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组织广西动植物考察

现代科学肇始于西方，传之于中国，在明末清初，经过几百年，至民国初年方才兴盛。其时，国难日深，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诸国之能强大，在于其以科学创造出物质文明，科学救国思潮遂在中国渐起，远赴欧美留学之学子也以习科学为尚。待其陆续学成归国，渐次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国人始有自己之研究。此中以丁文江、翁文灏于1913年在北京创建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以秉志、胡先骕于1922年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最具影响。随着科学救国思潮逐渐深入，年轻学子在传播科学之时，为获得政府有力支持，将几位国民政府之元老奉为学界领袖，以他们位高权重和远见宏识，继续推动科学事业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央研究院成立，即在他们倡导之下，由政府设立之最高学术机构，担负起将西方科学本土化使命。1927年春，国民政府即将定都南京，4月17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第74次中央政治会议，李煜瀛（石曾）提出设立中央研究院案。决议推李煜瀛、蔡元培（孑民）、张人杰（静江）三人起草组织法，此为设立中央研究院之缘起。同年5月9日，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7月4日，将正在筹备之中央研究院列入中华民国大学院附属机构之一；10月1日，大学院成立；11月20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请学术界人士30人，在大学院召开研究院筹备会成立会议，决定先行择要创办理化事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及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1928年4月10日，国民政府修正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使之脱离大学院，而成为独立机构。其宗旨是实现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在拟设研究机构中，增加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

1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不久，蔡元培即以原大学院副院长杨铨为中央研究院干事长。6月9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宣告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在中研院事务上，院长蔡元培不理院务，仅是善于选聘各研究所所长，而各所之发展与研究方向均由各所自行决定，院长不曾细问或干涉。干事长杨杏佛，也只是将主要精力用于争取学界领导人才来院服务和向政府申请研究经费等事宜。杨铨（1883—1933），字杏佛，江西清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后由临时稽勋局派往美国留学，习机械工程。在美期间与同学任鸿隽、秉志等一起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回国后曾任教于东南大学，负责科学社《科学》杂志编务，科学社成立生物所也为之尽力。

图1 杨杏佛（采自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

开展学术研究，首要任务是广为搜集研究材料，尤其是中国本土所产之材料。在中央研究院筹备之时，各研究所行将成立之际，特先组织科学调查团，以搜集研究材料。此时，国内各地因北伐战争影响，尚未完全恢复秩序，而广西一省在各省之中秩序尚佳，而其材料也称丰富，故将广西作为调查首选之域。中央研究院遂与广西省政府联系，与之合作。合作方式为：一方面由广西省政府予科学调查团以保护及调查之便利，或设备上予以补助；一方面将来调查采集所得，广西省可以获得一部分，以作为其兴建博物馆和各种试验场之材料；研究成果亦以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联合之名义发表。1928年4月，广西科学调查团组成，成员由中央研究院遴选研究员，或聘请院外之专门人员，给以相当之薪资，并供给必要之设备。最初拟定李四光、郑成章、孟宪民、林应时、钱天鹤、秦仁昌、方炳文、常继先、陈长年、唐瑞金等人。根据调查内容分为植物、动物、地质农林、人种四组。调查团在上海集合后，于4月24日，乘俄国皇后号轮船前往香港，继而广西。临行之前中研院致函广西省政府，通报行程，恳请嘱广西各地政府予调查团以保护[1]。而李四光、钱天鹤不知何故，并未前往。

调查团成员中，以从事动植物和地质调查人数最多，其后所得成绩也最为瞩目，此仅记述动物、植物调查情形。植物组由秦仁昌负责，动物组由方炳文、常麟定率领，他们均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受中央研究院之请而为之选派。《生物研究所报告》曾有提及：“大学院所组织之广西科学考察团，由胡先骕先生指导秦仁昌君前往采集。”又云“近大学院派人往广西调查地质生物及农林状况，本所受该调查团之请，派常麟定、方炳文加入，往该省调查并采集动物标本，现已启程。”[2]可见中国科学社生物所不仅为其谋划，还派员加入。其时，秉志为生物所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为植物部主任；秦仁昌、方炳文、常麟定皆在生物所从事研究。

关于广西动植物调查采集情形，从负责后勤事务之林应时在采集进入尾声时，给杨杏佛一通汇报之函，可知一斑，录之如下：

杏佛先生钧鉴：

前月十五日寄呈快函一件，陈报九十月本团概况，并附呈八九两月收支报告表二纸，又另寄呈八九两月收据二册，想俱已达钧座矣。兹将动植物两组调查成绩及行将结束，宜详陈于左，敬请鉴核。

一、动物组调查成绩：十月及十一月内，动物组采集成绩以哺乳类为最佳，其余鸟类、爬虫类、鱼类等亦有可观，计脊椎动物前后已得二千八百只，五百余种，惟无脊椎动物因时间关系，采集甚少，略同前呈，共得三千余枚，七百余种。至哺乳类等成绩详情如左表（略）。

二、植物组调查成绩：前后共采得三千三百四十余号，每号除少数特种外，均采十份，共约三千余种。计羊齿类植物三百四十余种，种子植物草本八百五十余种，木本一千九百余种，木本植物除五六种属于松柏科外，余均为被子植物，就中以壳斗科、木兰科、樟科、豆科、桑科、芸香科、五加科等采集为尤丰富。近顷采得一种酷似羊齿类之水韭（Isoetes），最为奇特，簇生于浅溪谷流中，其孢子囊之著生处，不在叶之基部，而在叶之近稍处，膨大可识，与水韭大异。按羊齿类之水韭科（Isoetaceac），全世界仅有水韭一属，则此种植物不但可代表一新属，且或代表一新科，亦意中事也。又采得珍奇树籽二十余种，以备分送国内外植物园试种。

三、调查计划变更：十一月份动植物两组，原定入桂省东部瑶山，俟因植物组十月份在十万大山一带调查，觉山中气候大异平地，当时草木已渐枯萎，早晚气温低至华氏四十五六度，若再入瑶山，时日更晚，不但采集方面用力多而成功少，且随从夫役因行单薄，各怀归志，工作上殊感困难，乃电告动物组瑶山之行暂作罢论。故植物组遂于十一月中旬即告结束矣，至动物组因十月下旬在龙州水口关一带调查，成绩异常良好，乃将入瑶山之时日，继续在龙州一带调查，直至十一月卅日，始离龙赴邕，以告结束。

现两组已汇合于邕，约须数日之整理，一部分人员即将本团标本由邕运梧，另一部人员将本团赠送广西省政府标本由邕运柳，交物产展览会，即由柳赴梧汇合转宁矣。启程时当再电告天鹤先生，请转呈钧座矣。至兑存梧州广西省银行四百元正，过梧时当即前往取出，附函寄呈本团十月份收支报表一纸，又另包寄呈本团十月份收据一册，请祈查收为幸。恭肃，敬请

钧安

十一月八日 职 林制应时 谨上[3]

当下关于中央研究院之研究甚多，但对中研院行政管理研究则甚少，以致此林应时何许人氏，也无处查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后，林应时入馆服务，大约在1934年博物馆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后离职，此后去向不明。林应时在博物馆时，博物馆人员甚少，且多是研究人员，其虽为行政管理，亦不可或缺。管理人员随采集队，深入野外，专事后勤服务，此后鲜见。

广西动植物调查在年底结束，关于其整个过程，是年年末有《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七年度报告》，记载甚详，摘录如下：

四月十八日该团由京出发，经沪、港、梧州等地，于五月十六日抵柳州。留三日，与当地长官略事接洽，议定调查路线，并设办事处于柳州第四军第三师司令部，由林应时主其事，为各组互通声气之总机关。部署既定，即着手调查。向西北进行，经宜山抵罗城，留五日，将采集队组线就绪。分地质农林为一队，动植物为一队，分途调查。动植物队由此北进，至三防墟之九万山，及黔桂交界处之苗山，采集一月。次西向行，经宜北、思恩、河池、东兰、凰山等县，而抵滇、黔、桂三省交界处之凌云县（旧称泗城府）。时人种组由百色来此调查境内苗猺诸人种，略事接洽，即赴境北之青龙、猺马诸山采集。该山系南岭正干，高达五千八百余尺，内多苗猺诸蛮族所居，动植物极为丰富，采集一月，折向南行，至百色。自此分动植物两队。植物队南行，入滇边之八角山采集，阅一月，仍折回百色，顺左江东下，与动物队相遇于南宁。时林君应时亦自柳州来会，议定动物队溯江赴龙州，植物队南行，往上思县境南之十万大山。是山自安南东迤而来，横亘于两粤之间，长达七百余里，地居亚热带，林木茂密，在此采集一月，仍循原道转南宁，回柳州。采集工作于此告终，时在十二月二日也。计此次采集，为时逾六月（在途往返时间不计），经桂省之北、而西北、而西、而西南，采集地域跨十有五县，共获标本三千四百数十号，约三万余份。木本植物约逾全数之半，余则为草本及蕨类植物。此外木质菌类标本十余号。又摄制关于人种、林木、风景等照片四百余幅。所得标本之丰富，实开国内历届采集之新纪元，业于本年一月六日运至本馆，从事整理焉。

五月一号抵梧州，即就附近采集西江鱼类。十号启行赴柳州，旋随各组赴宜山、罗城等县，略事采集，即偕植物组北入黔边之罗属三防之九万山、苗山一带，作一月之采集。次西向行，经宜北、思恩、河池、东兰、凰山诸县，历时半月，始抵凌云县，作一月之采集，于其附郭及青龙猺马诸山之动物，所得颇多。更折向南行，至百色后，动物组先东下，九月十二号抵南宁，即留驻采集一月，于桂省中部平原动物搜获不少。十月十二日转西行，赴桂越交界之龙州，作桂省南部之采集，留驻一月有半，计往返龙州西部之水口关及峒桂墟凡四次，所得哺乳类动物甚多，尤以在峒桂之成绩为最佳。十一月三十日始首途返南宁，将所得标本加以整理，即转柳州。回京时在十八年一月六日也。按此次所经采集区域，为桂省与黔滇越交界及中部平原，盖兼高山与平原诸动物而有之。计得哺乳类动物四十余种，计二百九十余头；鸟类三百三十余种，计一千四百余只；爬虫类五十余种，计二百数十只；两栖动物三十余种，计三百三十余只；鱼类一百余种，计七百余尾；无脊椎动物七百余种，计五千余枚；此外活动物如猴、豹及豪猪等凡二十余头，现均畜养于本馆动物园。[4]

中央研究院在广西所采动植物标本，根据与广西省政府之协定，应赠送一份于广西。在调查团离开广西时，其中动物标本即赠送一份。至于植物标本，因需要鉴定学名，允待整理鉴定完毕之后，再为检送。然而，此后彼此联系即少，而秦仁昌于1930年也离开博物馆，而赴欧洲诸国作学术访问，即无人关问此事。至1933年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致电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催要这批植物标本，希望寄运，或者派人赴南京领取。中研院总办事处将广西方面此项商请转至博物馆，博物馆即为核办，复总办事处函云：

查民国十七年本院派员赴桂省采集动植物标本时，蒙前黄主席、梁师长及其他官绅之优待及照拂，使采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当采集团团员离桂境时，曾赠动物标本一全份与该省。今该省政府既来电商请分赠植物标本，自应照办，以答前惠。惟民国十七年至今已逾五年，本馆所有广西植物标本除自留一全份及陆续分寄国内各生物学研究机构交换外，所余只有数百份。兹特如数检出，共得四百八十一份。又以留赠桂省之动物标本，当时未曾装订及定名，恐效用不大，今特重行检出鸟类标本二百四十份、哺乳类动物标本二十份，均已代为装订及定名，连同植物标本，共计七百四十份，均可赠送该省，拟请本院函请广西省政府派员前来领取。[5]

博物馆将这些动植物标本装成六大箱，每一标本均附有名签，所载学名均经专家鉴定。广西方面则请其省籍之人——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苏希洵至博物馆代为领取，由其负责运往广西。

图2 1930年秦仁昌赴丹麦之前拍摄（张宪春提供）

中研院赴广西采集主要人员，其后均留在中研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有必要在此先作介绍。秦仁昌（1898—1986），字子农，江苏武进人。1914年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师从陈嵘、钱崇澍，对植物学发生兴趣。1919年入金陵大学，又得陈焕镛指导，1925年毕业。在未毕业之前一年，由于家境贫寒，即得陈焕镛推荐到东南大学任其助教，遂又与该校胡先骕交往甚密。这些人物皆为中国植物学事业作出奠基性贡献，秦仁昌获其亲炙，为日后肆力于蕨类植物分类学，并获得举世瞩目之成就而奠定基础。1928年东南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未久，又改名为中央大学，秦仁昌已升为该校讲师，其参加广西科学考察，系为中研院临时聘请。当广西调查团尚在进行当中，钱天鹤即在《科学》杂志报道秦仁昌采集之成绩。云“采得植物标本2600余种，合计3万数千份，内中颇多新种，为世人所珍视者。”[6]文中举有两例，一为芸香科柑橘属（Citrus）之一种，豆科紫荆属之一种。此后经研究，即作为新种正式发表。

图3 方炳文

方炳文（1903—1944）。字质之，湖北罗田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钱天鹤所记动物采集成绩，以列表方式进行，此简略云：哺乳类有30余种，鸟类210余种、爬虫类50余种、两栖类32种、鱼类700余种、无脊椎动物类700余种，其中甚多种类为各地博物馆所无。

广西调查结束之后，中央研究院鉴于调查所获至为丰富，认为非聘请专家从事研究，否则不足以尽调查之能事，遂决定创办博物馆，以作研究和展览之所。1929年1月，院长蔡元培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颜复礼、李济、过探先及钱天鹤七人为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处设立于南京成贤街46号。当月30日，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博物馆定名为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1] 中央研究院致广西省政府，1928年4月21日。《大学院公报》第六期，1928年6月。

[2] 《生物研究所报告》，《科学》第13卷第5期，1928年。

[3] 林应时致杨杏佛函，1928年11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三九三（2147）。

[4] 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5]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复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函，1933年2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266。

[6] 钱天鹤：广西科学调查团成绩之一斑，《科学》第13卷第9期，1928年9月。