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1.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卫灵公问陈⁽¹⁾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²⁾，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卫灵公》

齐人归⁽³⁾女乐⁽⁴⁾，季桓子⁽⁵⁾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微子》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宪问》

长沮、桀溺⁽⁶⁾耦而耕⁽⁷⁾，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⁸⁾焉。长沮曰：“夫执舆者⁽⁹⁾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

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¹⁰⁾之？且而⁽¹¹⁾与其从辟⁽¹²⁾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¹³⁾之士哉？”耰⁽¹⁴⁾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怃然⁽¹⁵⁾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微子》

子路宿于石门⁽¹⁶⁾。晨门⁽¹⁷⁾曰：“奚自⁽¹⁸⁾？”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宪问》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¹⁹⁾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²⁰⁾乎！莫己知⁽²¹⁾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²²⁾。”

——《宪问》

叔孙武叔⁽²³⁾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子张》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²⁴⁾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张》

在陈⁽²⁵⁾绝粮，从者病，莫能兴⁽²⁶⁾。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²⁷⁾矣。”

——《卫灵公》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卫灵公》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里仁》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²⁸⁾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²⁹⁾之。”

——《公冶长》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述而》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³⁰⁾也为之聚敛而附益⁽³¹⁾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先进》

众所周知，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东周王室早已式微，天子之权名存实亡，而各地诸侯崛起，互相为争夺土地、财富、人民而混战不休，甚至一些大夫都拥有相当实力，可以在国内耀武扬威，为所欲为。据史书记载，诸侯朝聘之礼废阙，不向周王室贡赋，而周王室只得向一些诸侯“求金”、“求赙”、“求车”、“告饥”。对此现象，《穀梁传·桓公十五年》曾明确说道：“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求金，甚矣！”《公羊传·隐公三年》释“武氏子来求赙”说：“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武氏子何？讥。何讥尔？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武氏子来求赙，何以书？讥。何讥尔？丧事无求，求赙，非礼也，盖通于下。”显然，周王室衰弱，礼仪制度沦丧，社会面临着重大变更，诸侯竟然可以召来天子，废弃“告朔饩羊”制度，相互征伐，甚至祭泰山、用八佾乐舞，唱着《雍》撤除祭祖的祭品，正如刘向所称：“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战国策序》）

对于春秋时期这种礼崩乐坏、诸侯坐大的局面，孔子当然极其哀伤。他向往西周那种大一统盛世，企望恢复能够规范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礼仪制度，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主张，以挽救颓势，使社会沿着平稳、和谐、富足的道路发展。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孔子企望建立理想社会就是类似文、武、周公统治时期的西周大一统社会，他迫切希望恢复的是切合时势演变的合时适俗之礼，他希望执政者采用教化与刑罚两手作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孔子还提出自己对理想国家的一系列看法，在这个理想国家中应该有理想的统治秩序，有理想的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理想国家应该展现出一个有着规范礼制、刑律得当、稳定和谐的社会态势。在孔子看来，这个社会的实现，与个人关系极大，因此他极其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企望培养出更多既有较高道德水准、又有文化知识的君子。他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准则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为此，他设计出一整套以道德修养为核心的理想人格理论，论述了人的行为准则，提出一整套探索教育规律、培养人才的理想主义的教育思想。

然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破了孔子的美梦，将他构建的理想主义的蓝图彻底撕碎。当时诸侯坐大，大夫崛起，众人迷信权力与金钱，并不在意孔子提出的那套理想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孔子理想主义思想很少有人真正愿意来实施，因而孔子周游诸国，游说诸侯，却被人冷嘲热讽，到处碰得头破血流。他与自己的弟子畏于匡，陷于陈，经常陷入绝境。

下面，我们根据有关史料来说明孔子理想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处境，以揭示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孔子一直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信，以为自己“下学而上达”，他的学生也经常赞扬老师的学问。然而，这位学博识深的思想家，却无法真正展现自己的风采，无法更大范围地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

孔子墓

客观地说，他的一整套理想主义理论，在当时乃至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属于比较先进的。然而上至诸侯、下至百姓，并无太多的理解与支持者，孔子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弟子们几乎是苦行僧式地践履着，四处宣扬这种理想主义思想，然而，他们四处碰壁，屡受挫折。

当时的执政们对孔子思想持怎么样的态度呢？其实，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实力决定着诸侯、大夫的话语权的大小，并没有多少诸侯愿意听他的说教，而诸侯们更关心的是军旅之事，希望得到更多的田赋，追求声色享受。他们需要的是急功近利式的富国强兵具体措施，而不是建立远大理想的蓝图。对他们来说，孔子这一套理想主义思想只是空洞的说教而已。因此，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却到处碰壁。如《微子》记载孔子游说齐景公，景公说“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只得离开齐国。这是孔子早年之事。而《卫灵公》记载的卫灵公问孔子“阵法”，孔子回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第二天不得不离开卫国。这是孔子晚年之事。

至于孔子思想未被诸侯国执政的大夫重视与采纳，在《论语》中也有不少资料可资印证。最典型者是《微子》中季桓子受齐国女乐，“三日不朝，孔子行”。执政季桓子根本不理孔子的思想理念，只图享受，孔子的理想主义怎么能在此间实现呢？《宪问》中载陈成子杀齐简公事，孔子先后向鲁哀公、三大夫报告，希望他们出兵讨伐陈成子。但哀公、三大夫都没有理睬他，孔子只得自嘲地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意思是：自己忝为大夫，不敢不报陈成子杀齐简公之事，显示自己对违背礼制规范举动的反对态度，但执政们不听，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民众方面，孔子的理想主义也不能被广大民众接受。《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荷蓧丈人、长沮、桀溺对孔子的态度，使孔子更为清楚地感受到“道之不行”（《微子》），这不正是这一现实的写照吗？《宪问》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这段话几乎可以说是时人对孔子理想主义思想的基本看法，因为连看门者都瞧不起这位理想主义的大思想家，认为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不是孔子理想主义思想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吗？这真是时代的悲剧！其实，从世界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并非每一位思想家都能像黑格尔那样荣幸，在世时就受到足够的重视并能获得崇高的地位，许多思想家，尤其有较多超前意识的理想主义思想家，往往在世时难以受到重视与理解，甚至还会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乃至迫害。这种例证是举不胜举的。孔子就是明显的一例。

《子张》记载叔孙武叔毁孔子之事，虽然子贡为其师大力辩解：“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段记载明显可见当时就有人诋毁孔子，充分说明时人对孔子理想主义思想的那种不理解、不支持、不接受的态度！刘向曾说：“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儁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战国策序》）刘向所说“时君莫尚之”，大约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正由于世人对孔子理想主义思想的不理解、不支持、不接受，使孔子深切地感到天下没有人了解他，他甚至叹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这一“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叹，不正是说明他的理想主义思想不被世人接受的事实吗？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之间确实存在许多难以弥合的鸿沟，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痛苦的。《卫灵公》记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对此窘状十分光火，孔子却自嘲地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不是显示出孔子四处奔波，极力宣扬自己的理想主义思想，却与现实不接受它之间的矛盾吗？显然，孔子也知道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确实存在着矛盾，无法展示他的理想与实现他的抱负。应该说，他的自评还是比较客观、清醒的。

实际上，孔子对当时残酷的现实也深有了解，比较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他曾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将“道”是否能推行说成是“命”中注定，实际是孔子自我解嘲而已。

我们再看孔子在实施理想主义教育上的情况。培养出更多的道德高尚的君子，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反复强调要“志于道”，教导与鼓励弟子为“道”而奋斗，然而，他的理想并没有得到实现，他的学说也没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与重视。孔子在教育上大力提倡的“德”，很少有人遵循，因此他哀叹“知德者鲜矣”（《卫灵公》），甚至十分悲伤地说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子罕》）正如前面我们说到的那样，孔子力陈“朝闻夕死”，然而这种“朝闻夕死”的理想主义观点，在当时有多少人在追求它呢？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在《里仁》中，孔子悲伤地说道：“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此段亦可与子路问仁联系起来看。“力不足”是中道而废，“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真是时代的悲剧。

事实上，孔子理想主义的教育思想实际在当时也难以推广。虽说史称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事实上，这七十二贤者是大有疑问的。因为被称之为贤者的弟子中，孔子显然对许多人是不满意的，这可以从《论语》中孔子对他们的评价中清楚地看出，无须多费笔墨。孔子在陈，曾经说过：“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裁”即指导之意，显然，孔子对“吾党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极为不满，产生归乡之意，只能证明他对自己理想主义的教育产生了困惑。孔子晚年甚至说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不复梦见周公”，可以说是孔子对自己理想破灭的无奈哀叹。

而孔子所培养的弟子中，甚至还有一些人为虎作伥。如冉求不听孔子劝告，坚持为季氏搜括百姓。于是，孔子大声疾呼：“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一位毕生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思想家，所培养的弟子竟然堕落成他人搜括百姓的帮凶，这不能不使人扼腕长叹！

我们前面也提及，孔子并不反对弟子们当官，自己也曾当过官，总想干出一番伟大事业。但是为什么他对曾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大加赞赏，并说“吾与点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知，公西华小孔子42岁，这段记载应该是孔子晚年之事。说到底，孔子对自己理想主义的思想不能被诸国执政理解、接受十分伤心，并对诸国政局大为失望，因而有“吾与点也”的感叹，萌生退归田园的想法。《史记·孔子世家》称：“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一记载不能理解为孔子主动不仕，实际是限于当时社会现实条件，他不得不如此！孔子曾自负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但有几位诸侯、执政者真心实意地想起用他呢？有多少人会听取他的理想主义的思想观点呢？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一段话：“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意思是天下人不重品行，大多去作卿大夫的家臣，到列国之都去当官，只有季次不曾这样做。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认为仅季次一人坚守自己志节，一心向善，但毕竟当时是绝大多数士都希望担任官职，以求俸禄，而忽视自己的道德修养。这对孔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重大打击。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