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智慧与能量

导言：中国农民的智慧与能量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契约上按下了十七个手印和三方图章，从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惊天动地之举，造了传统体制的反，革了人民公社的命。正是这些“农村无产者”对贫穷的奋力抗争，使他们摆脱了对“一大二公”体制的依附，拥有了独立的财产，而这恰恰对农民的经济地位，乃至基本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农村经济改革，改写了农民的命运，也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财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其潜存的精神动力在于推动了农民独立、自由意识的觉醒。

曾几何时，农民被牢牢地束缚于土地，口粮、工分分配和户籍制度限制着农民变换身份的自由。他们要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利益，更渴望挣脱“世袭”身份的桎梏。这种内在的冲动又使他们以非农产业的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了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同步转移。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是农民为自己开辟的生存与发展之路，也击破了他们被排除在工业化之外的传统定式。统计数字显示，1978—1985年，我国已有4577.56万农村劳动力从农副业活动转向非农产业活动，其中转向农村工业的约有3126.47万、交通运输业225.29万、建筑业873.68万、商业和第三产业352.12万；从行业看，农民转移的形式和内容更显得十分多样，1980—1985年农村工业部门15个行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是，高速变动，多样化发展。⁽⁴³⁾另据1990年统计，1989年末我国40 939万人的农村社会劳动者中，乡镇企业职工人数9366.78万人，还有1444.8万人的农村个体工商户从事着商业、饮食业、交通运输业等服务行业。⁽⁴⁴⁾当然，在农民自由变换身份的进程中，不可缺少的是国家持久性的政策支持。1979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松动了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自由，并成为允许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逻辑起点。1982—198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个“一号文件”不仅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对多种经济形式应当并存做出了权威表述，而且明确宣布从1984年起，各地都“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是对三十多年城乡隔绝体制的第一次冲击，也从根本上支撑了农民身份变换的自由。1985年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则进一步提出了向农民开放整个城市大门的问题。文件规定“在各级政府统一管理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服务。城市要在用地和服务设施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从此城乡开通有了政策的保障。

然而，坚冰虽已被打破，但转换农民身份的良好秩序和规则还尚未形成。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或与土地藕断丝连，或在各种人为的障碍中艰难游荡，难以跨越身份的鸿沟。但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实践中，中国农民对现代生活的希望却始终未曾泯灭。与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大步前进同步，“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越来越多。1989年初的首次“民工潮”之前农民工大约有3000万人。1992年后，随着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进城的农民工每年猛增一千多万人。这期间的1988至1991年国家经济调整，约有一千多万农民工被压缩回农村。到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状况欠佳，又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统计的农民工数量逐年攀升，到2003年仅进城务工的就已达9900万人之众。他们带着寻找幸福的信念走出乡村，在“逐水草而居”的漂泊生活中改变着贫困的命运。正是通过这种自发性大规模的流动，中国农民再一次挑战了旧的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尽管他们仍然在备受歧视的社会意识和舆论压力中生存，在汗水和泪水的艰辛付出中承担着各种风险，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始终是在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中，创造着城市的繁华与富足，并以此确证着不平等境遇下自我存在的人格和尊严。

在上述中国农民对传统体制的三次冲击中，不难发现他们应对生存压力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亦工亦农阶层”最先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出现，标志着农民职业变换的正式启动。而继“离土不离乡”之后的“离土又离乡”，则加速了社会流动的进程，也使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变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群体之一。尽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不同程度地限制着他们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进而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但正是这些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匆匆过客，却以“开路先锋”的姿态真正扣响了中国通往城市化、现代化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