第二届评议会于1945年7月任期届满，因在抗战期间，不易办理全国性选举工作，经先后两次呈准国民政府，共延长任期3年。

1948年中研院完成了首届院士的选举。我们知道中国近现代科学是移植西方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院士制度也不是中国固有的产物。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到院士制度的建立，足有100余年。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对科学支持不力。清朝末年，尽管有识之士早就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学格致救国”，清政府中的高官也倡导“借法自强”，但直到清朝覆亡，中国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立科研机构，甚至也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科学发展因故也未能纳入政府的计划。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度，社会中层组织力量极为薄弱，如果不仰赖政府的强有力支持，科学就很难有发展的机会和足够的空间。正是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李煜瀛等推动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采取了法国科学院模式，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中央研究院通过设立一系列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带动中国科学事业的职业化；进而从全国学术精英中遴选出聘任评议员(可视为院士的前身)，于1935成立评议会，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如前所述，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成立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一个重要成就和良好开端。聘任评议员的资格和遴选坚持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和选举程序，从而保证当选的评议员都是国内顶级学者。评议会的职能(决定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推举院长候选人等)，使之起到指导和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以及保障学术研究之独立性的重要作用。正是有此基础，中研院才能由第二届评议会主持，于1948年完成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时正值内战正酣、民怨沸腾之际，有识之士对于选举能否顺利公正进行不无忧虑，然而结果则出乎意料地成功。究其原因，或许正是由于严峻的国内局势，使来自学术之外的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反而降到了最低限度，这是一次完全由学术界自主举办的选举。同时，评议会设计了周密的推荐和选举程序，充分体现了民主和公开公正的原则，评议员以学术贡献为标尺，尊重同行评议意见，从而确保了选举的顺利进行。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一个典范，标志着中国的学术建制已逐步走向成熟。首届院士的选出，使中研院的体制趋于完善。但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在新中国的蓝图中，中央研究院等旧机构被彻底抛弃或改造，来之不易的院士制度就此作废。

再说这一时期的大学，众所周知，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所大学内迁后在昆明筹建了西南联大。三校一开始准备迁至湖南，当时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17日开始上课。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联大校庆日。但随着日寇的进逼，长沙也陷入了危急之中，不再适合作为教学场地，三校又分批迁往云南昆明。

西迁师生分两条路线前往昆明，其中一路乘火车经京广铁路至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来昆，另一路人马则是经陆路到昆。从陆路进昆的这一路人马，被称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他们完全靠步行，由湖南西部经贵州进云南抵昆明。参加者是经体检合格后的210多名男同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11名教师组成了辅导团，其中就有后来因最后一次讲演而闻名遐迩的民主战士闻一多。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从湖南出发，师生们沿途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一方面经受了体力的考验和意志的磨炼，另一方面也亲自了解了沿途的风土人情，亲眼目睹了各族人民的疾苦。原本拟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后却被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说：“临大南迁昆明，当时最为悲壮的一件事情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68天之久，经整整3000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图64　西南联大校舍

在东南沿海，萨本栋主持了厦门大学的迁建；汤飞凡等在迁建到昆明的北京防疫机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防疫处，生产了大量疫苗、抗生素。金陵兵工厂迁建到四川后，与其他兵工厂合并成立了二十一兵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李承干领导了二十一兵工厂的工作，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轻重武器和弹药，兵工厂在1943年生产中正式步枪替换原来的“汉阳造”，其穿透能力优于当时日本的三八式。值得一提的是熊大缜等大批学生在后方抗日根据地的贡献，熊大缜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曾经拍摄了中国第一张红外照片，引起科学界的轰动。他在钱伟长、彭恒武等同学中也是佼佼者。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在叶企孙的帮助下，组织阎裕昌、张方等在冀中根据地研制了爆破装置，无线电通讯工具，并生产火药、武器，并通过短期培训等方式，把军工技术传遍了整个敌后根据地，地雷战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大批欧美留学生也为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大多在国外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却甘愿回到设备奇缺、环境动荡的国内振兴中国的科技。回到国内以后，他们主要的方式就是发展教育，用教育把科技知识与科学精神一直延续下去。最著名的莫过于创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叶企孙教授。叶企孙本人用X射线法精确测定了普朗克常量，并研究了流体静压力下铁磁体磁导率变化；他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组成了中国当时最强的物理学队伍。熊庆来原在清华任教，对于函数论有很深的造诣，就是他发现了数学奇才华罗庚；萨本栋曾在美国西屋公司担任工程师，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机电专家，他创造性地开展并矢电路分析，用复矢量解决三相交流电的问题。陈嘉庚在遇到经济困难后，把自己建立的厦门大学无偿转让给国家，并聘请萨本栋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厦门大学在萨本栋的领导下，于抗战中有长足的进展，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机电技术人员；周培源从美国取得学位后，到海森堡、泡利处从事相对论引力场的研究，得出轴对称静态引力场的若干解，他在抗战中从军事应用的立场出发，转向流体力学的研究，提出湍流模式理论；赵忠尧在加州大学密立根教授门下从事硬伽马射线的吸收系数研究，在1930年观察到正负电子湮灭现象，他的发现启发了隔壁实验室的安德逊利用云室观察到了正电子径迹，后者在1932年获诺贝尔奖；吴有训在1924年验证了康普顿效应，通过X线散射线，发现经过元素散射后的射线波长发生变化，康普顿效应的机制是部分光子在与原子周围电子碰撞中损失了能量，吴有训在利用多种元素进行验证，并计算了变线与不变线强度能量比率。除了清华的物理学，还有施士元，作为居里夫人的学生，他回国后在东南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发现和鼓励吴健雄从事物理学研究。1928年，束星北带着论文找到爱因斯坦，得到赏识，被留作助手，他回国后在1945年研制成我国第一部雷达。

由于量子理论在当时刚刚建立，生命力极强，大量的经典观念不断被突破，所以在这一领域学习的留学生获得了较其他领域更大的成功，并且爱因斯坦访问日本时路过上海，玻尔也于1937年初访问中国，而且他与莱布尼兹有相同之处，就是对中国古代的阴阳八卦很有兴趣。这些都促进了国人对于物理领域的兴趣。王淦昌预言中微子存在并提出实验方案，这与汤川秀树的介子理论不同，后者提出了核力场的方程，因此意义更大些。钱三强在小居里夫妇主持的镭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于1946年发现了铀三裂变和四裂变现象。卢嘉锡在英国也从事核元素浓缩的研究。陆士嘉在普朗特门下作的流体力学研究。普朗特的学生冯卡门，超音速飞机的设计者，曾到中国讲学，后来他在美国指导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虽然中国科学家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集中在物理上，别的学科也不乏建树。1938年汪猷在德国库恩指导下进行藏红素化学的研究，合成了14乙酰藏红素，这是当时分子量最大的有机化合物。1942年，汪猷进入上海丙康药厂，担任厂长和研究室主任，在此期间开始对抗生素的研究，通过几年坚持不懈地研究试验霉烂的橘子表面的烂毛，他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分离得到了一种抗菌物质桔霉素。1947年汪猷的论文《桔霉素》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1934年，谈家桢来到美国，跟随摩尔根等从事遗传学的研究，并于1936年回国。在全面抗战期间，他取得了研究的重大突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遗传的嵌镶显性现象，对遗传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茅以升主持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成功通车。但因抗日形势急转直下，茅以升亲手将其炸毁，他为此立下“不复此桥非丈夫”的誓言，终于抗战胜利后再次修复成功。范旭东、侯德榜的化学工业研究也在世界享有盛誉。1921年，侯德榜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加入永利碱业公司发展化学工业。他突破外国的技术封锁，应用苏维尔法生产出纯碱，并于1939年自行发展了侯氏制碱法，将其公之于众，极大提高了世界化学工业的发展，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发展了烧碱生产。1942年下半年，东海工业研究室以碳酸钠、氧化钙为原料，采用苛化法试制烧碱成功，并在东海区创建了益新碱厂。1928年，李四光就对中国“贫油论”提出异议，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由于战争局势问题，李四光没有大力宣扬这一学说，而转向中国存在第四季冰川的研究。孙越崎等人将原来的河南焦作煤矿设备迁至后方，并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与卢作孚联合建设了后方的几大煤矿，保障了西南大后方的煤炭供应，他在抗战期间还主持开发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为抗战后方提供必要的战略物资。在数学方面则有华罗庚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著名的《堆垒素数论》就写于这一时期，中国第一位数学硕士陈省身在微分几何方面也获得了重大成果。

当时正在兴起对核射线和基本粒子研究的热潮，由于战争的压力而使各国大大加强军事科技的研究。有人把以核武器、雷达、导弹和航天为代表的军工科技发展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把以个人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发展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费米在20年代末建立的量子统计学，他在1934年用中子轰击铀原子，引出“超铀元素之谜”。哈恩、斯特拉斯曼与女物理学家梅特涅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了裂变产生巨大能量，费米立即联想到一个铀原子裂变过程中释放的中子又可以使更多的铀原子裂变，从而有可能产生主动进行的链式反应。而原子裂变释放巨大能量的潜在应用吸引了各国科学家。1941年，费米在美国哥伦比亚建造核反应堆，原子时代真正到来。而我国当时的留学学者显然密切关注了这一领域，这才能够在建国后回到国内，在极短的时间内独立自主地完成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

二、解放区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令世界瞩目。尽管解放区的条件并不尽如人意，但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中国共产党还是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比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就特别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播。并初步形成了以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及其各级机关为中心，有教育科研机构、报刊媒体和群众团体广泛参与的科技传播机制。采取了包括文字宣传、举办讲座、学校教育、展览等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既有政府从上而下有组织的传播，也包括各级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的交流；既有教育科研机构的推动，也有实物展览的激励。可以说，正是通过科学传播改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技术，推动了边区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了边区人民落后的旧思想、旧习惯，形成了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良好社会风气；吸收并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为边区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新中国储备科技人员的“人才库”。^[25]这些都是得到历史肯定的经验。另外，这一时期的解放区在科技事业的发展上，值得今天人们深思的经验，就是注重相关的科技政策的制定。科技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目标下，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协调科技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而制定的规则和措施，是确定科技事业发展方向，指导整个科技事业的战略和策略原则。正确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疑对推动一定时期的科技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制定的科技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确定科技为抗战建国服务的大方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建立初步的科技组织体制——自然科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会；奖励科学发明和科学进步。^[26]这一系列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政策，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更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就算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借鉴有利于我们今天经济发展的一些经验。另外，抗战时期的解放区，也并非只有中国人在孤军奋战。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人，怀着不同的愿望，也踏上了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他们当中最为我们熟知的是一批用文字报道中国的人。由于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实行新闻封锁，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长期不为人所知，一些西方人对这块神秘的土地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一位，他冲破重重阻力来到解放区。他先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于1936年7月来到延安，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采访。他走遍了解放区的山山水水，全面考察了那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并对毛泽东进行了专访，写下了有史以来第一部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正是这本书吸引了许多外国记者、学者、作家纷至沓来。

1941年9—10月间，日军对山东沂蒙山地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八路军和山东纵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在这支部队里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德国记者汉斯·希伯。这位常常称自己是来自卡尔·马克思故乡的记者出生在波兰，他的中文名字“汉斯·希伯”，是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给起的。1938年春，他来到延安赴前线采访，后来又到了山东沂蒙山。当时日军在搞“大扫荡”，八路军的领导曾劝他不要去。但是他说：“正是因为那里很危险，才更需要我，还没有外国记者到过那里。”他的到来确实令当地抗日军民很受鼓舞，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还有来自外部的正义的力量在支持自己。

在沂蒙山区，汉斯·希伯就像到了家，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和他友好地打招呼、握手。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奋勇抗战的精神感动了他，给了他工作的动力。他经常背着一个牛皮图囊，里面装着望远镜、地图、搪瓷杯和毛巾。他与军政领导深入长谈，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并参加夜袭战斗，参加各种集会，采访日本战俘，积极深入到抗日军民的生活中。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写出了通讯《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等长篇报道。在一次战斗中，汉斯和他的战友们被日伪军合击。在突围的战斗中，翻译和几名战士都为保护他而牺牲，他也拿起枪，和冲上来的日军对射，在打死几名日军后不幸中弹牺牲，时年44岁。一名欧洲记者就这样长眠在中国大地上。汉斯·希伯是第一个穿上八路军军装的欧洲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记者是不畏惧枪炮子弹的”。在沂蒙山的烈士陵园里，至今竖立着他的一尊大理石雕像，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拿着笔，身穿八路军军装，目光深邃，望着远方。

1944年夏天，由美、英、苏等国记者组成的“外国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他们抱着“打开红色中国大门”的愿望，对解放区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并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这些作品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解放区的面貌。外国作家、记者对解放区的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促进人们对中国革命的了解，有许多国家开始同情中国革命，并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些来到解放区的外国人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用自己的医疗技艺为当地的军民服务，他们的到来对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人来说，不啻雪中送炭。因为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迫切需要医疗上的帮助，这时一些国家的医务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救死扶伤，就尤其令人感动。第一位来到延安的外国医生是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他于1936年来到延安。通过实地考察，他感到解放区是中国领土上文化最先进的区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决定长期留在这里。10月，他正式参加了红军，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并取了个中国名字——马海德。次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44年到1949年，他共为边区军民看病4万多人次。1938年3月，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并随身带来了3卡车医疗用品。随后，白求恩组建了八路军第一支战地医疗队。后来，他又去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39年11月，他在抗日前线以身殉职，牺牲在手术台前。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赞颂他崇高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白求恩也成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2月，由爱德、卓克、柯棣、巴苏和木克5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冲破国民党的阻挠，来到延安。为了表示援助中国抗战的决心，他们每人都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华”字。爱德华、卓克华和木克华在抗日前线工作了两三年后回国。巴苏华工作的时间最长，他曾任延安八路军医院五官科主任。1944年3月抗战胜利前夕才回国。柯棣华由延安到晋察冀根据地，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他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年仅32岁。毛泽东曾经说过：“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除了上面提及的两类外国人，更多在中国抗战时期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是用专长来为中国人民提供知识援助，他们利用自己的其他专长，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贡献。英国物理学家威廉·班德曾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立誓为中国抗战尽一份力。他和夫人克兰尔一起，冲破日军层层封锁线，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开办了无线电技术培训班。在长达两年的工作中，为八路军培养了大量无线电技术人才。1943年9月，班德夫妇来到延安，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情接待。抗战结束后他们回国，在英国出版了《与中共相处两年》(又名《新西行漫记》)一书，热情介绍了根据地的崭新面貌。与班德夫妇一起到根据地的还有英国学者林迈可(迈克·林赛)，他曾是北平燕京大学的经济学、逻辑学教授，也曾当过重庆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官。1944年5月他来到延安，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抗战后他回到英国，写了《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书，对八路军高效率的指挥、通讯、情报工作等作了详细的介绍。新西兰工业合作技术专家路易·艾黎，在1939年至1941年三次来到延安，为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出谋划策。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组织创办了“工合事务所”，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军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为战争提供了有效的后援。对此，毛泽东专门致信“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工业合作社运动为中国抗战所作的贡献。总之，在抗战期间，来到延安的外国人，成为红色中国联系世界的桥梁，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以及为正义而战斗的精神，将永远被载入史册。

【注释】

[1]董光璧：《传统科学近代化三部曲》，载《科学学研究》1990(8)：3。

[2]董光璧：《传统科学近代化三部曲》，载《科学学研究》1990(8)：3。

[3]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号1卷1号，重刊于《当代青年研究》1988(2)。

[4]陈独秀：《论孔教问题》，收入《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丁守和：《陈独秀和新青年》，收入《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2)，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6]陈独秀：《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吴晓明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7]吕怀静：《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科学是什么》，载《历史学习》2005(7、8)。

[8]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

[9]〔德〕汉斯·波塞尔著、李文潮译：《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8页。

[10]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号1卷1号，重刊于《当代青年研究》1988(2)。

[11]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号1卷1号，重刊于《当代青年研究》1988(2)。

[12]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

[13]樊洪业：《〈科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史事汇要(1914—1918)》，参见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页http://www.csc.pku.edu.cn/art.php？sid=2764

[14]任鸿隽：《五十自述》.收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2—683页。

[15]任元彪：《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启蒙》，收入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96—497页。

[16]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报告》(以下简称为中基会第某次报告)，1926年，第3页。

[17]王树槐著：《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5年，第291页。

[18]杨翠华著：《中基会对文化的赞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1年，第11—15页。

[19]吴大猷：《序》，见杨翠华著：《中基会对文化的赞助》。

[20]胡宗刚：《关于中基会——档案中的历史》，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6期。

[21]范铁权：《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3卷第3期，第71—75页。

[22]约瑟夫·本·戴维著，赵佳苓译：《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

[23]左玉河：《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载《史学月刊》2008(5)。

[24]左玉河：《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载《史学月刊》2008(5)。

[25]王保存、任强：《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学传播事业》，载《延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2)。

[26]肖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探析》，载《殷都学刊》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