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的利用和保护

三、自然环境的利用和保护

自然资源是指那些能够用来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要的自然物，如空气、水、土壤、阳光、动植物以及各种金属、非金属矿物等。自然资源一般包括生态资源、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三个组成部分。从自然资源的形成角度看，它又包括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两大类。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生活和活动所依赖的基础，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归根到底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历史。

人类及其他生物有机体与自然环境在特定空间所组成的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称为生态系统。它遵循着物质循环、能量守恒和转化、生物的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等自然规律。整个生态系统在自身的运动中保持着自身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如果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超过了生态系统正常的自我调节功能的限度，就会产生生态问题，甚至会危及生物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生态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的两种生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失调。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强有力地对自然环境施加着影响，从而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在今天，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问题已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

其一，人类社会可利用资源是有限的。从哲学的空间概念来说，环境是无限的，自然资源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然而，人类社会是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地球之上的。虽然人类也正在努力把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扩展到其他星球上去，但迄今为止维持人类生存的还只是在地球这个有限的环境中。科学已经证明，在地球范围内能够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自然资源中，不仅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就是可再生资源，其可再生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奥地利动物心理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anrad Lorenz，1903—1989）在其《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Die acht Todsünden der zivilisierten Menschheit，Civilized Man’s Eight Deadly Sins）一书中指出:“‘大自然是永不枯竭的’，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错误学说。”^[15]因此，人类社会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研究如何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问题。

其二，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在庞大的生态系统中，人类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动要素。任何生物对自然界的影响都远远不如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那么强大。但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是有限度的。人类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环境，但不能改变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除了取决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外，还取决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程度，认识得越正确越深刻，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就越成功；反之，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就势必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今天，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了。这样，既带来了积极结果，也带来了消极后果。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是资源的紧张和环境的污染。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人类“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于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6]。所以，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持生态平衡的问题，已引起了当今世界的高度重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联合国的专家们就提出了一份关于世界发展的研究报告，其中所包括的三“P”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所谓三“P”问题，就是指人口（population）、污染（pollution）和贫困（poverty）。

当代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To Have or to Be）一书中将人与世界的关系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占有的方式”，即要把所有的人和物都变成“我”的占有物的模式；另一种是讲求爱、奉献、牺牲、创造性，发挥人的能力，使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模式。弗罗姆认为，只有当人的“生存的方式”超过“占有的方式”而居于主导地位时，他才能取得真实的存在，其精神才是健全的。^[17]而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一书中，弗罗姆则指出:“人不只渴望他赖以为生的必需品，不只渴望可以让人生活得好的物质条件。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以及历史上与我们类似的文化时期——大部分人是贪求的:贪求更多的食物、饮料、性、所有物、权力和名誉。……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种种办法都在鼓励众人去变成消费者，可是这样便间接在增强众人的贪婪。”^[18]弗罗姆的思想后来成了德国绿党和绿色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和西奥多·W.阿多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在《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一书中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实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离，增强了人控制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但是这并没有促进人类自身的解放，反而在另一方面加剧了人同自然的异化。启蒙具有自我摧毁性，启蒙的理性主义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同时又增长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力量。工业主义征服了自然，又使人的灵魂物化了，“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强制的尝试，都只会在自然界受到摧毁时，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之中”^[19]。所以，历史的目标不应该是对自然的统治，而应该是同自然的和解。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8）在《反革命与造反》（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一书中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压制史”，“技术的进步……＝扩大奴役”。^[20]他指出:“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统治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声、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21]。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一书中，马尔库塞指出:“土壤的耕作本质上不同于土壤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提取本质上不同于浪费性的开发，开辟森林空地本质上不同于大规模砍伐森林。贫瘠、病害和癌症的增加，既是自然的疾病，又是人类的疾病——它们的减少和根除即是解放。……文明一直像对待人那样对待自然——即把它当作破坏性生产力的工具。”^[2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为维护其存在的“合理性”，采用“异化消费”的方式（即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来消解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但是，西方社会的高生产、高消费的生产方式，引起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威胁到人们的存在，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23]生态危机突出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土资源污染和减少、荒漠化面积扩大和森林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方面。如，1956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由于工厂排污而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集团性健康受害事件，发现了一种所谓的“水俣病（みなまたびょう，MINAMATA DISEASE）”。^[24]水资源短缺以至于在1977年，联合国就警告全世界:“水不久将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危机，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就是水。”另外，全世界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沙漠化，有100多个国家受到沙漠化的影响，约占世界人口1/6的人正在受着沙漠化的危害。全球森林问题主要表现在热带森林大规模地被破坏。地球上的热带森林面积曾经一度达到29.7亿公顷，但是现在已经大为减少。目前世界上热带雨林的毁林量为每年1 700万公顷，年平均为0.9%。照这样的速度，今后不到100年热带雨林将从地球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